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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的殖民记忆肯定是“共同治理”观念重大的阻力，但是，科利尔的主张并不是将穷国重新殖民化，而是希望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诱饵”来促进穷国的“良性治理”（good governance）。具体而言，科利尔提及了三个方面的“政策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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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公正选举与国际反政变承诺挂钩。如前所述，民主之所以在极端贫困国家常常“变味”，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选举很容易被在任政府操控。在此，科利尔建议，如果在任政府能够保证“干净的”选举（国际观察机构往往能够观察到选举是否“干净”），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承诺，当“叛乱分子”发动政变时，他们会动用各种可能的机制保卫当选政府，而不是采用简单的“中立”立场或者停留于泛泛的“口头谴责”。这种承诺之所以对于在任统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在极端贫困国家，权力的主要威胁来自政变而非革命——革命的组织成本太高，而政变则往往是家常便饭。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承诺保卫干净选举的成果，那么不仅在任政治家有更多的动力维护公平选举，而且也能鼓励更多正直的人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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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预算收支的透明与廉洁和国际援助挂钩。是的，国际发展援助应当是“有条件的”，但是，之前世界银行和IMF的做法——将特定的政策主张（通常是紧缩财政、私有化、贸易和金融开放等）与援助挂钩，事后证明风险很大，它建立于很多不确定的知识基础之上。比如，经济危机当中紧缩财政到底是好是坏？贸易和金融开放的程度应当如何？这些在知识上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此推出的政策建议因而具有相当的风险。但是，有一点在知识上的争议相对较小，即，廉洁的政府是良好治理的基础，那么，或许就应当将国际援助与廉洁政府挂钩。由于政府是否廉洁的监控成本太高，或许就可以从预算收支的公开和透明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步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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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增加由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防御功能，减少本国的军费开支，以避免恶性的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不但能促进地区和平，而且可以将资源更多地导向发展而不是军事活动。这当然不一定是说增加发达国家在贫困国家的军事基地——这样做的政治阻力太高，更可行的方案是将军费水平和发展援助挂钩，以及向廉洁的政府提供“远程安全保障”（over-the-horizon security）。在此，科利尔格外强调极端贫困国家的前宗主国的责任，比如英国对塞拉利昂，法国对科特迪瓦，它们应当用“安全保证”（security guarantees）奖励这些国家军事部门的收缩，使其政府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聚焦于发展而不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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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的具体可行性和效果当然值得讨论，但是国际社会对极端贫困和失败国家进行某种程度的“共同治理”，却是值得探索的路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听上去固然大义凛然，但是主权观念作为一种近代才出现的历史建构物，并不具有道德的绝对性。事实上，它甚至常常成为独裁者捍卫绝对专制的话语工具。近年国际干预在某些地区——比如伊拉克——的失败，也不能用以否定国际干预本身的重要性，只是提醒我们谨慎策略和“打持久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说国际干预在某些地区失败了，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地区——的失败则是由国际不干预导致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卢旺达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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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说：凭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干预穷国，反过来却不行？科利尔对这种听上去政治正确的“国际平等观”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具有了对内的“责任政府”，即其政府权力已经相当程度上被国内的权力制衡机制所约束，而许多极端贫困国家的政府对内对外都毫无责任性可言，要求这样两类国家“平起平坐”、“井水不犯河水”，是一种轻浮的道德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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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科利尔的想法会对很多人构成冒犯。然而，当许多极端贫困国家深陷暴力、贫穷和专制的恶性循环，路径依赖则使其难以“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或许只有借助一点外力才可能逆转漩涡的方向。绝对主权、国家平等等观念不但成为许多独裁政府的保护伞，也成为许多更发达、更成功国家摆脱国际责任的动听理由。 然而，对于真正践行责任伦理的知识分子而言，袖手旁观是不够的，那些更幸运的国家应当向更不幸的国家伸出手去——哪怕这一过程会经历失败和挫折，哪怕这只手常常不受欢迎。当然，简单地引入毫无质量的选举、简单地推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或者简单地呼唤政治强人都是不够的。责任心的一面是道德勇气，另一面则是知识累积。事情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无穷倍，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只是抱有更多谦卑、智慧与耐心去行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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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献给John Githongo：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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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序言 危险地区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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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丹尼尔今年7岁。也许他能在有生之年见证战争的终结，也许他会在某场战争中死去。本书的主题，就是解释为什么当今的孩子们实实在在地面临着这两种可能的未来。战争有如疾病，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屡见不鲜。而今一些疾病已被攻克：1977年，科学进步与公众行动携手消灭天花。如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似乎可以提供全球和平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然而全球经济的增长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反而更容易受到任何零星残存的混乱暴力的伤害。正如消灭天花靠的是公众行动对科学的运用，经济繁荣也需要因势利导才能捍卫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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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写的是权力。为什么要关注权力？因为约有10亿人口生活在世界经济最底层的国家里。而在这些穷困潦倒的小国，暴力一直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暴力本身是祸根，同时也是建立负责任的、合法的政府的障碍。说它是祸根，因为暴力斗争的过程极具破坏性；说它是障碍，因为政权一旦以暴力为根基，就会导致这样一条傲慢的假设——政府是来统治国家而不是来服务人民的。你只要看政治领导人的官方照片就明白。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我们的政治家在照片上笑容可掬：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的主人——选民。而在最底层这10亿人的社会里，领袖们不苟言笑：每一处公共建筑、每一间教室里都高悬着他们俯瞰众生的肖像，眉头紧锁，威严赫赫。幸好列强殖民已成为过去，才轮到他们坐江山。《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研究的是，为什么政治暴力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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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结束以来，发生两大变局，其中每一个都有希望推动远离政治暴力的决定性转变。两者都源自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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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选举，在最底层的10亿人的地区广泛推行。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90年代初西非地区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涌现。1998年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摆脱军事独裁。正如第一个千年之末，欧洲小国的国王们都审时度势地突然皈依基督教，第二个千年之交，最底层10亿人的小国领袖们纷纷接受选举制度。在冷战结束前，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里大多数领导人都是靠暴力上台，即靠“武装斗争”或政变的成功攫取政权。如今大多数人靠赢得选举而执政。选举是民主的制度化工具。它可以让政府变得更负责任、更有合法性。它将敲响政治暴力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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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鼓舞人心的改变，是和平的诞生。在冷战结束前的30年之间，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战因此逐步蔓延。而内战战火一旦引爆，就会旷日持久地燃烧：同室操戈往往历时十余倍于国际战争。但是冷战结束后，各地血腥残酷、经年累月的冲突动荡竟一个接一个地平息。南苏丹的战乱已随着和谈而结束。布隆迪的内战，也在多方积极斡旋之下谈判停火。塞拉利昂的内乱，在维和部队的介入下平定。冷战终结，障碍扫清，国际社会转而致力于遏止不断上演的暴力夺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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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之风推波助澜，选举浪潮日益壮大。以暴力攫取政权的乱局成为历史，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在眼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预见这些变化的后续发展？我们的推断能否比单纯的猜测更进一步？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些冲击接连发生，其巧合前所未有，但是每一桩都可以根据其发展历程来分析。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也有选举竞争。这些地区在冲突后期也有许多紧张局势。本书将援用这些事件来分析正在书写中的历史。当你阅读《战争、枪炮与选票》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前沿性研究发展得非常快。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每天早晨步行上班时，我都想知道昨天傍晚我回家之前，是不是佩德罗、安珂、多米尼克、丽莎、本尼迪克特，或者玛格丽特又解决了什么我们遇到的问题。我希望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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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变种。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强力并不构成权利[1]。上个世纪，民主的原则在高收入国家已经被充分认同，而且我们逐渐认识到它的益处。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铺路的应当是选票，而不是子弹。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高收入民主国家又向前迈进一步：从单纯地认同民主的价值到积极地推广民主。在伊拉克问题上，关于积极推广民主的方式存在争议：是直接用武力改换政权，还是仅限于和平的鼓励和诱导。尽管存在争议，但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目标是有共识的，并且取得相当的成绩：在短短20年之内，民主体制在低收入国家中扩张开来。那么，和平都有些什么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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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世界变得更安全。实际上，撇开世界大战那种灾难时期，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尽管曲折动荡，但大致是朝着和平安定的大方向逐渐前进的。虽然我们一厢情愿地幻想在文明开化之前先民们是如何纯善高贵，然而真实的远古社会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那个传说中人类失去的安宁的伊甸园从未存在过：和平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千年又一千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在政治暴力中寻求安全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中国筑起长城。古朱特人为抵御日耳曼部落修建横跨日德兰半岛的屏障。这些名胜古迹屹立在时间的长河里，向我们证明集体防御所拥有的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不久前：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在40年间投入的国防经费高达国民收入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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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过去的10年虽然表面上混乱，其实是比较和平的。研究这类悲伤的课题使用的衡量因子是“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 （battle-related deaths）。武装冲突数据库（Armed Conflict Data Set）滚动记录大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以及小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25人死亡）。根据上述衡量标准，我们来看看近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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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末期（1946—1959），每年大约有4场战争、11场小型冲突。从殖民地独立时期到1991年冷战结束，冲突有持续恶化升级的趋势。1991年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有17场大战、35场小型冲突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倘若暴力以这种速率蔓延，今天我们该身处一个噩梦般的世界。然而事后证明，暴力在1991年达到顶峰。今天的世界与殖民主义末期相比并不太平，但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已经减少到5场、小型冲突下降至27场。所以看上去这一突破与民主制的胜利在趋势上相符：凭借投票就无须动用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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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令人欣慰的信念不过是个幻想。我们对付政治暴力的方法建立在罔顾现实的前提之上。某些国家长年饱受内战之苦，族群分裂对立。所以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国家里选举竞争层出不穷。自1991年始，粉饰民主成为一种时髦，随处可见。一个落选的总统开始显得而且多半感觉像一个异类。这就不止是时髦与否的问题：现任政府一旦落选，许多捐赠人就会转走援助经费。如此一来，在职总统们就得严阵以待面对选民。有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受人民的爱戴，就信心满满。有时候，选民并没有识时务地让他们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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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们忘恩负义，总统们只好另辟蹊径。有那么一两个在操纵大选之前被阻止，比如赞比亚大权独揽的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他在1991年举行选举，却一败涂地。截至本书成稿之时，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最近举行选举的是肯尼亚，时间是2007年12月。津巴布韦很快也将进行选举。自卡翁达落选之后，现任总统们学会如何赢得选举。肯尼亚大选中胜出的是现任总统齐贝吉（Kibaki），然而在肯尼亚国内，人们并不认为他的连任是民主的胜利。肯尼亚民主教育研究所（Kenya’s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in Democracy）所长孔奇·穆丽（Koki Muli）如是评价：“这是一场政变。”[2] 至于津巴布韦的大选，亲爱的读者，你比我有优势，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我无法预知谁将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但非常清楚即将赢得津巴布韦大选的人：我确信穆加贝（Mugabe）总统将会连任。尽管需要选举，总统们已经掌握一整套手段来攥紧权力。而这些选举进行的大背景是制衡缺位、族群分裂以及冲突后期紧张局势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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