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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的布希亚区，他的发现与其他学者研究族裔多元性的影响得出的普遍结论完全一致。在布希亚区，多元化地区公共品的供应状况落后于单一族裔的地区，而且其效应非常明显。一般的多元化地区，每个小学生的人均学校资金比单一族裔地区的低25%。在学生族裔多元的学校里，教师负责人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切的认识，他们抱怨说部族之间的对立导致家长不愿支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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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坦桑尼亚美雅图的情况又如何？这项研究中设计最重要的检验是，看族裔多元性是否也像在布希亚一样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美雅图之内各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布希亚正相当：有非常多元化的地区，也有单一族裔的地区。结果是毫无差异，族裔多元性在公共品供应上没有造成可察觉的影响。而米盖尔对民众做访谈时了解到的情况也支持统计的结果，人们对他说“我们都是坦桑尼亚人”，还有“这是坦桑尼亚，我们这里没有那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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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通过以上的描述，你已经了解一点米盖尔的研究成果，这真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社会科学研究作品。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尼雷尔建立国民认同的战略取得成功。自独立以来的40年中，族裔多元性对坦桑尼亚造成的损害已经大幅降低，甚至也许被消除了。尼雷尔成功地把一个新的政权国家塑造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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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雷尔和苏加诺展示了国家领导人能够取得的成就。遗憾的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很少推行他们这样的政策。更普遍的是肯尼亚的肯雅塔和莫伊这样的例子，他们强化族裔认同，忽视建立肯尼亚国民认同，这种政策的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朗。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在关注肯尼亚选举后续事件。大约有1000名肯尼亚人在族群暴力冲突中丧生。在这个背景下谈研究是很难的。不过回想我们之前曾说的，2007年4月份尼日利亚总统选举期间，我和佩德罗·文森特做过一个调查。既然那项工作是可行的，我便决定尝试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肯尼亚大选，据我预测这次大选将会冲突不断。我找来一个团队。如你所见，族裔多元性可以强化一个团队：我们的团队由一个肯尼亚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比利时人、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德国人组成。这项研究工作是最近才开展的，所以我目前只能谈一些初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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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调研是在选举后的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然而即使冲突尚未爆发之时，每6个肯尼亚人里面就有5个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会成为政治暴力的受害者，而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受人恐吓，让他们小心“投错票”的后果。和尼日利亚一样，选举暴力似乎是弱势一方惯用的手段：支持政府的人是最恐慌的，而事实也证明他们害怕得没错。但是这些暴力威胁并不是来自底层大众层面的紧张对立，而是由上层的政党组织煽动起来的。针对基库尤人的暴力事件，就是拉伊拉·奥廷加精心策划的选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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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宣布连任之后紧接着就被指控舞弊的事件，我们还发现在调研当时——也就是选举之前的几天——反对党表现得胜券在握。对此肯尼亚选民并不意外：当问他们觉得选举会有多自由和公正时，70%的人认为会有问题，而这样的担忧在反对党支持阵营中异常地高。族裔身份就是一切：只有一半的选民认为他们的首要身份是肯尼亚人。更引人深思的是，族裔身份极大地扭曲了投票的动机。基库尤人投给齐贝吉，卢奥人投给奥廷加，不仅如此，其他的部族也几乎都按族裔身份站队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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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以下结果为族裔政治敲响了丧钟。这些结果涉及选举竞争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的约束。在选举之前的几年，肯尼亚经济形势良好，经历了20多年来最快的增长。并且不只有基库尤族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连卢奥族也承认他们的生活改善了。齐贝吉甚至在卢奥族人中也赢得了极高的支持率，但这并没有什么用。他不是他们族群阵营的候选人，他们不会为他投票：98%的卢奥族人投给奥廷加。在这种投票行为的前提下，没有什么可以激励总统为提供国家公共物品而努力，他还不如多多厚待自己的部族。肯尼亚政治领导人一手造成的如此根深蒂固的族裔阵营分立现状，已经显著地阻碍了选举竞争原本可以规范政府责任的功能。至于另外一个选举的好处——提供执政合法性，肯尼亚民主教育研究所所长孔奇·穆丽如是评价：“这些人难道就不在乎执政合法性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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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伊尔克利沼泽上不戴帽子”，约克郡家喻户晓的方言民歌，歌词是调侃一个在伊尔克利追求女孩的朋友不戴帽子，会被冻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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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齐贝吉当选引发肯尼亚骚乱”，《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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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三章 危局之中：冲突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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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随着千禧年而降临。国际社会终于开始正视长年内战造成的棘手难题。召开和谈，各方施压，于是一系列和平协议陆续得以达成：斯里兰卡、布隆迪、南苏丹、塞拉利昂、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实可谓功绩辉煌。然而冲突后时代的局势仍然脆弱，40%的国家不出10年又再次陷入战乱。这些再次爆发的冲突占全世界内战总数的一半。因此，更有效地维护冲突后时代的和平局面，就是减少内战最有力的方式。那么问题来了，民主制度是这些国家维持和平的灵丹妙药吗？国际组织在冲突后局势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尚浅——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是一个还在摸索中发展的新机构。而且最近的纪录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以下是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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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过渡政府为例。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掌权3年就要召开选举，届时有可能落选。于是各位部长就开始侵吞公款。怎奈税收疲软，国库空虚——你将会看到，减税也是恶政的手段之一。不过贪污的目标不仅限于税收，还有一个办法是举债——中饱私囊后溜之大吉，把债务留给未来的国民去还。遗憾的是，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领导人来说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之前的总统蒙博托已经做到极致，国家负债累累，再也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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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有一种方法。刚果矿产丰富，但大多数资源尚未开发，因为在总统蒙博托时期，哪家公司如果要投资开矿，那就是犯傻。总统遭遇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时间不一致问题”（time-consistency problem）：因为他不能保证自己日后不会被没收矿场，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去投资。然而到了过渡政府时期，全球商品价格一路走高的形势改变了对风险的计算：向过渡政府支付一点费用以换取合法开采权是合算的。所以刚果民主共和国过渡政府的部长们低价出卖国家资产，这也相当于把国民的未来抵押了，在本质上与发债无异。就在几个月前，我和一个精明的开矿权买主共进午餐，虽然午餐很愉快，但当我告诉他这个开采权应当重新协商时，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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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南苏丹的情况。南苏丹多年的战乱得以和平结束，可谓所有冲突解决中最成功的例子。新的南苏丹政府接手的经济景象好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什么现成的公共品都没有。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没有医疗：一无所有，连房屋也没有。唯一的公共品就是军队——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而且停战之后军队就显得冗余。但是南苏丹坐拥巨大的财富资源，因为有一片新开发的油田跨南北苏丹分界线，南苏丹每年能从这个油田得到13亿美元的收入。除了石油收入以外，还有大笔的援助资金涌入，因为每家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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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政府应当把握政策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经历这么多年为解放事业做出的牺牲，南苏丹人民也许很自然地希望政府仔细规划并落实政策，建设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那么两年过后情况如何？一个高级部长这么跟我说：“我们错失良机。”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把支配公共支出的权力交给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这些人掌握权力之后做了什么？他们为自己招兵买马，用公共财政来供养麾下的军队。单是这一项就耗尽了石油收入。而且政府现在进退两难。如果要从预算里挤出建设性用途的资金，就只能裁减兵员，而这些人员才跻身既得利益群体，刚捞到点油水呢。部长们还做了些什么呢？援助资金都用到哪里去了？部长们决定不在南苏丹安家，他们都住在内罗毕，那里公共品好得多。但是援助机构坚持把工作会议地点定在南苏丹，因此部长大人们不得不来回通勤，赶去自己执政的国家上班。那么部长们在这些会议中最关心什么问题呢？他们第一关心的就是要有高大气派的政府部委总部大楼，你大可想象规划图中那些即将拔地而起、挂牌某某部委的水泥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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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贯认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私营部门。南苏丹有一项巨大的私人投资，是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孤零零坐落在茫茫旷野之中，仿佛置身在外太空一般。由于公共品匮乏，那里甚至不通公路。那么谁是酒店的目标客户呢？南苏丹虽然尚未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却是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主要驻地——这就是市场。为了给援助人员提供娱乐服务，酒店旁边还盖了一座国际购物商场。与此同时，援助机构相互之间为谁来管理资金的问题争执不休：每家机构都想牵头，谁也不愿被别家协调。目前南苏丹政府并不独立，它与苏丹联邦政府分享主权。但是，2011年那里会举行完全独立的公投。准备迎接南苏丹这个新国家登上世界舞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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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说另一个刚结束长期内战的国家布隆迪。根据国际社会促成的停战协定条款规定，停战之后很快就举行了一场选举。结果是胡图族反政府武装运动中最极端的一派赢了。他们上台后的政策包括逮捕和折磨反对派的人，挪用公款为私人的民兵队伍购买进口枪支，并且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而联合国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撤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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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经历冲突之后，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并获得其他非洲政府从未有过的国际舆论盛赞。根据某项投资评级，厄立特里亚有希望成为非洲的新加坡。然而不出10年，它又和埃塞俄比亚打起来，并且紧接着发生一起总统发动政变推翻自己政府的事件，半数的部长都被捕。其军费开支保持战时标准并且大规模征兵。在本书成稿之时，厄立特里亚刚刚赶走缓冲区的维和部队，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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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看备受赞誉的冲突后国家东帝汶。这个英勇的小国在历经36年抗争之后，从印度尼西亚获得自决权。在此之前，由于苏加诺总统的接任者苏哈托的愚蠢政策，印尼没有将东帝汶融入本国，而是施行殖民统治大肆压迫。所以当东帝汶获得独立之时，国际社会齐声称贺。也许这么说有些冒昧，但是如果每个80万人的群体都获得自决权的话，全世界的国家将会多达8000个。换句话说，东帝汶的独立无法通过伦理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检验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结果会怎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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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英雄的小国东帝汶自从2001年独立建国以来发展得如何？ 我们前文说过，40%的冲突后国家不出10年又再次陷入战乱，东帝汶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一个高层领导人被发现为自己的私人民兵进口武器，引起军队里大批来自东帝汶西部的士兵不满，进而哗变，逃入山区——也就是以前内战的战场。紧接此后的动乱导致十分之一的人民流离失所。如果不是澳大利亚派出2000人的维和部队进驻稳定局势，这场内乱持续下去，恐怕又要把一个新的主权国家——西东帝汶——推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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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决定冲突后的和平能否长期维持？尽管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我以前一直没有做相关研究。这在统计上是个难题，因为相关的观察资料不多。截至2006年，我们搜集了66个国家的数据，这才足够开展研究。这一次我的合作者是安珂·霍芙勒（Anke Hoeffler），还有一个极聪明的瑞典人曼斯·森德本（Mans Söderbom）。我们决定广泛考察，平等地研究所有可能对维持和平有影响的要素：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军事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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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讨论过民主与选举，就从这方面说起。国际社会针对内战结束后的国家推行的标准模式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并且几年后依照宪法召开选举。这是在明确地践行执政合法性和政府问责制的理论。和平因选举而得到保障，因为一旦当选就是人民承认的合法政府，反对派很难诉诸暴力。不仅是当选的政府的合法性得到承认，选举的民主程序更是确保政府需要考虑各方诉求，从而减少大众的不满，因为政府要向人民负责。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理论是否有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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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考察政体类型是否影响冲突后国家再次动乱的可能性。我们仍然使用政体指数（Polity IV），在其21个级别区间寻找是否有某些级别的政体类型显著地比其他类型更加安全。结果令人沮丧。我们找到的显著的更加安全的区间，对应的都是十足的专制国家：指数级别在-10和-5之间。这一区间的国家重陷战乱的风险相对于平均值40%低得多，只有25%。同时，在不那么专制的政体中——也就是得分在-4及以上的国家——再次爆发冲突的概率高于平均值，竟然高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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