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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和通货膨胀又有什么关系？维克多发现冲突后国家的资本外逃对于通货膨胀的敏感程度远超过和平时期。我们并不清楚原因，也许高通胀被视作未来不稳定的征兆，因为它表明政府在把未来廉价兑现。但是这个发现意味着经济援助在冲突后时期尤其有效。通过帮助政府抑制通胀，经济援助可以缓解资本外逃，并且有可能吸引资本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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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期间流失的不只是资本，还有技能。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分析塞拉利昂冲突对私有企业基础技能的影响。由于冲突后经济的数据有限，这项研究差点就没做成。我们得到一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针对企业和员工的新问卷调查结果。虽然其中提供了很多有关员工培训的信息，但对我们而言价值不大。我们得把这份问卷内容和其他资料配合起来看。伯克利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塞拉利昂做了一个调查，记录内战期间平民家庭成员死亡的情况。多亏他们很慷慨地分享信息，我们才得以勾勒出每个不同地方的暴力事件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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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设想是把这份暴力事件的记录和企业与职工的调查问卷进行对照，从中看出暴力是否破坏就业和技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不同地方的经济在冲突之前是什么状况。我让玛格丽特去图书馆查找档案。牛津大学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其浩如烟海的文献收藏，我猜其中肯定有过去某个时候关于塞拉利昂企业的调查资料。果然，玛格丽特在大量查阅之后找到这么一份37年前的调研报告，但是牛津只有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我们的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搜索，终于找全其余的部分。我想，不出几年这些旧文献就都能从网上下载，像这样费时费力的搜索工作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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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步我觉得我们万事俱备可以开题了——暴力是如何影响企业、就业和技能的？然后我们开始担心：假设暴力冲突总在最贫困的地方发生，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暴力冲突使得这些国家变得贫困，但这是错误的。我们险些把因果关系弄反。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你得找到一个工具变量，它会增加冲突爆发的风险，但是对经济又没有直接的影响。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量。革命联合阵线的叛军基地在利比里亚（Liberia）——他们把这个没有法制的国家当作避风港，从这里向邻国输出暴力。因此可以用塞拉利昂的每一个区到利比里亚的地理距离来预测该区受到暴力影响的程度；而且除非因为距离近而容易受到暴力骚扰之外，这些地理距离本身对当地经济没有什么影响。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做到万事俱备。之前的准备工作耗时3个月，从拿到数据到得出结果又花了3天。不做到这一步，你没法知道此前的心血有没有白费。当然，承担风险的人是玛格丽特——假如我指导她的这个课题是个死胡同，她就没法拿到结果完成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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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颇为有趣的结论。冲突平息后的7年之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暴力对于企业的数量和就业的人数有影响。通过企业的规模和成立时间可以看出，暴力冲突严重时，企业活动萎缩。虽然暴力平息后企业又得到恢复，但毕竟遭受重创——暴力冲突导致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为了解决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在遭受过暴力影响的地区，企业更注重对员工的基础技能培训。很明显，暴力冲突削弱劳动力技能。总的来看，这就是一幅鲜活的私有经济受创后的图景：企业重新开始运转，就业恢复，薪酬低得可怜，但是高工资对应的技能水平已经被破坏。4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社会技能积累过程的理论，他称之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也就是在实践中提高生产率。与之相反的是“不干就忘”（forgetting by not doing）。在阿罗的著述涉及的繁荣经济背景之中，这种反向的逻辑可能性不值一提。但是对于战火频仍之中的经济就不一样。内战使经济倒退，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逆向运用阿罗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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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某种被遗忘的技能对于冲突后的经济重建尤其重要？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它们太过寻常，没能引起援助机构的注意。援助机构将大把的钱花在灌输和解的观念上，这是一个目标远大的任务，只不过近来的研究表明成效甚微。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他们忽略。内战之中受损最严重的部门是建筑业——全国各地都在大肆摧毁一切，自然无人投资兴建房屋和基础设施。建筑行业使用大量没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可以为无业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岗位，而失业的年轻人正是冲突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哪怕是建筑业对技能也是有要求的——你总不能只用未经训练的工人去砌墙吧？所以在战乱时期建筑业所需基本技能的丧失，成为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障碍。玛格丽特的向导曾经指给她看一栋房子塌了一半的屋顶，说：“我爷爷知道怎么修，我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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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援助方和当地政府展开重建工作时，他们的投资抬高了建筑业的价格，资金就这么被挥霍，因为技能短缺是重建的瓶颈。比如在利比里亚修建一所学校的成本翻了一番。有些捐助方雇了中国承包商来做。中国方面没有这种瓶颈，因为他们一贯是自给自足，连整个施工队都是从中国空运过来的。把项目交给中国人虽然省钱，却失去了建筑行业复苏带来的主要短期利益，那就是为当地年轻人创造就业，而这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又非常关键。那么，解决技能短缺瓶颈的办法就只有培训。冲突后社会需要大批的砖瓦匠、水暖工、焊接工等熟练工种来培训年轻劳动力。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太过琐碎，援助机构才不会去做。然而我们需要的正是“无国界砖瓦匠”（Bricklayers Without Borders）之类的机构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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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文说到，冲突后社会非常脆弱，没有一个简单的政治方案能解决问题。唯一能有效控制暴力的办法是以远距离保证的方式进行维和行动。维和部队要等到当地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时才能退出，而经济复苏则需要援助资金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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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每一步看上去都很重要，但并不一定都值得付诸实施，因为可能代价过高。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某项干预行动值得去做呢？我的专业领域提供的办法是成本收益分析，通俗地说就是权衡利弊。那么让我们来权衡一下。既然目前对军事干预的争议很大，我就重点看维和行动的成本效益如何。其中要考察两项标准：成本收益率和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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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部队兵力部署的规模决定其行动能有效降低暴力风险的程度。我们只能估计个大概，准确的结果取决于技术方法，虽然我们选择的估计方法是恰当的，但肯定还有待改进。我们估计，每年投入1亿美元维和，10年之内再发冲突的累积风险就从38%降到17%。如果维和部队规模增大，风险还会进一步下降。年均投入2亿美元，风险就降到13%；投入5亿美元，风险就只剩9%。接下来要把风险的下降转换成收益。为此我们需要估计冲突的成本。我估计的数字是20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大，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这只是一场典型内战的最低成本而已，所以200亿只是保守估计。如果一场内战给社会造成20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避免一场这样的战争收益就是200亿美元。由此可以推算，如果有一种方案可以把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变成一场相当于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发生的战争，那么这种方案的价值就是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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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内战爆发风险每下降1%，就有1亿美元的收益。之前说过，在冲突后的10年之中，每年投入1亿美元用于维和，风险下降21%。所以这个收益就是42亿美元。维和部队10年的总成本是10亿美元。最后我们可以算出关键的指标——收益成本比率大于四比一，可见维和行动很合算。考虑到准确估计的难度，要断言结论的可靠性还为时尚早。技术上可以估计出统计置信区间，我也做了这个计算。但是证明我们结论可靠的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来自竞争者的挑战。与别的研究者得出的估计值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得出可靠结论的范围。虽然之前的结论不能算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我需要指出，它们有可能存在谬误，真实情况也有可能是维和行动得不偿失。2008年我受邀为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3]的专家组做一个报告，讲我们对维和行动的研究。有10个竞争团队做了关于不同议题的报告，旨在建议国际公共资金的用途，交给专家组来评审。整个过程“很可怕”：专家组由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们组成。在他们面前做报告，我紧张得仿佛回到了30年多前博士论文答辩的现场。最终维和行动被专家组选入资金投入项目的排行榜。用他们的话来说“专家组认为在冲突后地区的维和行动将会为投入的成本带来价值可观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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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收益成本比率为采取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指南，但它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维和部队是收益递减的——持续扩大维和行动的规模，投资对应的收益会越来越小。当然，规模并不是全部，质量也是很重要的。最初派往塞拉利昂的大批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当时的驻军既没有得到授权，也没有战斗士气。但是在既定的质量水平上，规模就很重要。虽然维和的收益随着规模增大而递减，但至少存在某种最优的规模。最优规模的概念可能听上去很深奥，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当规模达到最优的时候，维和行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规模一旦超过这个最优值，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就得不偿失。原则上，求解维和行动成本收益率的过程也就是求解其最优规模的过程。很显然，维和行动面对的形势各异，不可一概而论，所以仅通过统计分析数据是无法得出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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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那个简单的模型推算——虽然它尚不完善，但暂且用来做个示范——使维和行动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投资规模在1亿到2亿美元之间。投入2亿美元，再发冲突的概率下降25%，相当于50亿美元的收益。10年间的总成本是20亿美元——有效的维和行动代价是高昂的。虽然在这个规模上，维和行动的收益成本比率不是最大的，但净收益高达30亿。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这个战争成本的估计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所以我认为维和行动真实的整体回报应该更高。政治领导人的核心任务就是动员集体力量来提供公共品，并且保证其收益高于成本。国际维和就是这样一种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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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量化分析是否纯属信口开河？我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说明维和部队的介入避免了一场灾难。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投入这次维和行动中的资金就会收到很好的回报。量化分析为这种判断提供支持。没有人会傻到把政策建立在数字之上，但毕竟涉及巨额资金的使用和多少人的生命，要想避免“拍脑袋”决策，当然得借助可量化的信息。更何况，事实上国际维和也不受援助机构的青睐——各国援助机构当然希望把本国国防部支出的这笔巨额经费转到自己账上，而相关决策不应当是各方博弈争抢地盘的结果。所以，最终还得回到国际维和的回报是否值得投入这么多经费的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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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开始没有地面部队很难保证维和的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英国在塞拉利昂的行动表明在5年之后可以撤出国际军队，以快速反应部队（rapid reaction force）提供的安全保证取而代之。法国直到1990年后期的安全保证，曾有效地把一个典型的非洲法语国家爆发内战的概率从10%减低到3%。法国的这种安全保证对内战风险的控制也许有助于判断远距离保证是否收益大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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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思考如何做法国在非洲军事干预的成本收益分析时，我构思了三个需要的部分：其一是冲突风险下降的数字——我刚才已经给出这个数字，从10%下降到3%。其二是把风险降低到这个程度所需的成本。我向法国财政部询问他们的快速反应部队花多少经费，他们反馈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每年10亿美元。需要提醒的是，这只是一个估计值，不见得准确。这个数字相当于往一个国家派遣一支超级庞大的维和部队的经费，但是大概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可信。事实上，用于提供安全保证的军队一定要足够应对预计最大规模的行动。最后我们需要估计被避免的冲突可能导致的损失。对于维和行动我用的数字是200亿美元，但是对于远距离保证，我想到一个更方便的办法——与其相比没有任何维和行动的情况，不如相对于维和部队一直驻扎不撤离的情况来为远距离保证估价。这么一来我的问题就变成：在冲突风险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用安全保证的方式维和，有多少士兵可以撤离回国？这么考虑问题的好处是，我不需要估计冲突概率的改变对应的收益，因为用这个办法冲突风险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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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部队撤离回国的利益显然取决于部队的规模，以及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能够应对的事态数量。比如，我估计如果一开始驻军的开销是5亿美元，那么可以减少到1亿美元。这个估计数字只是打个比方，毕竟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类似的实例可供参考。不过我们可以循着这个思路去指导现实的决策。比如说，一个远距离机动的快速后备部队的士兵应对冲突的效果远不如一个驻扎在冲突发生地的士兵。但是如果同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可以应对多个地区的冲突事件，那么使用快速反应部队的效率就比在多地分别驻扎地面部队要高得多。快速反应部队好比消防队，而当地部队则像是自动喷水消防系统。在我的例子里，一个快速反应部队只要能为三处冲突后地区提供安全保证，那么它的收益就大于成本。而这还没有算上绝大部分时候士兵们无需驻守他国的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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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本章的讨论中得出什么结论？冲突后社会非常脆弱，没有单一的政治对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维持冲突后国家和平稳定的关键办法是维和行动，而且维和行动后期应该转变成远距离保证的方式。维和行动在派遣国和接受维和的地区两方面引起不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不安是没有必要的。即便是维和行动也不能立竿见影，往往需要持续约10年之久。维和行动为经济重建保驾护航，两方并非对立，因此发达国家的援助机构和国防部门之间的预算之争实属不必。建立冲突后地区的和平局面耗资不菲，经济重建也需要巨额预算。为维和行动投入大量经费的理由是其回报远高于成本。因此我们应当支持维和行动。与此同时，冲突后国家也需要大量的经济援助。有了援助，经济能够更快复苏，维和部队才能真正撤出冲突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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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指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提出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普遍法则形式”（the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的检验。根据普遍法则形式，如果你愿意自己行事的准则成为所有理性人都采用的行为依据，那么你的行为就合乎道德，否则就是道德上不应该做的行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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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忠诚反对党，早年在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地区的国会中拥有最多议席的在野党，称为“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即“女王陛下的忠诚反对党”，这些在野党反对执政党的纲领，但忠于王室和宪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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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本哈根共识是丹麦的一家智库，从2004年起每4年发布一次全球最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排行榜，旨在为慈善家和决策者投资的优先顺序做出建议。其专家组由世界级经济学家组成，其排序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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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二部分 面对现实：残酷、野蛮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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