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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如果这种对选举竞争的批判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影响极大。旨在帮助落后国家发展进步的整套现代方法都是建立在民主选举能救国的假设之上。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选举制度也受到热烈的追捧。实际情况似乎证明这套救国妙方行之有效。比如阿富汗，作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仅仅数月之内就能实行选举。又如伊拉克，这个饱受暴力蹂躏的国家，竟然也能组织选举，投票率还相当高。再看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摆脱比利时残酷的殖民掠夺，又陷入总统蒙博托祸国殃民的独裁统治，紧接着是尸横遍野的内战，在经历重重困厄苦难之后，居然也能政治改革，搞差额选举。在我看来，我们是被苏联政府对任何形式的差额选举的恐惧误导了，以为只要能举行差额选举，就赢得了关键的胜利。实际上要在选举里做文章并不难，只有那些实在过分敏感多疑的独裁统治者才不敢搞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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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很容易推行选举呢？自然是因为政党和选民都有强烈的参与动机。对于政党来说，选举是通向执政权力的阶梯。对于执政党来说，赢得大选既能巩固权力，又能让援助国承认其执政合法性，赌一把何乐而不为？对于在野党来说，至少有一线机会可以争取。而当执政党动员起他们的支持群体时，就算在野党没有胜算，也得积极应对，争取自己的支持力量，否则就等于把支持者拱手让与执政党。而选民们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呢？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迷惑不解，却忽略明摆着的事实。我们过分执着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人们是理性的，他们一定是受自身的物质利益驱使而作出某种行为。因此，我们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谓“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的限制——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考虑“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牛津大学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经济学家科林·詹宁斯（Colin Jennings）却帮助我从更现实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受到家乡北爱尔兰的情况的启发，他强调人们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从而获得一种成就感。用投票表明身份认同，就好像球迷戴上自己钟爱的球队的围巾一样开心惬意。所以在以族群身份划分政治阵营的国家，选民投票率很可能特别高。荒谬的是，政治越是与政策好坏即“工具主义”投票理论的关注对象无关，人们越有动机投票。或许美国人民的投票行为是服从“工具主义”理论的。的确，这也有助于解释美国的投票率为什么不高。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族群对立的国家里，人们投票很可能主要是为了表明身份、划分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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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总结我们这一章讲过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一点也不讨喜。民主制度，至少就其至今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普遍实施的形式来说，似乎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和平稳定。相反，它可能导致更加频繁的政治暴力。与此或许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有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合法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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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的政治家们赢得大选所倚赖的那些手段，必须以乱政为前提。这一点是受有关民主制度阻碍改革的证据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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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广选举制的过程中，富有的自由派民主国家犯了基本的错误。我们想让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变得和我们一样，却忘记了自己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并非一蹴而就，从专制时代一步跨入自由的民主制度，又怎能罔顾现实，期待这些国家能够跨越历史上数个阶段的历程，一步到位完成过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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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鼓励这些国家搞民主选举，结果却弄得他们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既丢掉专制政体高效果断的执行力，又没有学到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政府责任。稍后我会论证事情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绝望，但目前还得继续展示这些令人不悦的东西。你将看到，这个问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我以时任美国驻肯尼亚大使的迈克尔·兰恩伯格（Michael Ranneberger）的一句话来结束本章。兰恩伯格在肯尼亚大选揭晓之后，先是遗憾地评论“今天对于肯尼亚来说是一个可悲的日子”，紧接着又犀利地指出“我目前最担忧的是暴力问题，实话说，暴力冲突将会在部落之间产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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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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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PLA，全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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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TA，全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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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卡特在1980年大选时，争取连任却败给里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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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名著《历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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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佩里安德（前665—前585），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科林斯的第二任僭主，古希腊七贤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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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林斯，古希腊城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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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米利都，古希腊城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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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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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wangi Kimenyi and Njuguna Ndung’u, “Sporadic Ethnic Violence: Why Has Kenya Not Experienced a Full-Blown Civil War?” in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Volume 1: Africa）, ed.Paul Collier and Nicolas Sambina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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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肯尼亚大选中部落之间矛盾爆发”，《纽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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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二章 族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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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选举中，反对党候选人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出身于卢奥族（Luo）——肯尼亚48个部族之一。他获得卢奥族人98%的投票。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按族群身份投票。不过，这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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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的国籍之下，每个人都拥有某种别的身份，而且往往还同时拥有好几种。比方说，我本人除了是英国人之外，还是英格兰人，确切地说是北英格兰人。如果还要追根究底的话，我还是约克郡人。我教儿子丹尼尔唱我们的郡歌“On Ilkley Moor bar t’at”[1]。2001年英国大选，最后是一个约克郡人和一个苏格兰人角逐首相之位。然而我和大部分约克郡出身的选民都投给那个苏格兰候选人。如果公民们同时拥有几种身份，国家可以运转良好；可是一旦人们对这些身份的忠诚超越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忠诚，国家就要出问题。卢奥族人的投票告诉我们，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群身份往往胜过国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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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族群更加多元。而这种多元却几乎成了一个禁忌话题，因为这些地区的族群问题实在是太令人沮丧。我认为这些问题虽然的确棘手，但并非无解，只有正视问题，才可能找到化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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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多元性加剧了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推行正规合法的选举竞争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然而更严峻的是，族群多元性阻断国家体系的基本运转，即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一功能。人们很容易据此断言，族群多元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需要的是政治强人。此言差矣：族群多元的国家搞民主虽然有缺陷，但落入独裁者手中更糟糕。不过政治领导人的确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领导人必须首先塑造民族国家，而后才有政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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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自己的族群如此忠心耿耿，这种情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在没有政权国家的情况下，种族显然是集体行动的基础。对于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的农业社会，有一种集体行为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保险。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日子是很有风险的，如果正遇上犁地、播种或是收获的时候，你恰好病倒，那你的血汗钱就泡汤了。如果储粮遭了虫害，那你就等着闹饥荒吧。所以你需要灾害保险。而保险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道德风险”，这个含糊其辞的概念说白了就是：假如我有了保险，管他呢！如果你能给自己上一个防止收入损失的保险，何苦还要早起劳作？所以但凡道德风险的问题没有解决，保险就不可能存在。而化解道德风险的方法，不是愤怒地抗议保险公司怀疑你的人品，而是让他们能够观察到你的所作所为。只有保险公司看到你在尽全力好好工作，才可能为你提供收入损失的保险。对于一个私营保险公司来说，实施这种监督的成本高得惊人，然而对于一个社区群体来说却很容易做到。管闲事、嚼舌根、亲朋间互通消息，这些信息散布的形式在一个社群里再寻常不过，这些信息也正是保险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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