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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有什么发现？我们的结论是，援助经费的确被挪用给军费开支：平均11%的援助资金进入军事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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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导致军费增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有的援助经费指明专用于某些开销，实际上是为受援国政府省下原本要拨给这些项目的财政预算。为了避免造成这种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援助国只批准把资金投入那些受援国政府本身不会拨款的项目。然而在过去的10年之间，发展援助的理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强调国家自主权，由受援国自主决定援助金额的用途。这样一来，政府要把部分发展援助经费用在军队上就更容易。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获得的发展援助总额为340亿美元，如果11%的援助进入军费，那么就有37亿美元援助经费变成军费。而这些地区的军费开支总额大概是9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他们40%的国防预算是由发展援助来买单的。但愿是我高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哪怕平均11%的发展援助被挪用作军费，如果援助国能把经费尽可能多地投给那些挪用比例低于均值的国家，那么军费来源中援助款的比例就会低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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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果和邻国之间军备竞赛的证据相结合，将会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推测。也许发展援助在无意之间为这些小国的军备竞赛提供了资金。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于冲突后国家的影响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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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是否阻止内战的爆发？增大军费开支也许能把动乱扼杀于萌芽状态，但这种早期的震慑是另外一回事。枪炮是否防止内战又是一个易问难答的问题。既然防止动乱是购置大量枪支的理由之一，那么就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分析它。即使扩充军备是用来降低风险的，高额开支很可能对应的是高风险——你可能看出来，和援助与军费开支的问题一样，这里同样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麻烦。解决办法也一样，要找到一个东西，它影响军费开支，但不通过军费之外的途径影响内战概率，经济学上称之为“工具变量”。原则上，通过只由工具变量导致的军费开支的变化，可以判断军费开支是否导致内战发生的概率变化，也就是回答购置枪炮能否防止动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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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军费开支没能防止内战的爆发，实际上我们没发现它有任何影响。这有可能是因为使用的工具变量不够好。社会科学研究，要令人信服地证明一件事情没有影响可比证明它有影响难多了。但我们做得更进一步，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你已经知道，风险最高的情况就是冲突后的局势。我们研究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否与其他情况不同，政府的军费开支是否有效。我们的确发现了显著的区别。但是，事与愿违，在冲突后国家增加军费不但没有震慑动乱，反而造成事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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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进行到这里，安珂正好到了预产期生下亨利。为此，我们迅速地收尾并发表论文。我本可以夸口说，我们的研究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它应该如此，但事实不是这样。对于冲突后国家的风险，我沿着两个方向去做，发表两篇文章，主题不同但有关联。我意识到我们对于军费开支的研究无意中忽略了冲突后国家特有的其他影响因素，最主要的就是维和行动。显然我们应该把两个研究结合起来。我和年轻的挪威政治学家哈维德·海格力（Havard Hegre）一起完成这件事。我们还是检验冲突后政府的军费支出的作用，此外加入维和行动。谢天谢地，之前的结论仍然成立：增大军费支出显著地提高了再发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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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得跳出统计的结果去推理。我的猜测是，政府增大军费开支，民众就会以为政府要实行高压统治，而这更是为刚刚放下武器的反政府组织拉响警报，让他们认为放弃对抗的决定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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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介绍过两个研究结论：援助经费落入军费开支；冲突后国家军费开支增大再发冲突的风险。现在有一个矛盾：发展援助对于冲突后的经济复苏很重要，而经济复苏能够降低未来冲突的风险。综合来看，发展援助对于冲突后国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帮助重建经济，另一方面则无意中助长危险的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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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的重点在政府的军费开支，但是反政府组织是怎么得到军火的呢？一个途径是敌对的政府为邻国的反政府集团提供枪支。政府方面的军火落入非正式的用途，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以堂而皇之的理由购置的枪炮最终落入叛军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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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政府运动首选的武器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原因之一是结构简单、可靠耐用，未经训练的人也可以使用。这点很重要，因为反政府组织招募的对象多是教育水平不高、没有作战经验的年轻人。原因之二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价格低廉。这是因为苏联曾经大规模生产这种武器，还把生产许可授予它的卫星国。最近一个建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工厂的富有洞见的政治领导人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兴许他造枪是为了赠送友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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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对价格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我说：“（价格）就是我们的一切。”他的意思是说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关于行为的理论：我们假设消费者和厂商在各自面临的限制条件基础上，都会尽可能地最大化某样东西。他们面临的主要限制就是价格。用这个理论，经济学家们可以预测人的行为如何根据限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商品价格下降，人们对其购买量会增大。所以如果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价格低廉，反政府集团就会买得更多。政治学家们不那么热衷于价格，而这群人主导着针对暴力冲突的研究。所以有关枪支的数据都是以数量为单位：枪支交易数量的数据有很多，枪支价格却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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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来我都在尝试寻找价格数据，结果我找到一个叫菲利普·克里克（Philip Killicoat）的澳大利亚研究生。他主动请缨，建立一个按国家和年份分类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黑市价格的数据库。这是个艰巨的考验，而他成功了。7个月之后，他得到300多个观察数据，足够做统计分析。我们准备就绪。哪怕是简单一看，也能从中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一把二手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非洲的价格只有其他地区的一半。所以我们的研究就围绕着这个现象展开：为什么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非洲的价格比在其他地区低这么多？这个现象有什么意义？菲利普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因为一般来说，经济学系对一个问题的重要程度不那么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学生是否以最高的标准来应用某项最新的技术。他不仅是牛津大学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从零基础开始训练直到入选划艇校队的学生，还花了7个月的时间搜集数据，与此同时他的毕业论文获得优异的分数——你完全可以相信，他做出的结果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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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二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非洲那么便宜？答案是，因为枪支主要是从政府军内部流出的。政府军的士兵通常报酬很低，所以他们有卖枪和偷盗军火库的动机。政府军在镇压叛军期间大量购买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所以枪支从正规渠道进口到非洲，被盗，变成非法枪支，如此就不容易再出口到其他地区卖高价。这是因为非洲以外的国家一般都有严格的边境监控，要把枪支卖到非洲以外绝非易事。但是这些枪械不会只在最初买入它们的非洲国家停留。非洲国家之间的边境管理非常松散，所以这些廉价的枪械在非洲大陆四处流转，被卖到当下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哪里有冲突，它们就出现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现象有什么意义”。菲利普的这个问题是说，廉价的枪支是否会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按照简单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现象应该有重要意义：廉价的枪支应该降低叛乱的门槛，所以应该更可能发生暴力冲突；换一种方式说，因为廉价，所以小型的反政府组织会买得更多，导致冲突更有可能升级到内战的程度。我不得不承认，我原本以为靠现有的数据不太可能得到答案。结果菲利普发现了显著的影响：廉价的枪械增加内战的风险。菲利普回澳大利亚之前，他非常慷慨地把所有数据都留给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以待更多勇于开拓的学生来更新并扩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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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指出危险国家会把危险扩散到整个地区。另外，如果非洲内部边境控制不严格，那么防止武器流向目前危险地带的办法就是防止武器进入整个地区。有两个方式可以实现，但都不容易。其一是防止发展援助的经费被挪作军用——控制购置军备的财源应该可以控制购入军火的数量。其二就是试着限制贸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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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一个方式都显得鲁莽无理：其他地区都在大量买入军火，凭什么不让非洲买？在非洲人民及其支持者们举起义愤填膺的大旗之前，请暂且退后一步，想一想非洲自身的利益吧。很显然，非洲再也无须面对来自这片大陆之外的军事威胁。所有的威胁都来自本土，要么是非洲国家之间，要么是国内的动乱隐患。来自邻国的威胁让双方政府面临囚徒困境。虽然增加军事开支让自己感到更安全，但却让对方受到威胁。正如我之前所说，一国增加军费，作为应对邻国也会增加军费。这些小国的军备竞赛对整个地区造成威胁。此外我们说过，小国的军费开支比例更高。非洲虽然人口总数远不及印度，却有54个国家。所以相比其他国家数目少的地区，非洲国家在军备上浪费钱的情况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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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囚徒困境的对策是合作。非洲需要集体行动来遏制军费开支。但合作的难点在于执行：各国政府都希望邻国合作降低军费开支，而自己却不愿这么做。巩固合作的方式很多，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说服一个中立的“警察”来强制执行。这个“警察”的角色可以由援助国来充当，保证援助经费不被挪用；或者是联合国来实施有效的武器禁运。不论是谁来做，总之，非洲得有这么一个“警察”。我之前说过，援助国近年来改变观念，更不容易控制经费用途。那么，直接限制武器出口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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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发展援助无意中为购买军火买单，而且廉价的枪支增大了内战的风险，一个可能的对策是限制武器进入危险地带。幸运的是，这些最容易爆发内战的国家还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的军工，所以限制贸易就能限制枪支。近年来这个政策背后聚集了足够的社会支持，从而时不时得以实践。例如，在科特迪瓦政府和北方反对派的对峙僵局之中，联合国宣布对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种政策有效吗？我接下来要介绍史蒂夫诺·德拉·魏格拉（Stefano Della Vigna）和爱莉阿娜·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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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说到底军火商生产武器所用的资金来自民众的投资。当然，不是每个股东都了解自己购买股份公司的经营情况。但只需少数人投入时间精力去一探究竟公之于众，就足以影响股票价格：如果他们发现一家公司因为武器禁运而受到损失，人们会抛售股票，股价就会下跌。德拉·魏格拉与拉·费拉拉沿着这个思路去搜集信息，他们查看一个国家在被武器禁运之前，是哪些军工企业在向它出口武器。接下来他们看武器禁运的宣布对这些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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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发现乍看让人费解：有的公司股价下跌，有的公司股价上涨。难道这只是股票价格的随机波动吗？事实证明这不是随机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军工企业的股价在武器禁运之后显著下跌。然而OECD之外国家的军火商股价反而上涨。他们意识到，最可能的解释是非OECD成员国的军火商违反武器禁运，因为没有OECD国家的竞争者，他们正好从中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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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武器禁运不是没有效果，而是需要更有效的政策来实施。如果一家公司股票价格因为受武器禁运的影响而上涨，那么就值得怀疑。这个简单却意味深远的结论证明统计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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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关键结论是，因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很可能增加得过度，变成整个地区内部的公共弊病。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额为90亿美元，其中40%是用发展援助经费来买单的。另外，在边境控制松散的地区，一国政府大量购买的枪支会逐渐流入邻国的黑市。这些黑市上交易的廉价枪械增加了内战的风险。最终的威胁来自冲突后国家，由于冲突后国家往往军费开支很高，所以他们不仅没能如愿以偿地控制内乱，反而增加了冲突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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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不仅过度，而且还挪用了发展援助。如果国际社会想补救，有两个措施：限制武器购买的数量，或者通过指定援助的用途，把军费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武器禁运虽然成效不佳，但在合适的政策下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枪炮对于政治暴力无异于火上浇油，需要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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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事工业复合体，出自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演说，指国家军方与私人军工企业等因为相关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军工企业以政治游说来确保政府的国防预算，而军方则依赖这些企业提供武器和军需，此联合垄断关系为发“战争财”获取暴利，推行遏制和震慑的对外政策，发起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军事行动，在国际关系上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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