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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政策意义是，多元社会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尽其所能大力发展私有部门。这也能说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欧洲的国家与美国相比族裔构成较为稳定单一，所以欧洲的公有部门比美国更大。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裔构成非常多元，尤其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直到最近广泛奉行的意识形态却偏偏是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第一代政治领袖中绝大多数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接受教育。不仅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正是鼎盛时期，而且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欧洲的社会主义人士成为第一批支持反殖民斗争的政治家。除了受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之外，效仿苏联模式也有好处，因为可借鉴现成的建立军事力量的路子来应对自身的国防安全问题。80年代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的一个方面，就是非洲政府在西方的鼓励或强迫下对公有部门进行私有化。虽然有批评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强行上马，但是改革的方向是适合族群多元的非洲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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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多元性有利有弊，听上去好像只要安排得当就可以正负相抵，使得净效应可忽略不计。然而，你已经知道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同一件事情的影响可以大不相同。比如我们之前讲过，民主制使政治暴力在高收入国家降低，却在低收入国家上升。族群多元性会不会有类似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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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多元性的正面效应只显现在较高收入水平上，也就是说多元性对于美国来说是件好事，对于欧洲来说，虽然日益多元的族群构成可能对福利制度造成冲击，但是生机勃发的私有经济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然而对于肯尼亚和其他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多元性是个弊端。在低收入水平上，多元性意味着巨大的净经济劣势，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低收入国家和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相比，经济增长平均落后2%。为何多元性对高收入国家有利，对低收入国家不利？原因可能是，多元性的关键优势来自知识与技能。在一个拥有高水平的知识技能的经济体，多元化的知识技能储备越多就越有利。但是对于知识技能尚处于基础水平的经济体来说，多元化发挥的空间较窄，用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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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说来，目前的结论表明，族群多元性增大社会协作的难度，并且在低收入水平上这个效应相当显著，足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经济增长。我们很容易由此断言，多元化社会不可能依靠团结协作来获得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所必需的集体力量。那么，为了获得这种集体力量，就得靠强权。强权总得有人来领导，这就引出了“仁慈的独裁者”一说。最近的证据显示出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在足够敏锐和相对温和的领导下的威权国家可以发挥出集体力量，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那么，这是否就是族群多元化的低收入国家的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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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到基本的安全问题上，支持专制制度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你已经看到，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制度使得政治暴力在其所有的主要形式上都愈演愈烈。民主制让此类国家变得更危险，镇压却似乎行之有效。于是我们又回到这个丑陋的事实：萨达姆·侯赛因在维持伊拉克的和平稳定这件事上比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做得更好。更好的公共品——独裁者会让火车准点运行——以及更和平稳定，这些支持独裁体制的理由令人不安，却又如此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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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贬损一个敏锐而温和的独裁者的好处，但是我认为对于族群多元的国家来说，这个出路是非常危险的。族群多元性能导致糟糕的民主制度，也能造就糟糕的独裁制度。在族群多元的国家里，独裁者们打的往往是族裔牌，凭借本族的势力攀上权力的顶峰。因此，他们善待的受众范围就不可避免地狭隘，仅限于本族而已。权力的基础越窄，量全国之物力为本族谋私以维持权力的动机就越强烈。而发展国民经济让每一个普通民众受惠这种事情，对于独裁者来说就没什么吸引力。所以按照这种分析来看，族群多元化的国家是非常不适合搞独裁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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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最好拿证据说话，不过这个问题很不简单。我一开始暂且做了个粗略的尝试。我发现，就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族群多元的国家比单一民族的国家更需要民主制度。如果这个结果是正确的，那么族群多元的国家不是需要独裁，而是特别地不适合独裁。这个结果很新颖，已经在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尽管如此，这显然只是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还很可能走错。最近爱丽亚娜·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和她尊敬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尔伯托·阿勒思纳（Alberto Alesina）再次探讨这个课题，并发表了一篇更为详尽的分析。我读着他们的文章，心情复杂：一方面为有如此重量级的团队研究这个课题而倍感欣喜，同时看到他们考虑到被我忽略的可能性而由衷钦佩；当然，另一方面也害怕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被他们否定。在学术界，你离自取其辱的窘境从来就只差一篇失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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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忽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多元性在高收入水平上的害处要小一些。但这个结论很可能为我关于民主体制的论断敲响丧钟。因为民主国家普遍收入水平较高，我又没有控制收入因素，所以很可能我的结果只是由于这条相关性而已。他们逐步展开自己的论证，首先验证我的结论，再推出他们的观点，最后合并这两种可能性。谢天谢地！他们发现两种效应都是存在的——族群多元性在较高收入水平上负面影响较小，并且的确很适合实行民主制。我一方面为族群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受肯定而高兴，一方面也为自己没有犯错而吃了定心丸。他们承认，在几种情况下这些结论可能不可靠。然而，这些结论提醒我们，要警惕族群民主政治一遇到问题就武断地走独裁道路这种跳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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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尝试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我从前的工作，与阿勒思纳以及拉·费拉拉的研究一样，都是用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绩效的指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指标。如果多元性的确有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那么关键就在于衡量其净效应是正还是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综合衡量绩效的指标，并不比其他可用的指标差。然而，如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净效应确实为负，那么我们还需要究根问底。多元性在公共品方面的不利效应必定是通过政治或社会选择来实现的。因此我决定把关注点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一个更直接衡量这些选择的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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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题显然属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我也有幸与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合作。他和阿勒思纳一样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并且是研究非洲的政治学家老前辈。多年来我们在一个大型团队里共事，在一个专注于非洲的研究网络的资助下开展工作。我们的团队致力于研究为何在1960年之后的40年间大多数非洲经济体都陷入停滞。决策失误肯定不是唯一的解释。例如，众多非洲国家处于内陆的地理位置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不过，决策显然是有影响的，而我们团队决定专门研究那些扰乱国家功能运作的决策。有一年夏天，我们在斯坦福大学会面，把各国经济史的文献都整理一遍，对于几点症状达成共识。例如，其中一点就是在繁荣期间管理不善，用举债支撑经济增长，然而又把所得的成果挥霍一空。我们发现，那些没有这类症状的国家即使没有高速发展，也都总能避免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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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和我决定用这些关键症状作为我们的业绩衡量指标，考察族群多元性是否会导致一个国家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我们发现极多元的族群构成与政治压迫相结合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这也正是导致非洲诸国产生错误决策的根源。的确，族群多元性和独裁政体只有通过这样的致命互动——不单是独裁政体，也不单是族群多元性，而是二者的结合——才使得一个国家更容易患上这些症状。这个结果完全建立在非洲不同国家的情况之上，却和基于世界各国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十分契合：族群多元的低收入国家搞独裁，后果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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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讲讲我认为最具洞察力的研究，是蒂姆·贝斯利和他的学生下松真之合作的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其标题颇具煽动性，叫《让独裁政体成功》。他们展示独裁体制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治国业绩——独裁国家可以管理得非常成功，也可以失败透顶。不同独裁国家之间的情况区别之大，远甚于民主国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区别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那些成功的独裁国家一个都不在非洲？他们给出答案的核心在于一个“选拔团”的概念。“选拔团”指的是在独裁政体中由少数人组成的代替选民功能的权力核心。这群人有可能罢黜治国不善的独裁领导人。蒂姆·贝斯利和下松发现，成功和失败的独裁政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其选拔团是否愿意动用这个权力。在那些领导人一不称职就被选拔团换掉的国家，独裁政体就会运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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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很重要，但也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决定选拔团是否愿意罢黜不称职的独裁者？他们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答案：只有当选拔团对自己维持权力的能力足够自信时，才会撤掉独裁者，另起用一个自己人。我认为，这个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族群分立现象严重的国家搞独裁行不通，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政权更替有风险。目前的选拔团都是独裁者本族人，但是如果罢黜独裁者，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权力落到敌对族群的手中，连整个选拔团都被换掉。当我谈论政变时，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非洲国家，族群分化大大地增加了发生政变的风险。因此，一个有族群背景的选拔团对于打破现状的畏惧是合理的。与此论点相符，贝斯利和下松发现族群多元性会降低独裁政体成功的几率。但是他们也证实族群多元性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其效应是可以被掩盖消除的。只要有着某种很强势的意识形态，哪怕是族群多元的国家也会更容易成功。因为如果选拔团由该意识形态的政党组成，那么无论谁来领导这个国家，权力都会牢牢地控制在党内。然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意识形态，而是能为他们带来共同的身份认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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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经济理论和统计分析都不能给出确定有效的解决方案时，我们所知的就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铁腕独裁看似正是族群多元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最应当避免的。尽管独裁者们有能力控制来自反对派方面的政治暴力，但是用更广泛的标准来衡量，独裁者是国家的灾难。族群多元性也许会使民主政治恶化，但是对于独裁政体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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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克服族群多元性的弊端呢？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由政治领导人去努力建设而成的。有几个低收入国家的领导人成功地通过打造并强加一个国民认同的方式化解了族群多元性造成的难题。其中做得出色的两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1945年到1967年的总统苏加诺（Sukarno）以及坦桑尼亚1964年到1985年的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再往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也领导南非走上同样的道路。苏加诺和尼雷尔两人都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治国潮流的误导，经济决策方面糟糕得一塌糊涂，但是在塑造民族国家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巨人。而苏加诺的使命更艰难，因为印尼幅员辽阔，国民分散居住在6000多个岛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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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认同产生的机制的确一直是一个政治建设的过程。但是接下来我想继续谈谈新建立的后殖民国家打造国民认同感的问题。在这些国家里成功的例子很罕见。那么，领导人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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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加诺和尼雷尔的关注点都在语言上。语言对于族群认同来说确实举足轻重，以至于社会学家主要用语言来度量族群认同的状况。苏加诺推行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作为官方语言。这种语言非常简单，我曾听过澳大利亚的小学生流利自如地进行印尼语对话。尼雷尔规定斯瓦西里语（Kiswahili）作为坦桑尼亚的通用语。以下我重点谈谈尼雷尔的策略，谈他的原因稍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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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部落身份所带来的问题，语言并不是尼雷尔推行的唯一策略。他制定小学课程大纲，加入大量的泛坦桑尼亚历史的课程。学校教育孩子们把自己看作坦桑尼亚人。在通过语言和教育政策重塑文化认同的同时，尼雷尔也改革政治决策的流程。他察觉到多党选举会造成分裂，就绕开这种制度。在地方层面，他把殖民地时代用于巩固部族酋长权力的机制彻底废除，由执政党建立村委会取而代之。在国家层面，不同地域之间即不同族群之间遵循公平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为了建立国家统一的实体象征，尼雷尔还迁都于国家中部城市多多马（Dodoma）。不料这一举动招致援助国的讥讽。出于资金缺乏等诸多原因，多多马至今发展滞后，但此举明确彰显了尼雷尔对于突破固有的地域身份认同感的桎梏的努力。总之，尼雷尔苦心经营并普及这样一条民族团结的呼唤：人人都是坦桑尼亚人，并应为之自豪。他并没有刻意压制族群认同，而只是淡化这种意识。甚至当坦桑尼亚开始实行多党政治的时候，也规定任何党派不得在竞选活动中打族群牌。很巧的是，目前坦桑尼亚反对派领袖就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竭尽所能远离“龌龊政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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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雷尔的策略成功了吗？这是一个本身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去考量的问题。一个标准是“非洲晴雨表”在许多非洲国家用同一套民意问卷进行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非常接近身份认同的核心，这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首先属于哪一个具体的群体？”这一问是开放式的。在其他族群多元化的非洲国家，接近半数的受访者是用族群归属来回答的，也就是说人们首先用族群身份来为自己定位。而在坦桑尼亚，只有3%的回答中包含族群或语言类的关键词。为了不仅仅称自己为“坦桑尼亚人”，四分之三的人选择用职业来作答。我想我也会这么做，尽管我为我的出身感到自豪，但在经济学家和约克郡人两个身份之间选择，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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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调查问卷的回答，或许只说明在礼貌的会话中什么样的答案受到认可而已，因为人们面对采访者可能会把自己说得更体面些。所以，从人们谈论自己的话中作出关于行为的结论，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方法持怀疑态度；我们更愿意从人们的行为来推断他们真实的想法。那么实际上要考察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差异是否导致行为的差异。这个问题更难，不过并非无解：伯克利大学的爱德华·米盖尔（Edward Miguel）最近就做了这项研究。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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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雷尔致力于坦桑尼亚的国民塑造，与邻国肯尼亚的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肯尼亚的第一位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在许多方面上也是一位伟人：他的经济政策就比尼雷尔的好得多。当坦桑尼亚社会主义者指责肯雅塔治下的国家“人吃人”时，肯尼亚人很巧妙地回敬说，尼雷尔建立的国家“人什么都没得吃”。然而肯雅塔没能超越族群忠诚，他厚待自己出身的基库尤部落，使公共资源大幅集中于基库尤部落的中心地带。和许多非洲领导人类似，肯雅塔没能做好自己继任者的安排。他的两个心腹，都是基库尤人，都想争夺总统之位，都竭力阻挠对方。于是在一团乱麻之中，他们最终决定另立总统，这个人选要势单力薄，以便他们在幕后操纵实权——他们从少数族裔里挑了个傀儡。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总统就这么走上了世界的舞台。然而把他推上宝座的两位没料到，莫伊总统在一个关键方面的能力不容小觑——他迅速从他们以及基库尤人组成的选拔团手中夺过权柄。就这样，所有的事情都被颠覆过来，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总统依然大力厚待自己的族人，只不过这回轮到卡伦金族（Kale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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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卡伦金族，它的历史恰好向我们展示了身份认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你可能想象非洲部落的历史要追溯到人类诞生的远古时代。事实上卡伦金族始于1942年。当二战的烽火蔓延到北非时，英国需要为“国王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es）征兵，而且很明智地把征兵目标锁定在广大的贫困地区。发布告示最经济的方法是广播，而该地区方言众多。为此，每条广播都用一种最普及的方言播出，一开头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句话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当然不是英语，而是以当地的方言说“卡伦金，卡伦金”（Kalenjin, Kalenjin）。2007年肯尼亚大选之后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卡伦金族在其中扮演着挑起骚乱的角色，而卡伦金族正是因当年的征兵广播而产生的。这就是族裔认同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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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雅塔和莫伊两位总统都偏袒自己的部族，对于建立国民认同他们压根就没有重视过，没有出台过任何政策来规范一种全国通用语，学校里教的也不是国家历史而是各自的地方历史。在政治上，殖民统治时期的酋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在地方上酋长手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至于各部族之间的平等就更别提。其经济虽然发展得相对好一点，但是肯尼亚没有致力于建立像坦桑尼亚的多多马市那样的国家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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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举行的肯尼亚大选让一批新政客有机可乘。前人留下矛盾的火种，后人继续火上浇油。到目前为止，反对派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是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我们之前讲过，现任统治者在贿选和计票舞弊方面有优势，所以反对党确实更有可能诉诸强调族裔认同这种较为廉价的方案。奥廷加的竞选纲领简直就是承诺种族清洗。由于他的目标族裔基库尤族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一， 这样的竞选策略大获成功。也许他的确拿下了最多的选票，却因为现任政府投票舞弊而最终输掉大选。纵然是对方窃走他的胜利，但是奥廷加当初赢得优势的手段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也是于法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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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两个国家在后独立时代政治战略的差异是如此鲜明，几乎具备一个自然实验成立的基本条件：一边是建立国民认同，一边是强化部族认同。不过，为了满足自然实验的条件，不只需要战略上的迥异，还要这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相似。两国确实相当类似，并且都族裔众多：肯尼亚有48个部族，坦桑尼亚还要更多一些。为了使相似性更强，米盖尔重点研究分别位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两个区——肯尼亚的布希亚（Busia）和坦桑尼亚的美雅图（Meatu）。选择这两个区的理由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比两国之间的更高。当年殖民者随手画的一条笔直的边境线，就把原本完整的一块土地划分成两个国家。但是作为一个自然实验，仅有迥异的战略和两国其他方面的相似性仍然不够，还需要可被定量测定的差异性结果，毕竟身份认同是很难准确观察的。米盖尔决定衡量一些关键公共品的供应，例如地方上募集的用于学校的资金、学校设施的供应以及水井的使用状况是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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