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52235
1702952236
随着强国之间和平的到来，战争的规模也缩小了。如今只剩下一些小国在打小仗。往往暴力仅限于内战：一国硝烟四起，他国作壁上观。有时其他国家也会被卷入，大多是邻国，有时是本地区内的国家。偶尔国际势力会介入，或是为了防止一国内部暴乱，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或是为了驱逐侵略势力，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又或是为了强行改换政体，例如第二次海湾战争。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相当多的贫困小国从结构上来说仍然危机重重。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战争血腥、野蛮又漫长。这些都是内战，其受害者大多为平民，而且耗时10倍于国际战争。虽然好在一波和平协议的达成使得内战爆发的频率有所下降，但是新的冲突暗潮汹涌，蓄势待发。除去尚未平息的冲突，2004年有4场新的战争交火，接下来的一年稍有好转，只有1场新的战争。但2005年并不太平，有8场小型冲突在这一年爆发，而2006年又有3场新的战争开火。
1702952237
1702952238
政治暴力并不需要通过战争以及随之产生的“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来达成其夺权的目的。实际上，政治暴力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通常能兵不血刃地攻城略地，那就是以政变的形式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军队的本职是保护国民不受有组织的暴力伤害，有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暴行的实施者。在全世界范围内，自1945年以来发生了357起成功的军事政变，然而每一次成功的背后也有许多的失败。以非洲为例，该地区的相关数据有着全面的记录，除了82起成功的政变之外，还有109起政变未遂，145起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中，相当于非洲每个国家平均经受过7次有预谋的外科手术式袭击。在许多国家，被军队罢黜成了总统下台最常见的原因。
1702952239
1702952240
枪炮、战争和政变就是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国家的现状。它们毁了原本很有希望向前发展的国家。科特迪瓦曾经一度是最繁盛的非洲国家，它的衰落展示这三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在10年间轮番上演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1702952241
1702952242
那么，如果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继续作为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这后果真有那么重要吗？也许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价值观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的痴心妄想，还是让他们维持原状的比较好？我的回答是，这当然重要。
1702952243
1702952244
首先，我们的民主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错。政府不应该凌驾于国民之上发号施令，而应当为他们服务。从民众受奴役到政府变公仆，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这一历史进程是艰辛而漫长的。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政府职能的转变估计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过去的确低估其中的难度，没有为民主制度奠定基础，只输出个空壳。我要论证的是，在民主的基础构建尚且无法实施的时候，光作表面功夫非但不能加速建立民主责任制，只会适得其反。
1702952245
1702952246
这当然重要。因为在最底层10亿人的族群分裂的国家，一旦政权是通过暴力手段赢得，后果通常就会很严重。在族群分裂的国家里，政治强人甚少高瞻远瞩，而极有可能以权谋私或受制于幕后小集团为其牟利。有远大愿景的领导是很重要的，其职责是将政权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我们建政立国的方式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忘记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权国家不仅要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更需要建立在国民认同的基础上。国民身份的认同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通过政治打造的。铸就国民认同，是政治领导人的使命。
1702952247
1702952248
这当然重要。因为通过暴力争夺权力的过程代价太高昂。战争和政变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历史的倒退。也许以少量的“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来衡量，目前的战争规模尚不算大，但越来越多的平民被卷入战争，并且事实上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别日益模糊，这表明即使是小型战争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政治暴力不仅对于其所在国家来说是祸患，对国际社会来讲也是公害。特别是它侵害邻国，在主权问题上造成深远的影响。
1702952249
1702952250
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太大同时又太小。国家太大，大到太多元分歧太大，以至于无法协作生产公共物品；国家太小，小到无法享受到国家安全这一关键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了解问题本质的唯一意义就是帮助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大，无法凝聚出一种世代传承的国民身份认同感，那么国家的建设从根本上来讲，就不适用当下时髦的药方——制度的建设。因为在那之前，还要经历一个必不可少的国民塑造的阶段，而大多数上述国家的领导层尚不具备足够的远见卓识来完成这一使命。
1702952251
1702952252
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小，无法提供关键的公共物品，那么把国家主权作为建国的基石就失去了意义。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国家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人民除了依靠国际社会供应必需的公共物品之外，别无他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建立联合主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迄今为止他们在这一点上尤其失败。不过这种失败本身就是他们的症状：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亟需的大多数国际公共物品，只能由那些能够团结协作的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来供应。然而最底层10亿人的小国政府对主权的激烈捍卫，再加上高收入国家领导人的软弱和冷漠，彻底限制了国际行动实际上能达到的效果。本书的核心建议是一种策略，凭借这种策略，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内在的政治暴力。这股迄今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可以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1702952253
1702952254
要驾驭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固有的政治暴力，使其转变为正义的能量，我们需要施加非常有限的一点国际力量。伊拉克战争之后，由高收入国家发起的国际维和行动变得不受欢迎，不仅高收入国家的选民不支持，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也起了戒心。然而军事干涉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只要控制得当，就能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障当地政府顺利履行其对国民的职责，这两者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1702952255
1702952256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如走钢丝。那些把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视作无可救药的烂泥潭的人，很容易把本书里的建言认定为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那些把这些国家看作新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的人，则可能把这些提议贬斥为披着伪装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内政治暴力都不合法的人，控制政治暴力并加以利用这个思路恐会触犯其基本原则。但是，本书的建言并非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而是得到分析和证据支撑的。它们也不是变相的帝国主义。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的人民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享有同等权利，包括梦想拥有独立的国家地位的正当权利。本书的建言也没有破坏民主的原则。我想传达的信息是，要实现建国和民主的梦想，目前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名袒护虚假民主之实，就是走进死胡同。既然高收入世界应当为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提供疟疾疫苗，那么同理也应为他们支援公共安全和政府责任，否则，上述三种公共物品就会长期严重短缺。而只有当它们的供应得到适当的保障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才可能得偿夙愿，享有真正的主权。
1702952257
1702952258
终结政治暴力的愿景是我们的幻想、希望与战略交汇得最为紧密之处。然而事实证明，这也正是我们基于幻想而犯错的代价最沉重之所在。我所分析的每一个变局都蕴含着极大的希望，但事实证明每一个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而导致暴力激增。但这并非“事与愿违”那么简单。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能阐释，是什么决定民主将导致变革还是破坏。更令人警醒的是，我将说明，时至今日，在最底层的10亿人的社会里实行民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引发更多政治暴力。不过，我传递这个信息并不是为了诋毁勇敢的人们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我不是为独裁辩护。可是只有走出幻想，我们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发挥民主制度作为正义力量的毋庸置疑的潜力。
1702952259
1702952260
[1] 引自卢梭《社会契约论》。——译注
1702952261
1702952262
[2] “齐贝吉当选引发肯尼亚骚乱”，《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1日，第6版。
1702952263
1702952264
[3] 俄罗斯设计的一系列自动步枪，如AK-47突击步枪。——译注
1702952265
1702952266
[4] 力利浦特，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虚构的小人国，居民身高仅6英寸左右。——译注
1702952267
1702952268
1702952269
1702952270
1702952272
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一部分 否认现实：疯狂民主
1702952273
1702952275
第一章 选票与暴力
1702952276
1702952277
我们生活的时代，恰逢一场伟大的政治巨变：民主体制传播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但这是真民主吗？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确有了选举。在美国和欧洲的施压之下，选举制度得以大力推行，并且它作为民主制最显著的特色而被视作其界定性特征。然而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不仅有差额选举，还有选举的实施规则：舞弊必受惩治。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有针对当选政府的权力制衡机制：胜选者不得镇压落选者。这场伟大的政治巨变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主的传播，但实质上只是选举的普及而已。假如赢家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选举就成了事关生死的博弈。假如这场殊死竞争本身缺乏实施规则的制约，那么候选人就会被迫采取极端行动。这样的结果不是民主：我把它称为“疯狂民主”（democrazy）。
1702952278
1702952279
在疯狂民主之前是个人独裁。这种政治体制大多数根本不屑于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粉饰自己。扎伊尔[1]总统蒙博托（Mobutu）当政期间，其治下奇异的政府体系在米凯拉·朗（Michela Wrong） 的《跟随库尔茨先生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Mr.Kurtz）一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个人统治意味着种族优待以及国家机构的式微。蒙博托把大权建立在贪婪和恐惧的基础之上：他宠信忠仆，大肆封赏逢迎媚上之徒；打压异己，纵凶折磨有反对嫌疑之士。而类似的国家奉行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德格政权（Derg regime）以及安哥拉的“安人运”[2]。这些严酷残暴的政权不出意外地在西方的左翼阵营中吸引到大量的支持。然而多数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幌子、政客圈子里往来应酬的漂亮话，就像基督教的观点想必在19世纪的沙龙里占据主流一样。这种自欺欺人的主义盛行于津巴布韦，他们有一个政治局，人们互称“同志”。这些非民主的政权似乎容易导致动乱。蒙博托和德格集团都是被反政府军推翻的，而“安人运”曾经历过与“安盟”[3]的大规模内战。
1702952280
1702952281
纵观上世纪90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独裁政权就像被保龄球击中的木瓶一样接连倒下。有些国家的民众受到东欧形势的鼓舞而走上街头，其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下台的事件最为震撼。有时援助国以民主为条件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肯尼亚，因为民主国家认定可以向该国总统莫伊（Moi）施压。有时独裁者会审时度势，跟随风向变化。他们身边往往簇拥着溜须拍马之辈，这种情况反而可能有助于民主化进程。试想一位独裁者在掂量民主改革的时候会怎么问他的扈从。实际上问题只有一个：如果开放选举，我能胜选不？扈从能怎么回答呢？他多半心里没谱：因为做民调从来就不是他的职责。但是，就算扈从官员觉得民众痛恨总统，他也犯愁。多年来不正是自己歌功颂德，蒙骗总统说人民无比爱戴他吗？那些向总统进忠言的顾问往往早已被疏远。
1702952282
1702952283
于是，至少有三个独裁总统因为自信满满地开放民主而遭到了失败。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赞比亚的卡翁达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因为他们自信能赢，所以让公民投票。结果苏哈托丢了东帝汶：东帝汶人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独立。卡翁达比苏哈托好一点：他拉拢了20%的选票支持，这么看确实有部分民众拥护他，那些是他家乡的人民，因为他以大幅公共支出来厚待自己的老家。而当大选结果揭晓时，他得知国民如此不识好歹，自然恼羞成怒。不过，我们永远无从得知那一刻究竟发生过什么。幸运的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正好在赞比亚领导一个观察团监督选举。当大选结果逐渐明朗时，卡特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他迅速赶到总统府，守着卡翁达，安抚他的痛苦，直到选举已经无法废除。毕竟卡特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4]。有卡特在旁监督，卡翁达别无他法，只得接受失败的结局。假如当时卡特不在，我们无从得知卡翁达会不会拱手让权：据说他后来周游非洲列国首都，提醒总统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1702952284
[
上一页 ]
[ :1.7029522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