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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看备受赞誉的冲突后国家东帝汶。这个英勇的小国在历经36年抗争之后，从印度尼西亚获得自决权。在此之前，由于苏加诺总统的接任者苏哈托的愚蠢政策，印尼没有将东帝汶融入本国，而是施行殖民统治大肆压迫。所以当东帝汶获得独立之时，国际社会齐声称贺。也许这么说有些冒昧，但是如果每个80万人的群体都获得自决权的话，全世界的国家将会多达8000个。换句话说，东帝汶的独立无法通过伦理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检验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结果会怎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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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英雄的小国东帝汶自从2001年独立建国以来发展得如何？ 我们前文说过，40%的冲突后国家不出10年又再次陷入战乱，东帝汶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一个高层领导人被发现为自己的私人民兵进口武器，引起军队里大批来自东帝汶西部的士兵不满，进而哗变，逃入山区——也就是以前内战的战场。紧接此后的动乱导致十分之一的人民流离失所。如果不是澳大利亚派出2000人的维和部队进驻稳定局势，这场内乱持续下去，恐怕又要把一个新的主权国家——西东帝汶——推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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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决定冲突后的和平能否长期维持？尽管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我以前一直没有做相关研究。这在统计上是个难题，因为相关的观察资料不多。截至2006年，我们搜集了66个国家的数据，这才足够开展研究。这一次我的合作者是安珂·霍芙勒（Anke Hoeffler），还有一个极聪明的瑞典人曼斯·森德本（Mans Söderbom）。我们决定广泛考察，平等地研究所有可能对维持和平有影响的要素：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军事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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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讨论过民主与选举，就从这方面说起。国际社会针对内战结束后的国家推行的标准模式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并且几年后依照宪法召开选举。这是在明确地践行执政合法性和政府问责制的理论。和平因选举而得到保障，因为一旦当选就是人民承认的合法政府，反对派很难诉诸暴力。不仅是当选的政府的合法性得到承认，选举的民主程序更是确保政府需要考虑各方诉求，从而减少大众的不满，因为政府要向人民负责。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理论是否有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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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考察政体类型是否影响冲突后国家再次动乱的可能性。我们仍然使用政体指数（Polity IV），在其21个级别区间寻找是否有某些级别的政体类型显著地比其他类型更加安全。结果令人沮丧。我们找到的显著的更加安全的区间，对应的都是十足的专制国家：指数级别在-10和-5之间。这一区间的国家重陷战乱的风险相对于平均值40%低得多，只有25%。同时，在不那么专制的政体中——也就是得分在-4及以上的国家——再次爆发冲突的概率高于平均值，竟然高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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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具体的最近例子。新千年伊始，安哥拉和斯里兰卡都重获和平。安哥拉依然是世界上最专制的体制之一，而斯里兰卡则很早就开始实行民主制。安哥拉十分稳定，我也相信这稳定的局面会持续下去。但是斯里兰卡的和平已被再次打破，发达国家政府极力批评斯里兰卡政府而非猛虎组织，就像他们倾向于将哥伦比亚重燃战火归咎于该国政府而非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以及谴责乌干达政府打击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一样。我承认也许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过错，但显而易见的是，与安哥拉相比这三家政府真是圣徒一般的仁慈。也就是说，更民主的政体不一定能更好地保障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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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政体的影响就到这里，接下来说说选举的影响。那么，就在我们的冲突后10年间的风险模型中考察选举因素。选举的数据倒是不少，但一开始我们没有发现这一因素有什么明显的效应。这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在一个典型的冲突后紧张局势中，选举这么关键的政治事件不可能不在社会上产生显著影响。后来我们终于发现，选举使得冲突后时期再发冲突的风险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在选举之前的一年间，再发冲突的风险急剧下降，社会看似平静；然而在选举过后的一年中，这一概率陡然上升。最终，选举的净效应是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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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冲突后时期的选举会产生这样的效应？我们需要跳出统计结果来思考。我的推测如下。在选举之前的阶段，各派均有很强的参与动机，毕竟选举是通往执政的道路。所以各派的精力都放在竞选活动上，暴力冲突的概率就下降。但是选举结果一出来，胜负已定。如果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获选的党派会承诺代表全体国民管理国家，并且由于权力制衡机制的存在，政府不得不兑现承诺；而落选党派则会祝贺对方的胜利，并承诺扮演好忠诚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2]的角色。由于真正的民主国家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滥用，落选党派知道在5年之内还有希望赢得下届选举，而冲突后国家的情况往往不同，因为制约机制缺位，赢家弹冠相庆，期待享用为所欲为的权力；而输家则预料到自己将从此沦为俎上之肉，除了暴力推翻当选政府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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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冲突后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的支持下，反政府军领袖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将总统蒙博托赶下台。2001年卡比拉遇刺身亡，其子约瑟夫（Joseph）继位，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领导人。很抱歉使用“继位”这个词，因为这可能会误导读者以为这个反政府起义的真实目的是建立一个如假包换的王朝。请允许我纠正这个错误。正确的说法是：年轻的约瑟夫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被任命为下一任总统。这是事实，当时掌控局势的是国际社会，而非刺杀洛朗·德西雷的人。前文讲过，刚果政府债台高筑，长期入不敷出，而且缺乏一支有效的武装。所以总统卡比拉二世在冲突后时期不得不遵从国际社会的指示，召开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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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选举与法国类似，一共有两轮。第二轮——也就是决定性的一轮——定于2006年10月29日召开。国际社会对政府合法性和问责制这一模式充满信心，计划于2006年10月30日撤出维和部队。“疯狂民主”（democrazy）正在进行时，无视这一现实何其荒谬。不过，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按计划进行，那么此前的一年之内局势应该相当平稳，造成高风险时期已然过去的假象。由于国际维和行动既昂贵又非常不受派出部队发达国家的选民支持，一旦维和部队看似没必要再留守，再加上来自本国的“让孩子们回家”的强大舆论压力，撤离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在维和行动的离奇术语体系中，冲突后选举被视作部队撤离的里程碑并不奇怪。更常见的说法是，选举就是退出机制。稍后我会回来讲这个策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怎么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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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我们的结论表明，与其说冲突后选举是里程碑，不如说是墓碑。当然这取决于维和行动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孩子们也照样会被召回国，而且说选举是什么碑都无所谓。所以我们接下来谈谈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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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求联合国提供其维和行动的数据。好消息是他们有完整的记录。遗憾的是，这些原始记录不便于进行量化分析。我们的助研们花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整理数据。终于，我们拿到按国家和年份分类的部队数量和费用的信息，可以检验维和部队是否真的有效维护和平。结果清晰而颇令人吃惊：维和行动是有效的。用在维和上的资金显著地大幅降低了冲突后国家重燃战火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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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知道，质疑这一结论的一条标准理由就是反向因果关系（reverse causality）。比如，若是只向那些相对安全的冲突后国家派遣部队，那么就会显得他们成功地维护了和平，但是这个关联并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变量，既能解释维和部队的部署，又与再发冲突的概率无关。在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解之后，我们求助于文献资料。我曾经合作过的一个年轻的希腊政治学家尼古拉斯·圣巴尼斯（Nicolas Sambanis），最近刚与曾经在联合国任研究部门主管、研究维和行动的世界权威迈克·多伊尔（Michael Doyle）合著了一本有关冲突后维和行动的书。他们的结论是，派遣部队到冲突后地区的政治决定过程太过复杂，无法对其建立模型。安理会成员国的决策程序仿佛一场错综复杂的“马匹交易”，最终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像是随机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找到能很好预测其结果的变量，同时也说明不存在太大的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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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帮助我们确认一件事。往冲突后地区派出多少部队的决定可以分为两步：第一，到底应不应该派遣部队？第二，如果要派遣，派多少？我们发现从第一步决定中——到底应不应该派遣部队——可以了解一点派遣部队的动机。这一步决定与再发冲突的高风险相关联。最可能的一种解释是，维和部队会被派往容易爆发冲突的地区。我们无从得知这个逻辑是否对于派遣数量的决定也成立。我们只知道，既然决定要派出部队，那么派得越多，该地区就越安全。假如促成这两步决定的缘由的确一致的话，那么越是危险的地区就应该派遣越多的部队。由于我们的研究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派遣部队的决定是随机的，那么以上推理对我们的结论有什么影响呢？其影响就是说明我们的结论低估了维和部队的真实作用。真实的情况是，维和部队越多的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越低，尽管该地区本来是更危险的。所以部队人数和固有风险无关的这个假设也许太过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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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截至2006年夏天的有关冲突后选举和维和行动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与国际社会相关部门分享。我尤其担心，维和部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选举召开后的一天撤出这个提案是不明智的，而当时离执行只剩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我受邀前往联合国新成立的建设和平委员会（Peace-Building Commission）做报告，我也向维和部队最大的派遣国——法国的政府提供研究结果。我了解到部队指挥官们自己也对撤离方案持高度的怀疑态度。选举过后，局势迅速恶化，部队不但没能撤离，还得增派支援兵力。在短短数月之内，大选落败的本巴（Bemba）的私人武装和连任的卡比拉二世的政府军交火。本巴在失利之后寻求外国使馆的庇护，而后流亡欧洲。在他流亡之后，国内秩序并未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是冲突不断，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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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维和行动卓有成效，但是也有麻烦，比如成本高昂而且不受欢迎。外军入境被冲突后国家的政府视作一种屈辱。对于这些自身权力急于得到承认的政府来说，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门（DPKO）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对他们不可侵犯的主权构成挑战。同时，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子女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维和行动，派遣国的选民不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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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别的办法吗？我能想到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远距离保证（over-the-horizon guarantees），比如英国政府在塞拉利昂的行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只有80名士兵驻扎在塞拉利昂，但该国政府得到英方的保证，在为期10年之内，一旦有问题，英军将会一夜之间调兵相助。或许这个许诺有助于该国的社会稳定。至少塞拉利昂在控制冲突再发的方面相当成功，甚至平稳经历了冲突后选举和政府更迭。问题是塞拉利昂只是个例，不能进行统计分析，所以我们无法研究这种保证一旦普及是否依然有效。不过，真的没有办法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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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联想是否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年来法国为他们在非洲的客户国提供安全保证（security guarantees）。实际上，有了国际协作的典型逻辑，在英国开始庇佑塞拉利昂之前，法国就已经放弃了这种行动。法国提供的安全保证是非正式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可靠，因为它在北非法语国家部署一系列海外军事基地。自从殖民地独立以来这种干预就开始了，直到1994年法国政府试图支持卢旺达的胡图政权时陷入困境。你或许记得，当图西族反政府军从乌干达入侵，以及卢旺达的胡图族政权展开大肆屠杀之时，法国曾调军进入卢旺达。进驻的法军发现自己支持的政权正在实施屠杀，于是急忙抽身。在此之后，总统希拉克下令重新审视这种安全保证，并出台新的针对非洲的政策，军事干预似乎过时了。法国对非新政策的第一次试验是在1999年科特迪瓦的军事政变期间。法国保守派提议调兵平息政变，但被总统希拉克否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法国的安全保证是在殖民地独立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实行的。在越南奠边府战役（Dien Bien Phu）失败之后，法国已经无力在整个法语系国家范围内实施军事保障，只有在北非和中非还有实力维持近30年。即使如此，这些地区的国家数量和这个时间跨度，也足够我们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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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是，这种保证是否真的减少内战的爆发次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内战风险模型来回答。该模型可以用来回答许多重要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只讨论这一个问题——法国的非正式安全保证是否减少了内战的爆发？我们的结果是，它的确非常有效。非洲法语系国家的情况原本是非常可能爆发战争的，但是实际的冲突频率比预期的低很多。从统计上来看，法国的安全保证在近30年间显著地并且大幅地降低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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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冲突显著减少真的是因为军事介入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与法国相关的因素呢？比如，当法国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有些美国人指责法国过分规避军事行动，嘲笑对方为“吃奶酪的爱投降的猴子”（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也许法国文化培养出了热爱和平的价值观？虽然任何一个知晓法国战争史的人都可能对这个猜测嗤之以鼻，我们也决定不放过检验任何一种可能的解释。如果冲突风险的降低是由于文化因素而非安全保证，那么在整个法语世界，那些法国无法实现军事保障的地区也会因为文化影响而变得更加和平。事实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只有在法军基地势力范围内的西非和中非，安全状况才有所改善。我认为这个结论很合理。远距离保证看上去是行之有效的。当这本书的写作即将收尾之时，乍得爆发冲突：反政府军打到总统府大门外。在这场危机进展之中，法国的立场迅速转变。最初法国宣称无意军事介入。不到一周，他们重新考虑后发布安全保证称，如果反政府军一意孤行，法军将会介入打击。因为法国在乍得有个很大的军事基地，所以反政府军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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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政治和军事，还有什么因素影响冲突后时期的风险？经济肯定会起些作用吧？实际上，经济在两方面起作用。收入越低，再发冲突的风险就越高；经济复苏越慢，风险也越高。这两方面都有政策意义。如果低收入国家面临再发冲突的高风险，在同等条件下，国际社会维和行动的重点应该向那些最贫困的冲突后国家倾斜。这一点可以为安理会提供一条有效的准则，帮助他们在多伊尔和圣巴尼斯形容的“马匹交易”式混乱无章的决策过程中理出头绪来。更进一步来说，在同等条件下，提振经济的计划——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就有改善社会安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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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让冲突后国家崩溃的经济得以复苏呢？经济干预的问题在于它不像军事介入那么立竿见影。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很快，穆加贝总统已经有力地证实这一点；而要恢复一个破碎的经济就需要时间。如果平均收入以7%的速率增长——这在冲突后国家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收入水平在10年之内就能翻番。所以在10年之后再起冲突的风险就会大幅降低。然而这也是经济复苏的时间长度，在两三年内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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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冲突后的10年时间内局势都是危险的，不存在迅速见效的政治药方。特别是选举和民主制，至少在典型的冲突后国家所常见的那种选举和民主制度，并不能降低暴力冲突的风险。经济发展有助于减少冲突，但周期较长。唯一似乎在短期内有效的办法是国际维和行动，但在漫长的经济复苏时期内持续维和行动又有政治难度。那么，延长维和行动——哪怕是以远距离保证的形式实现——是否必要？还剩下这么一种可能：也许在冲突后10年之中，最初一段时间是最危险的，之后的时期就会比较安全。如果是这样，那么维和行动就不必延长，在政治上也容易实现。既然一个政治上可行的计划更容易被实施，那么它就有研究的价值。再发冲突的概率的确随着时间逐渐减小，但是不能放松警惕。时间治愈一切，但时间的力量不是以1年而是以10年为单位起作用的。冲突之后的头4年也许比之后的6年更危险，但这个区别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冲突后的10年内没有安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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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看来，经济复苏才是维和行动唯一真正的退出机制。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选举是里程碑”这种幻觉，直面重建经济的漫长征途。也许在整个10年期间，不需要维持大量的维和驻军，只需初始阶段的军事干预也可以成功发展成为远距离保证的形式。但是任何这样的保证都必须可靠。法国曾经的保证能兑现是因为有军事基地，英国的保证有震慑力，因为在冲突期间他们的确一夜之间开进塞拉利昂，遏制住围困首都弗里敦（Freetown）的革命联合阵线（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RUF）。英军在首都郊区一个叫滑铁卢（Waterloo）的小地方击退“联阵”，但他们只能说是及时赶到，如同威灵顿公爵当年在真正的滑铁卢战役胜利之后所说“这场仗赢得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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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经济复苏才是退出机制，应该怎么实现呢？什么政策管用？资金援助有效吗？我和安珂已经做过一点关于冲突后援助效果的研究。我们发现比起其他时期的援助，冲突后的援助效果明显更好。这并不奇怪，冲突后时期的重建工作正是国际援助机构的最初目的。但是我认为应该更进一步考察，为了重建经济，具体可以做些什么。为此我和来自塞拉利昂的博士生维克多·达维斯（Victor Davies）合作——他的家乡就是一个冲突后国家，还有科瑞斯·亚当（Chris Adam）——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同事。由于我在索邦大学做客座教授，我也和该校博士生玛格丽特·杜彭切尔（Marguerite Duponchel）合作。虽然接下来我会尽量连贯而严密地介绍这个研究，但是当时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这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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