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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83 那么有别的办法吗？我能想到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远距离保证（over-the-horizon guarantees），比如英国政府在塞拉利昂的行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只有80名士兵驻扎在塞拉利昂，但该国政府得到英方的保证，在为期10年之内，一旦有问题，英军将会一夜之间调兵相助。或许这个许诺有助于该国的社会稳定。至少塞拉利昂在控制冲突再发的方面相当成功，甚至平稳经历了冲突后选举和政府更迭。问题是塞拉利昂只是个例，不能进行统计分析，所以我们无法研究这种保证一旦普及是否依然有效。不过，真的没有办法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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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85 我开始联想是否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年来法国为他们在非洲的客户国提供安全保证（security guarantees）。实际上，有了国际协作的典型逻辑，在英国开始庇佑塞拉利昂之前，法国就已经放弃了这种行动。法国提供的安全保证是非正式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可靠，因为它在北非法语国家部署一系列海外军事基地。自从殖民地独立以来这种干预就开始了，直到1994年法国政府试图支持卢旺达的胡图政权时陷入困境。你或许记得，当图西族反政府军从乌干达入侵，以及卢旺达的胡图族政权展开大肆屠杀之时，法国曾调军进入卢旺达。进驻的法军发现自己支持的政权正在实施屠杀，于是急忙抽身。在此之后，总统希拉克下令重新审视这种安全保证，并出台新的针对非洲的政策，军事干预似乎过时了。法国对非新政策的第一次试验是在1999年科特迪瓦的军事政变期间。法国保守派提议调兵平息政变，但被总统希拉克否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法国的安全保证是在殖民地独立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实行的。在越南奠边府战役（Dien Bien Phu）失败之后，法国已经无力在整个法语系国家范围内实施军事保障，只有在北非和中非还有实力维持近30年。即使如此，这些地区的国家数量和这个时间跨度，也足够我们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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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87 关键问题是，这种保证是否真的减少内战的爆发次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内战风险模型来回答。该模型可以用来回答许多重要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只讨论这一个问题——法国的非正式安全保证是否减少了内战的爆发？我们的结果是，它的确非常有效。非洲法语系国家的情况原本是非常可能爆发战争的，但是实际的冲突频率比预期的低很多。从统计上来看，法国的安全保证在近30年间显著地并且大幅地降低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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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89 但是冲突显著减少真的是因为军事介入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与法国相关的因素呢？比如，当法国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有些美国人指责法国过分规避军事行动，嘲笑对方为“吃奶酪的爱投降的猴子”（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也许法国文化培养出了热爱和平的价值观？虽然任何一个知晓法国战争史的人都可能对这个猜测嗤之以鼻，我们也决定不放过检验任何一种可能的解释。如果冲突风险的降低是由于文化因素而非安全保证，那么在整个法语世界，那些法国无法实现军事保障的地区也会因为文化影响而变得更加和平。事实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只有在法军基地势力范围内的西非和中非，安全状况才有所改善。我认为这个结论很合理。远距离保证看上去是行之有效的。当这本书的写作即将收尾之时，乍得爆发冲突：反政府军打到总统府大门外。在这场危机进展之中，法国的立场迅速转变。最初法国宣称无意军事介入。不到一周，他们重新考虑后发布安全保证称，如果反政府军一意孤行，法军将会介入打击。因为法国在乍得有个很大的军事基地，所以反政府军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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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91 讲完政治和军事，还有什么因素影响冲突后时期的风险？经济肯定会起些作用吧？实际上，经济在两方面起作用。收入越低，再发冲突的风险就越高；经济复苏越慢，风险也越高。这两方面都有政策意义。如果低收入国家面临再发冲突的高风险，在同等条件下，国际社会维和行动的重点应该向那些最贫困的冲突后国家倾斜。这一点可以为安理会提供一条有效的准则，帮助他们在多伊尔和圣巴尼斯形容的“马匹交易”式混乱无章的决策过程中理出头绪来。更进一步来说，在同等条件下，提振经济的计划——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就有改善社会安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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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93 那么如何才能让冲突后国家崩溃的经济得以复苏呢？经济干预的问题在于它不像军事介入那么立竿见影。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很快，穆加贝总统已经有力地证实这一点；而要恢复一个破碎的经济就需要时间。如果平均收入以7%的速率增长——这在冲突后国家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收入水平在10年之内就能翻番。所以在10年之后再起冲突的风险就会大幅降低。然而这也是经济复苏的时间长度，在两三年内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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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95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冲突后的10年时间内局势都是危险的，不存在迅速见效的政治药方。特别是选举和民主制，至少在典型的冲突后国家所常见的那种选举和民主制度，并不能降低暴力冲突的风险。经济发展有助于减少冲突，但周期较长。唯一似乎在短期内有效的办法是国际维和行动，但在漫长的经济复苏时期内持续维和行动又有政治难度。那么，延长维和行动——哪怕是以远距离保证的形式实现——是否必要？还剩下这么一种可能：也许在冲突后10年之中，最初一段时间是最危险的，之后的时期就会比较安全。如果是这样，那么维和行动就不必延长，在政治上也容易实现。既然一个政治上可行的计划更容易被实施，那么它就有研究的价值。再发冲突的概率的确随着时间逐渐减小，但是不能放松警惕。时间治愈一切，但时间的力量不是以1年而是以10年为单位起作用的。冲突之后的头4年也许比之后的6年更危险，但这个区别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冲突后的10年内没有安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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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97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看来，经济复苏才是维和行动唯一真正的退出机制。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选举是里程碑”这种幻觉，直面重建经济的漫长征途。也许在整个10年期间，不需要维持大量的维和驻军，只需初始阶段的军事干预也可以成功发展成为远距离保证的形式。但是任何这样的保证都必须可靠。法国曾经的保证能兑现是因为有军事基地，英国的保证有震慑力，因为在冲突期间他们的确一夜之间开进塞拉利昂，遏制住围困首都弗里敦（Freetown）的革命联合阵线（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RUF）。英军在首都郊区一个叫滑铁卢（Waterloo）的小地方击退“联阵”，但他们只能说是及时赶到，如同威灵顿公爵当年在真正的滑铁卢战役胜利之后所说“这场仗赢得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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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699 所以，如果经济复苏才是退出机制，应该怎么实现呢？什么政策管用？资金援助有效吗？我和安珂已经做过一点关于冲突后援助效果的研究。我们发现比起其他时期的援助，冲突后的援助效果明显更好。这并不奇怪，冲突后时期的重建工作正是国际援助机构的最初目的。但是我认为应该更进一步考察，为了重建经济，具体可以做些什么。为此我和来自塞拉利昂的博士生维克多·达维斯（Victor Davies）合作——他的家乡就是一个冲突后国家，还有科瑞斯·亚当（Chris Adam）——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同事。由于我在索邦大学做客座教授，我也和该校博士生玛格丽特·杜彭切尔（Marguerite Duponchel）合作。虽然接下来我会尽量连贯而严密地介绍这个研究，但是当时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这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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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01 冲突后援助的重要用途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用于重建基础设施，但是还有一种隐形用途——抑制通胀。高通胀是个灾难性的宏观政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般来说政府都会维持适度的通胀，尽管他们可以在短期内靠印刷钞票来“剪羊毛”。通货膨胀实质上是一种课税，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对于用通胀收税的办法保持谨慎克制，因为这样很容易失控造成恶性通胀。只有那种无路可走的政府——那种为政权存亡而挣扎孤注一掷、已经无力考虑未来的政府——才会出此下策。穆加贝总统不做长远考虑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已经84岁，可谓全球最高龄的政府首脑。讽刺的是，在他治下的津巴布韦国民的平均年龄全球最年轻，所以这个社会原本是最应该关注未来的。不幸的是，哪怕是普通的国民也有充分理由挥霍未来，因为津巴布韦的人均寿命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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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03 津巴布韦是少见的在如此恶性通胀之中尚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国家。不过我们想了解内战期间的政府是否通常都会铤而走险。暴力冲突导致经济萎缩、税收减少，而政府又面临军费激增的矛盾——一般来说内战期间军费几乎是和平时期的两倍，所以我们推断政府很可能开动印钞机。这个猜想被证实。但是我们关心的倒不是内战之中的经济，而是这对冲突后时期的经济恢复意味着什么。高通胀遗留的问题是人们因为预期通胀会持续而减持纸币。如果政府想要恢复低通胀以及公众对货币的信心，那么就需要实施较长时间的财政紧缩政策。事实上，内战期间政府的通胀政策等同于借债，它产生预期通胀的负债。冲突结束后，政府必须清偿这笔债务，但与此同时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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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05 税收的恢复需要时间。通常企业偷税漏税的情况越普遍，经济就会越不正式。如果征税太急，恢复正式经济活动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塞拉利昂的商会会长告诉我，企业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增多导致商会会员的数量缩减。然而重建基础设施、恢复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等迫切的需求，又增加公共开支的压力。我们发现经济援助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好处，就是帮助冲突后政府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政府不再需要过分依赖通胀，因此恢复公众对货币的信心也相对容易。与经济复苏的其他方面一样，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援助的运用是一项对信心的投资，把对通货的信心恢复到冲突前时期的水平需要10多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冲突后经济援助，这个过程会更加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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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07 经济援助的这个用途究竟有多重要？通货膨胀对于冲突后的经济尤其具有破坏性。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内战期间民众会往海外转移资产，即所谓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这种现象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普遍问题。我和安珂在津巴布韦研究生达拉·玛柯因杜（Tara MacIndoe）的帮助下估算流失到境外的非洲私人资产的比例。截至2004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惊人的36%——非洲的财产竟有超过三分之一被转移出境。毫不奇怪，在内战期间以及战后，资本外逃的情况比这个平均数严重得多。在冲突后时期，这些积累起来的境外资产意味着国家重建的救生索——当然，如果能把这批资金吸引回国的话。但通常情况是，不但没有救命绳，反而还持续大出血——面对再发冲突的高风险，人们继续向海外转移资产。这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总体来说，资本外逃阻滞经济复苏，从而使得再发冲突的可能性升高。每一个人都希望所有其他人把资产留在国内，而与此同时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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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09 以上情况和通货膨胀又有什么关系？维克多发现冲突后国家的资本外逃对于通货膨胀的敏感程度远超过和平时期。我们并不清楚原因，也许高通胀被视作未来不稳定的征兆，因为它表明政府在把未来廉价兑现。但是这个发现意味着经济援助在冲突后时期尤其有效。通过帮助政府抑制通胀，经济援助可以缓解资本外逃，并且有可能吸引资本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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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11 在冲突期间流失的不只是资本，还有技能。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分析塞拉利昂冲突对私有企业基础技能的影响。由于冲突后经济的数据有限，这项研究差点就没做成。我们得到一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针对企业和员工的新问卷调查结果。虽然其中提供了很多有关员工培训的信息，但对我们而言价值不大。我们得把这份问卷内容和其他资料配合起来看。伯克利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塞拉利昂做了一个调查，记录内战期间平民家庭成员死亡的情况。多亏他们很慷慨地分享信息，我们才得以勾勒出每个不同地方的暴力事件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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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13 我们的设想是把这份暴力事件的记录和企业与职工的调查问卷进行对照，从中看出暴力是否破坏就业和技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不同地方的经济在冲突之前是什么状况。我让玛格丽特去图书馆查找档案。牛津大学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其浩如烟海的文献收藏，我猜其中肯定有过去某个时候关于塞拉利昂企业的调查资料。果然，玛格丽特在大量查阅之后找到这么一份37年前的调研报告，但是牛津只有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我们的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搜索，终于找全其余的部分。我想，不出几年这些旧文献就都能从网上下载，像这样费时费力的搜索工作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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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15 到这一步我觉得我们万事俱备可以开题了——暴力是如何影响企业、就业和技能的？然后我们开始担心：假设暴力冲突总在最贫困的地方发生，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暴力冲突使得这些国家变得贫困，但这是错误的。我们险些把因果关系弄反。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你得找到一个工具变量，它会增加冲突爆发的风险，但是对经济又没有直接的影响。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量。革命联合阵线的叛军基地在利比里亚（Liberia）——他们把这个没有法制的国家当作避风港，从这里向邻国输出暴力。因此可以用塞拉利昂的每一个区到利比里亚的地理距离来预测该区受到暴力影响的程度；而且除非因为距离近而容易受到暴力骚扰之外，这些地理距离本身对当地经济没有什么影响。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做到万事俱备。之前的准备工作耗时3个月，从拿到数据到得出结果又花了3天。不做到这一步，你没法知道此前的心血有没有白费。当然，承担风险的人是玛格丽特——假如我指导她的这个课题是个死胡同，她就没法拿到结果完成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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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17 我们发现颇为有趣的结论。冲突平息后的7年之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暴力对于企业的数量和就业的人数有影响。通过企业的规模和成立时间可以看出，暴力冲突严重时，企业活动萎缩。虽然暴力平息后企业又得到恢复，但毕竟遭受重创——暴力冲突导致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为了解决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在遭受过暴力影响的地区，企业更注重对员工的基础技能培训。很明显，暴力冲突削弱劳动力技能。总的来看，这就是一幅鲜活的私有经济受创后的图景：企业重新开始运转，就业恢复，薪酬低得可怜，但是高工资对应的技能水平已经被破坏。4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社会技能积累过程的理论，他称之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也就是在实践中提高生产率。与之相反的是“不干就忘”（forgetting by not doing）。在阿罗的著述涉及的繁荣经济背景之中，这种反向的逻辑可能性不值一提。但是对于战火频仍之中的经济就不一样。内战使经济倒退，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逆向运用阿罗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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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19 是否有某种被遗忘的技能对于冲突后的经济重建尤其重要？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它们太过寻常，没能引起援助机构的注意。援助机构将大把的钱花在灌输和解的观念上，这是一个目标远大的任务，只不过近来的研究表明成效甚微。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他们忽略。内战之中受损最严重的部门是建筑业——全国各地都在大肆摧毁一切，自然无人投资兴建房屋和基础设施。建筑行业使用大量没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可以为无业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岗位，而失业的年轻人正是冲突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哪怕是建筑业对技能也是有要求的——你总不能只用未经训练的工人去砌墙吧？所以在战乱时期建筑业所需基本技能的丧失，成为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障碍。玛格丽特的向导曾经指给她看一栋房子塌了一半的屋顶，说：“我爷爷知道怎么修，我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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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21 当援助方和当地政府展开重建工作时，他们的投资抬高了建筑业的价格，资金就这么被挥霍，因为技能短缺是重建的瓶颈。比如在利比里亚修建一所学校的成本翻了一番。有些捐助方雇了中国承包商来做。中国方面没有这种瓶颈，因为他们一贯是自给自足，连整个施工队都是从中国空运过来的。把项目交给中国人虽然省钱，却失去了建筑行业复苏带来的主要短期利益，那就是为当地年轻人创造就业，而这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又非常关键。那么，解决技能短缺瓶颈的办法就只有培训。冲突后社会需要大批的砖瓦匠、水暖工、焊接工等熟练工种来培训年轻劳动力。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太过琐碎，援助机构才不会去做。然而我们需要的正是“无国界砖瓦匠”（Bricklayers Without Borders）之类的机构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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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23 我们上文说到，冲突后社会非常脆弱，没有一个简单的政治方案能解决问题。唯一能有效控制暴力的办法是以远距离保证的方式进行维和行动。维和部队要等到当地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时才能退出，而经济复苏则需要援助资金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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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25 这其中每一步看上去都很重要，但并不一定都值得付诸实施，因为可能代价过高。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某项干预行动值得去做呢？我的专业领域提供的办法是成本收益分析，通俗地说就是权衡利弊。那么让我们来权衡一下。既然目前对军事干预的争议很大，我就重点看维和行动的成本效益如何。其中要考察两项标准：成本收益率和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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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27 维和部队兵力部署的规模决定其行动能有效降低暴力风险的程度。我们只能估计个大概，准确的结果取决于技术方法，虽然我们选择的估计方法是恰当的，但肯定还有待改进。我们估计，每年投入1亿美元维和，10年之内再发冲突的累积风险就从38%降到17%。如果维和部队规模增大，风险还会进一步下降。年均投入2亿美元，风险就降到13%；投入5亿美元，风险就只剩9%。接下来要把风险的下降转换成收益。为此我们需要估计冲突的成本。我估计的数字是20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大，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这只是一场典型内战的最低成本而已，所以200亿只是保守估计。如果一场内战给社会造成20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避免一场这样的战争收益就是200亿美元。由此可以推算，如果有一种方案可以把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变成一场相当于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发生的战争，那么这种方案的价值就是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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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29 此外，内战爆发风险每下降1%，就有1亿美元的收益。之前说过，在冲突后的10年之中，每年投入1亿美元用于维和，风险下降21%。所以这个收益就是42亿美元。维和部队10年的总成本是10亿美元。最后我们可以算出关键的指标——收益成本比率大于四比一，可见维和行动很合算。考虑到准确估计的难度，要断言结论的可靠性还为时尚早。技术上可以估计出统计置信区间，我也做了这个计算。但是证明我们结论可靠的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来自竞争者的挑战。与别的研究者得出的估计值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得出可靠结论的范围。虽然之前的结论不能算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我需要指出，它们有可能存在谬误，真实情况也有可能是维和行动得不偿失。2008年我受邀为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3]的专家组做一个报告，讲我们对维和行动的研究。有10个竞争团队做了关于不同议题的报告，旨在建议国际公共资金的用途，交给专家组来评审。整个过程“很可怕”：专家组由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们组成。在他们面前做报告，我紧张得仿佛回到了30年多前博士论文答辩的现场。最终维和行动被专家组选入资金投入项目的排行榜。用他们的话来说“专家组认为在冲突后地区的维和行动将会为投入的成本带来价值可观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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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52731 尽管收益成本比率为采取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指南，但它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维和部队是收益递减的——持续扩大维和行动的规模，投资对应的收益会越来越小。当然，规模并不是全部，质量也是很重要的。最初派往塞拉利昂的大批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当时的驻军既没有得到授权，也没有战斗士气。但是在既定的质量水平上，规模就很重要。虽然维和的收益随着规模增大而递减，但至少存在某种最优的规模。最优规模的概念可能听上去很深奥，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当规模达到最优的时候，维和行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规模一旦超过这个最优值，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就得不偿失。原则上，求解维和行动成本收益率的过程也就是求解其最优规模的过程。很显然，维和行动面对的形势各异，不可一概而论，所以仅通过统计分析数据是无法得出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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