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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反对派政党，我决定找一个有钱的。我选择的是英国保守党——史上历时最长、最成功的政党之一，而且作为右派，该党的财源稳固。我选的时间是2005大选年，正是用钱的关头，这一年党派的收入应该比较高。相关信息比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好找多了：他们的年收入为5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世界上经费最充足的在野党之一，收入居然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反政府组织的七分之一。猛虎组织的经费是他们试图控制地区GDP的28%；按照这个比例来看，英国保守党连猛虎组织七分之一的实力都不到，只有万分之一。从反对党到反政府私人武装之间，不是一条简单的通道，而是万仞绝壁一般的经费门槛。绝大多数本来可能发生的叛变——无论其动机为何——都是因为缺钱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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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境是军队。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小群青年男子武装起来对抗政府军，要么他们的活动仅限于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要么他们就只能在与政府军的正面作战中被剿灭。只有在政府军很弱的情况下，他们才有更大可能存活下来。扎伊尔反政府军领袖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之所以能够经营多年，是因为总统蒙博托已经把所有政府机构——包括军队——都糟蹋侵蚀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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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可行性假说到底是什么呢？在解释一场叛乱是否发生的时候，重要的不是看动机，而是看具体条件是否具备可行性。这个假说最让人不安的部分，也是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部分，那就是叛乱只要可行就会发生——反政府活动领域会被某些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主导，而他们的诉求可能多种多样。研究内战的人大多在政治学系，所以他们很自然地用政治去解释动机。有时候的确是政治原因，虽然不一定是为了促进社会公正的那种政治动机。然而，即使是看似师出有名的叛乱，有时也是值得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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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达尔富尔（Darfur）的一系列叛乱活动来说。苏丹政府当然很糟糕，而且在冲突过程中大肆杀戮、草菅人命。但是达尔富尔冲突的部分原因是当时政府正与南部的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南部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The 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从北方的政府手中赢得了可观的让步：南方获允成立自己的政府，拿到相当比例的石油收入，还得到大笔援助经费的承诺，以及停火6年后举行独立公投的约定。谁知南方和平协议刚签订，苏丹人民解放军中来自达尔富尔的部队就返回老家自立门户，继续作战。显然你可以看到，有了南方的先例，至少对反政府军领导来说，叛乱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情。首领摇身一变成为总统，手下也能捞个部长当当——分裂国家是有利可图的。当然，达尔富尔人民在苏丹政府治下饱受蹂躏，揭竿而起是正当的。但是至今为止，冲突对达尔富尔人民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如今的局面比任何其他可能的情形都更糟糕。要么是反政府军统帅误判行动的后果，要么就是反政府武装运动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争取达尔富尔人民的福利。当政府在斡旋之下同意谈判时，主要的叛军组织却拒绝了，很难理解拒绝谈判如何能为达尔富尔人民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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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反政府武装运动看似出于宗教动机。叛军组织类似卫科（Waco）和琼斯镇（Jonestown）[1]的边缘宗教组织，但是其暴力是针对外界的。这种组织的成员可能纯粹出于嗜好暴力的动机：任何国家都仅有一小撮人心理变态，但这类人最有可能在暴乱队伍中打头阵。有时其动机甚至可以是性欲。据说乌干达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首领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拥有60位妻子——也许这就是他年轻时代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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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并没有证实可行性假说，但却显示出与之吻合的模式。我用这些结果去模拟两个假想地区的冲突风险，在其中一个地区发起叛乱的可行性要高于另一个地区。为此我仅仅改动5个与可行性程度最相关的指标。一个地区多山，另一个地区是平原：山地为叛军提供避风港。一个地区的青年男子人口比例很高，另一个地区该比例很低：青年男性是反政府组织招募的对象。两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一个地区是统一的国家，另一个地区则被等分为5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家难实现安全的规模经济。一个地区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另一个不是这样：类似的出口可以为反政府军提供经费。一个地区位于非洲法语国家，受到法国的军事保护，另一个地区不受外国军事保护。除此之外，两个地区的各种条件均相同，都被设定为所有国家的平均数。接下来，我预测两个地区的冲突风险。5年之内易于发起叛变的地区在其5个国家之中任何一国发生暴力冲突的概率是99%：这个地区太过危险，几乎陷于无止境的冲突之中。不易发生叛乱的地区只有1%的风险：该国是基本安全的，即使一个世纪之内也很难发生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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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区这些戏剧性的差异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我用来构建“易叛乱”和“难叛乱”的条件同样也可以用动机来解释。例如，多山之地叛乱风险高，我的解释是山地为叛军提供庇佑。不过，还可以从动机的角度来解释。居住在山地的人民通常比其他地区的人民收入低。他们忍无可忍而打下山来：山地有重要影响，但这是因为山地导致收入不均，引发怨怼。然而，并不是我刻意忽略这类不同的诠释，而是我发现导致对政府不满的最相关的因素——譬如政治体制——对冲突风险都没有显示出什么影响，而这些可以用可行性来解释的因素居然有这么大的效应，硬要从不满政府这个动机上来解释，实在是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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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有什么成果？最显然的是战争致人伤亡。大部分死亡不是战斗减员，而是由于疾病。大规模战斗把人引向荒野他乡，在那里他们不是天然免疫，而且公共卫生系统也处于瘫痪状态。因为疾病持续时间很长，很多死亡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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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战争也对经济造成破坏：不仅破坏本国的经济，还损害邻国的经济。同样，这些影响也是长期的，所以很多经济损失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凸显出来。我估计，最底层10亿人地区的一个典型国家，这些经济损失高达200亿美元，相当于两年的国民收入。然而，我后来意识到这个估计值看似很高，实际上仍然低估了真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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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估计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深受国内暴力冲突侵扰的民众大多属于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相比于一个衣食无忧的人，损失1美元对一个穷人来说影响更大。最底层10亿人地区的普通公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通公民之间的收入值已经达到一比五。即使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收入也不均衡。近年来冲突频发的国家也是最穷的国家。它们不仅现在是最穷的，很有可能今后一直都是最穷的国家。因为增长缓慢本身就是导致暴力冲突的一个很显著的因素，最容易发生暴乱的国家全都是经济发展最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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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估计也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实：和平是发展的根本，所以没有和平，其他可能的干预行动都很难施展。为儿童提供疫苗，或是发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些工作在战时几乎无法开展。在全球公共品的供应体系中，这成为最弱的一环。譬如，天花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消灭，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宣告战胜天花，这是与时间赛跑，因为直到天花被完全消灭之前，都有可能卷土重来。世界上最后一个宣告消灭天花的国家是20世纪70年代的索马里。如果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自1993年开始，索马里就成了禁区。所以和平稳定是所有其他援助干预成功的前提。这一个论点甚至可以用经济学技术性的语言和公式来表述。金融学家们计算期权价值。流动性资产——例如银行存款——的真实回报率高于利息，因为人们一有机会就可以选择其他投资方式。和平也有它的期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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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没有考虑三种全球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犯罪、疾病和恐怖主义。大规模政治暴力及其导致的国家体系瘫痪让国际犯罪在某些地区获得比较优势。这些地区沦为犯罪分子及其活动的避风港，例如犯罪分子将其作为非法物资和毒品的存放地。95%的毒品生产都集中在内战连连或冲突后的地区。内战导致的公共卫生系统瘫痪以及大规模难民转移也为疾病的传播提供条件。疾病的传播有时会影响邻国，而且也会潜在威胁全世界其他国家。一个有据可循的说法是，艾滋病是从一场内战期间开始传播的。最后，内战为恐怖主义提供便利。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在阿富汗，因为那里没有一个受承认的政府。而当基地组织渗透进索马里的证据浮出水面时，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没有政府的索马里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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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告诉我们政治暴力的代价是巨大的。哪怕内战可以换来健康的政治变革，我们也有必要问问最终的好处是否值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然而，内战的最终悲剧是国家往往不会走上更好的政治道路。如果我们从政体指数（Polity IV）来看，内战之后，国家没有改善，而是恶化。正如我们看到的，一场内战对国家的馈赠最有可能是下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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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行性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我们：要预防暴力冲突，不能着眼于冲突的动机问题，而只能尽力让冲突不易发生。叛乱是难是易，要看反政府组织能否得到枪支和钱财，以及国家政府是否能有效将其制服。反政府武装运动所需的军火和经费大多来自国外。国家政府的有效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国际社会可以在防范战争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可以通过限制枪械和经费来削弱反政府组织；另一方面也可以尝试去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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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应当压制反政府组织的活动吗？当切·格瓦拉标志性的海报问世时，我还是个学生。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武装斗争是我们支持解放运动的一个自然延伸。但是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和反政府运动是两回事：前者把国家凝聚为反抗外国压迫的整体；后者分裂国家，迫使手足相残。纠正过去深信不疑的观念是痛苦的，但真相是武装斗争往往都导致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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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科，邪教大卫教派的大本营。琼斯镇，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众的聚居地。两地均位于美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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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六章 政变：不受控制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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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暴力的一个工具，军事政变在本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与政治暴力相关的嗜血杀戮几乎都集中在反政府武装活动中——狂热追随者们称之为武装斗争。由于内战带来的惨痛后果，反政府武装活动应当尽早成为历史，但是政变是另一回事。对于政变，我们要做的不是根除，而是要控制。武装分子们号称为国家而斗争，但鲜有实现初衷的；然而政变可以完成武装斗争未竟的事业。我可不是在赞美政变，毕竟迄今为止政变的结果基本上都很糟糕。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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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是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的某国总统。尽管普通人的生活艰难，但幸运的是国民的爱戴和供奉让你过得相当滋润。在发达国家，总统们不得不熬到卸任之后出一本畅销的回忆录才能赚到钱。即使在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人往往也不能利用权力敛财。转型最成功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掌权多年也没有成为富人。当非洲最成功的经济体——博茨瓦纳的总统奎特·马西雷（Quett Masire）卸任时，他甚至担心自己会破产。然而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在任期间聚敛财富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风气。卸任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对回忆录签售会的期待，而是对失去财源的恐惧。这种风气如此盛行，以至于一位热心公益的非洲富商莫·伊布拉欣（Mo Ibrahim）为自愿卸任的非洲国家总统提供了500万美元的奖金。也许，假以时日，这种激励能够改变政客的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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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讨论过，大多数总统已经学会如何应对选举。每隔几年由选民来决定其去留，总统们已经不至于每天早晨一想到这个就一身冷汗。讽刺的是，他们现在怕的竟然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系统——他们怕自己的军队发动政变。自独立以来，非洲国家大概每两年就有一次成功的政变。和选举不同的是，政变可以在任何一天、任何一晚的任何时间发动。如果发生政变，有时总统逃得掉，有时就没那么幸运。利比里亚总统多伊（Doe）被赶下台后，政变头领不仅把他折磨至死，还全程录像。所以总统们惧怕政变是有道理的。本章应该是某些总统最感兴趣的内容。以下的分析出自本尼迪克特·高德里斯（Benedikt Goderis）和安珂·霍芙勒（Anke Hoeffler）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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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变对总统们构成威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受到威胁的体制是独裁政体，政变不是什么值得大张挞伐的事情——或许这还是唯一可以教训独裁者的办法呢。当然，如果民主体制也受到政变的威胁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政变推翻的是独裁者，作为经济学家，我也不禁要问：“它的成本是什么？”一场内战显然损耗巨大：狭义地说，国民收入遭受损失；广义来讲，无数人在战争中死去，社会凝聚力也分崩离析。那是因为内战耗时太长，破坏力大而且战后局势也不稳定。然而政变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袭击，或许这是一种小成本的推翻暴政的有效办法。与其无端猜想，不如实证研究。看到这里，或许总统先生们已经怒不可遏地要扔掉这本书。不过请等一等，我保证很快会讲到重点：怎样才能降低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总统先生们如果没有耐心，可以直接跳到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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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政变的成本，可以从政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出发。我们发现简单明确的影响：政变造成当年国民收入减少3.5%，但是几年以后经济就可以恢复正常。把后几年的影响一并考虑进去，政变的成本大概是一年收入的7%。我们意识到这个成本也许只是冰山一角。经济学家们发现政治动荡对经济是不利的，而政变可能是政治动荡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变的主要成本或许并不是此后短短几年之内的影响，而是其造成持续的恐惧后果。投资者们对军事政变风险较高的国家避而远之。为了研究政变的风险是否会导致严重后果，你得先估计这个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国家容易发生政变的原因是什么，我很快就会讲到这一点。我们把这个风险引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以便检验政变的风险是否比政变本身对经济的损害更大，结果没发现有影响。当然这不是说完全没有，而是表明即使有，影响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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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年国民收入的7%来更换政府，这个代价可不低。但是如果现任政府实在祸国殃民，能够换一个好的政府或许也值得。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伊拉克人民愿意用一年收入的7%来驱逐萨达姆·侯赛因吗？为了免于经济崩溃和大规模背井离乡，津巴布韦人民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来推翻总统穆加贝？这是政变和叛变之间的重要差距。叛变及其引起的内战会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在我看来应该属于下下策。武装斗争听上去很浪漫，但通常是祸国殃民。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政府和反政府组织都一样糟糕——我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国际社会就应该保持中立。我强烈反对这种论调。通过内战推翻政府——成功率五分之一——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太大，所以应当阻止反政府武装运动，除非反政府组织确实比政府好太多。在面临战争或是和平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是不恰当的。但是政变不一样，国际社会应当评估政变能否改善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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