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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处:除非你破釜沉舟、把事做绝,否则无论你的对手有多么差劲,人们总有可能把他选上去。老百姓什么蠢事干不出来?你不禁伤感地想起科特迪瓦总统盖伊(Robert Guei),这位总统的故事我们稍后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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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重要对手都滚蛋是明智的,但这还不够。你焦虑地思索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自己还没想到。于是你突然长长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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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七:在统计选票时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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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你总算想到一条听上去相当可靠的妙计。用这条计策你根本不可能输:执政党1票,在野党1000万票。报道头条这么写:“执政党以一票险胜。”这一招也可以用来巩固其他几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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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民意识到你怎样都能赢,他们投票的真实数额不算数,他们就更没有动机拒绝你的贿金而去支持反对党。你也可以把这条计策作为备用,等你预计自己快要落选的时候拿出来救场。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中,当议会选区的结果一个接一个地出炉时,眼看反对党的总统之位已是十拿九稳,然而当选举委员会把这些选区的票数加和统计成全国总票数之后,瞧瞧,在任总统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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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处:如果你动作太大,定会招来国际舆论批评。还是小心为好:肯尼亚大选结果出炉之后,欧盟发现数据前后不一致,颇有微词。有一个选区支持总统的票数很不巧被公布出来,起初是50 145票,这个数字在最终统票的时候却变成75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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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方法绝对是最适合你的。只要记住过犹不及,别弄出个得票率99%来,搞得像是苏联的选举结果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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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总统幻想到此结束。让我深感震撼的是,从一个自私的政治领导人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好好地管理一个称职的政府这样一个艰巨又不可靠的选择来说,其他的歪门邪道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的选举中——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标准——现任政府有大约45%的几率连任。在最底层10亿人的某个国家的选举里,尽管选民们通常有着更多的对政府不满的理由,但是现任政府获胜的概率更漂亮,高达74%。政治学家们建立一套民主政治的衡量指数,名为Polity IV,最低为-10,代表地狱一般水深火热的恶政,逐渐上升直到+10,代表天堂一般理想完美的善政。以这套标准来衡量,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有一些国家落在-10到0之间,他们的总统们连任的成绩却是惊人,达到88%。不管是什么原因,在这些国家里,现任总统们真的非常善于赢得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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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要系统地研究胜选策略。为此我找到佩德罗·文森特,他已经进行过关于两个接近西非海岸的岛屿佛得角(Cape Verde)和圣多美(Sao Tome)的相关研究,在这个领域已有经验。我劝佩德罗说,我们应该瞄准更大的目标:虽然小小岛国提供比较理想的自然试验的例子,但我们应当尝试研究一个重要的新晋民主国家。我们选择2007年刚结束一场大选的尼日利亚。除了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举足轻重之外,还因为关于该国已经有人做过一些很棒的小型统计学田野调查。该国素有社会环境艰难险恶的口碑,它的物价也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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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小道消息都说尼日利亚的选举有猫腻。总统奥巴桑乔早就有意修改宪法,以便自己能继续当第三任总统。修宪需要国会通过,而觊觎大位的副总统则奋力阻止奥巴桑乔。经过一场胶着而激烈的国会投票,副总统成功地禁止总统第三任期。修宪失败,这下总统奥巴桑乔连个钦定的接班人都没准备好,因为很明显他怕养虎为患,从来不愿培植任何能接替自己的人。更糟的是,副总统利用他在现任政府中的地位,已然站稳脚跟,成为呼声最高的下任总统人选。如果有一个人让奥巴桑乔不想输给他,那就是这位副总统。所以,在选举前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他必须打一场恶仗,推一个自己人出来和副总统竞争。当大选活动临近,他告诉他的党派,“要么干一场,要么就等死”。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不择手段。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参考上文中列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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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尼日利亚实地考察期间,我认识一个叫奥蒂福·伊格布泽 (Otive Igbuzor)的政治活动人士,他发表见解直言不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不赞同他对经济的一些看法,但是当他谈到国内政治问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缺位的问题时,讲得既逻辑缜密又富有激情。他也非常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即使面对我这个老外也不嫌弃,愿意和我探讨。于是我们决定合作。我带着一个研究团队做科学的田野试验,他负责一个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行动援助”(Action Aid)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他的团队由一群富有使命感的当地人组成。我们共同设计一个田野试验,旨在研究三种非法策略:贿选、恐吓和计票舞弊。此外,密歇根州立大学有一个团队在为泛非研究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做政治倾向调查,他们也是我们的合作方。我们试验的核心是看能否设法制约针对选民的恐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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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某一次选举期间,我们开展了一项研究,尝试减少政治暴力。因为当时预测那次选举的问题特别多,所以我们真是在挑战极限。全体参与人员都面临着一定的人身危险。除此之外,佩德罗还停下手头本可以完成并发表的论文,来加入这个高风险的项目。这项研究要持续好几个月,并且很可能什么成果也拿不出来,而佩德罗当时的经费要到期了,他要靠发表论文才能获得下一个研究职位。我本人也需要鼓起那么一点勇气,好去安抚那些资助我们的研究基金会,向他们保证我们不是在往水里大把扔钱。那次选举的确出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欧盟派遣的监督员说该选举“不可信”,而人权观察将其形容为“一场闹剧”。在本书成稿之时,已经有5名当年入选的州长被尼日利亚法院起诉免去公职。在广大尼日利亚人看来那次选举明摆着漏洞百出,而这些漏洞正好是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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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种非法策略我们都发现明确的统计证据。“行动援助”发起的反恐吓行动大有成效。他们随机挑选开展行动的地区,事后发现在这些地区的选民更有勇气投票。我们在选举前后均做了采访,和其他地区相比,那些开展行动的地区有着更多的最初放弃投票的民众后来又改变主意。另外,除了投票率整体上升之外,那些公认的纵容暴力的政客的票数下降了,因为最初准备为这些候选人投票的人反悔了,最终待在家里哪也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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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单凭一个非政府组织发动一场行动就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惊喜还不止这一点。我们还发现贿选和计票舞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衡量方式是调查在民众心目中,该选区的贿选和计票舞弊行为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发现,选票操纵的结果有利于当地的执政党。诚然,只有执政党才有能力操控计票。但令人惊讶的是,当贿选和计票舞弊的情况较少时,对选民的恐吓就会相对比较严重。由此证明,至少在尼日利亚的选举中,暴力恐吓是政治上弱势的候选人普遍采取的竞选策略,这也许有一点类似于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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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尼日利亚的政客们显然采取的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竞选策略。想一想这么做的后果吧,在前文分析过的几种选择都可行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再不可能有什么政治问责可言。如果政客通过这些无耻手段赢得乌纱帽,这样的民主制也无法赋予他们执政合法性。落选的一方不会说“很好,现在由你来领导”,而会说“你是靠舞弊上位的”,然后发动骚乱。换句话说,民主选举本身无法解决暴力问题,也无法解决改善政府功能这个更大的问题。这种民主选举只会把政府领导班子拉进臭水沟。这简直是一定的。一旦胜出,赢家便从此掌握最便捷高效的吸引选票的手段。因此为了在政界生存,选举竞争变成一场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斗争。在制衡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最便捷高效的手段压根不会是尽职管理国家——这个选择恐怕要排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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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地方选举中有一件事吸引我的注意。那是联邦首都阿布贾现任市长Nasir el-Rufai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与大多数同僚不同的是,他主政期间颇有作为。他的能力得到广大的尼日利亚人的认可——2006年他被授予“银鸟”年度人物奖。的确,以各种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个能人。作为一个尼日利亚年轻人,其教育背景很了不起——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作为现任市长,非常难得地没有利用权力来进行运作,相反,他诚实守法地参加竞选。结果他输了,事实上他甚至没能在初选中获得党内提名。舞弊手段的力量如此强大,正直的候选人难以与之相争,往往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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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选举如何博弈的问题开始探讨到这里。我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最底层10亿人所处的一个典型的国家里,选举竞争非但不能督促政府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反而会让政府更腐化堕落。不过,现任官员即使要在选举中做手脚,他们同时也可能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换言之,做一个好政府和采取其他不合法的手腕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可以互补:一个怕输的政客可能会把所有正当的和邪门的方法都试上一试。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的不是政客在竞选中使用的策略,而是当选后推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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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自90年代初开始有了选举竞争以来,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经济政策趋于好转。那么是否真实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民主体制促使政府推行更好的经济政策,尽管当初在大选中他们赢得并不干净。这个假设似乎颇有道理。我曾与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丽莎·肖维(Lisa Chauvet)合作研究过政策和政府管理改革的先决条件。民主和选举对改革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这个课题算是在我俩先前合作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拓展,因此她也加入进来。唯一的问题是她当时怀有身孕。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赶在小迪亚哥出生之前完成课题,拿到我现在向你展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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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囊括所有在某一时期曾经民生凋敝并且政策和政府管理都有重大缺陷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得以走出困境、改革成功,以及研究民主制——特别是选举——对这个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政策和政府管理”这个词组写出来容易,人们也能在合理范围内就其指代意义达成共识。但是在研究工作中,这是一个很难精确考量的概念,更难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衡量政策和政府管理的指标,要求对于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尽量长的时期内都可以找到,并且其量化方式都一致。符合条件的指标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世界银行整理的“国家政策与体制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另一个是一家公司统计的“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两个指标都建立在专业人士的评估基础上,其量化过程有点类似标准普尔主权信用评级。我们选用世行的评级,主要是因为世行的数据比另一家评级公司的要早开始7年,时间跨度更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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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已发现有一些先决条件明显有利于改革的推进。比如国家人口越多,改革起来就越快。我想这是众多人口为讨论经济政策的专业刊物发行提供了市场的缘故。印度有一家报纸叫《经济日报》,发行量120万份,实力雄厚,记者遍布全世界。假如津巴布韦也有那么一家专业的经济类报纸,发行密度也和印度的《经济日报》相同,那么以津巴布韦的人口,这家报纸的发行总量也不过1万份,因此津巴布韦出不了《经济日报》。另外,援助国提供的技术支持对经济改革也有好处,不过当地政府往往不重视这种外国专家来指导改革的援助方式。然而与以往的课题不同,我们在这次研究中看的是选举和民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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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举有一个问题,就是选举往往没有一套既定的时间表,而是顺应时势的产物,而催生选举的时局本身也有可能推动改革。如果研究者不懂得思辨就麻烦了。我举个例子,假设实际情况是人民要求社会变革,他们时不时地能争取一点政治上的突破。假设他们在渴求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呼吁实行民主制度,结果他们既进行选举也推动经济改革。如果研究者不仔细,这件事情看起来就像是选举导致改革。那么他需要怎样做才能避免错误呢?答案是得找到一个东西,它既能合理预测下一次选举时间,又不影响当下发生改革的概率。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主意,是根据前两次选举之间的时间间隔来预测下一次选举的时间,理由是在许多国家选举都有比较固定的频率。的确,在部分国家选举的时间表是具体而确定的,比如美国。在这些国家,政府无法左右大选的举行时间。因此只用这类国家的数据来进行重复分析,是检验结果可靠性的一个简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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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研究两次选举的时间间隔如何影响政策和政府管理——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关系。紧接着一次选举之后的数年内,政策改善的概率逐年提高。再往后,快到下一次选举时,改革的概率却转而逐年下降。选举之前两年的时候改革几率急转直下,而选举前一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政策和治理的改善。这些结果告诉我们,距离选举的时间最长的时候——不管是上一次还是下一次选举——改革的可能性最大。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在选举结束之后的一两年内,政府刚上台,落实改革的能力不足;而下一次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政府又忙于准备争取连任,没精力搞改革。毕竟,大多数改革要等好几年才能见效,而任何在下一次选举之前看不到的成效在政治上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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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让人高兴不起来:它意味着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改革的实施不但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成为干扰因素,让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我想起我的朋友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就任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部长时曾对我说,虽然政府为期4年的任期才刚开始,给她推行改革的时间却只有3年。“最后一年全用来搞政治。”总统这么跟她解释。后来正如我上文所述,改革果然在下一次大选之前无疾而终。不过也可以这么理解,所有表现出来的选举效应实际上是政治性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的一种变体。所谓政治性经济周期,原本是富国的政客们和选民玩的把戏,临近选举就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往市场里注入大量货币;而无论谁上台都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收拾前一任留下的烂摊子。不过,就算有政治性经济周期这种弊病,也不意味着民主不如独裁。这个事实仅仅表明民主体制并不完美。所以,我们发现的选举效应本身并不能说明,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改革的国家而言,民主和独裁两种体制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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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丽莎和我使用政治体制(polity)衡量指标。国家体制到底有多民主?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约束?特别是候选人是否遵守规则、诚实竞选?幸运的是,政治学家们早已发明出一套标准来分类量化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例如,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们使用的标准衡量指数叫做Polity IV,它按由低到高的顺序,用0到10的数字为民主制度赋值;同理,-10到0则标志着独裁体制由强到弱的程度。按照这套标准,“人间天堂”朝鲜为-10,挪威、瑞士这种完善纯粹的民主国家为+10。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选举竞争乱象丛生,最高排到+2或+3,而它们在民主化浪潮到来之前平均处于-6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们曾经大多数是独裁国家,目前这些国家平均在0左右。当我们把政治体制指标加入考量时,发现它们具有更深一层的效应,只是之前被选举导致的周期性现象掩盖和混淆。选举有可能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但也可能适得其反,诱使其在恶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在一个国家搞选举,到底会造成哪一种效果呢?这个问题部分取决于该国社会结构的状况,部分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构建。国家人口越多、族群对立现象越少,选举制度就越能取得好的效果。同样,在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政体,尤其是选举过程合法有序的国家,选举制度对国家就越有利。 有证据表明,在族群对立的小国,如果没有规范选举行为和操作程序,那么选举制度往往会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而不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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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化进程仍然在“越民主越糟糕”的困境里徘徊——愈发普及的民主制度很可能事与愿违地阻碍应有的经济政策和政府治理的改革。这些国家自民主转型至今,已经失去了专制集权曾经有过的那么点便利,但又尚未发挥出民主的优势。通过民主转型走向民富国强,对于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依然任重道远。事实表明,举行选举容易,而权力制衡难。总统们欣然笑纳选举制,因为赢得大选就像受封加冕一样荣耀,他们真正担忧的是自己的权力可能被分散牵制。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意识到只要权力不受制约,自己就有把握竞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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