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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总统穆加贝看了这本书会得出什么结论？他可能会意识到津巴布韦的经济衰退让他面临着政变的威胁。他还知道自己独掌大权28年，政变风险更加严峻。虽然相比卡斯特罗和卡扎菲，这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也足够长，至于任期限制就算了吧，唯一有戏的就是加强专制政策。但是军队已经蠢蠢欲动。总统大人寝食难安，还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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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掌握着军费预算。如果担心军事政变，他可以修改预算。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应该减少还是增大预算呢？总统大人左右为难。如果军队是个威胁，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裁军。如果每位军官都可能是下一个拿破仑，那么军官越少，总统越安全。但是换个角度说，如果军队要求更多经费，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多给他们钱。总统犹豫不决：军费是涨是裁？这种时候，他知道可以求助于互联网，很快他搜索到一些研究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找寻答案好比破译德尔菲的神谕（Delphic oracle）[1]一般费劲，但他终于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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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时候政变的风险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军队总司令来向总统抱怨说军心不稳，那么一个明智的总统就会告诉军队他是这么想的：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太低，没有哪个有脑子的军官愿意冒险。冒险的结果多半是失败，因此忘了事成之后的好处，好好掂量失败的惩罚吧。打着政变要挟的幌子来敲诈勒索真是痴人说梦。总统大人又提到哥斯达黎加的例子。这个国家成功地取消了军队，裁掉了预算。我们在数据里也发现相应的结果。在政变风险的正常区间，军费开支的水平对政变风险没有影响，并且政府应对小幅度的风险上升的政策是裁减军费。如果军队是个麻烦，你就该给它瘦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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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变风险还有另一个区间。如果风险很高，那么看似敲诈勒索的威胁就很可能变成现实。总统知道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成功的回报值得士兵们冒险。他只能增加军费，否则就会危如累卵。如果他满足军队，那发动政变的回报就会下降——总统就可以宽心。我们也从数据中找出了证据，在政变风险较高的区间，高水平的军费开支显著地降低了政变的风险，并且与之相符的是，政府应对高风险的办法是增加军费。我把这看成一种高端的勒索：军队敲诈政府的钱财，与一帮流氓收取保护费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前者在更高的层面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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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译经济学研究的德尔菲神谕，总统大人需要做的只是弄明白自己面临的政变风险是高还是低。如果风险低，总统大可以凭着自己的好恶行事，大幅削减军费预算，告诉那些佩着金穗带的军官自己是怎么看待他们这群没用的东西的。不过，假如政变风险很高，那么总统最好增加军费开支。他不得不横下心来顶住援助国的非难，从卫生预算里挤出钱来提高军队待遇。对于总统穆加贝来说，情况很明确。经济一团糟，独裁统治得太久，又没有限定任期——政变的风险随着这些因素水涨船高。他麻烦大了，只能靠铁腕专制和厚待军队来勉力维持。为此，他首先把警察队伍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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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回到我先前的那个奇怪的问题了：政变通常会让国家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我们知道政变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这是推翻暴政的唯一选择，那么也许还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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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从两方面考量政变的后果：政变的政治影响和政策影响。我们用标准衡量方法：政治体制方面用政体指数（Polity IV），经济政策方面我们使用的是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分数。这两个指标都有其局限性，但是用来考察政变的影响是合适的。尽管政变的直接影响很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你得看长远效果。我们决定看政变之后的5年间每一年的情况。我们只研究成功的政变——只有成功才能改换政府。在我讲研究结果之前，先想一想一场温和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是什么状况。即使是温和的政变，其结果在最初的几年内也可能会出现恶化。但是情况应该会迅速好转。我们也许有理由希望，政府更换5年之后，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都应该得到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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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愿望恐怕要落空。一场政变成功后最初的几年里，政治体制的确显著恶化。但是5年之后仍然没有好转，甚至还不如政变之前。经济政策的情况与此类似。政变之后的3年之内经济政策急剧恶化，在第5年时仍然比政变之前更糟。我们前面说过，政变成功后军费开支会大幅上涨，这不仅是为了防范更多的政变，也是为了犒劳部下。这样一来，世行的经济政策评估分数当然就会下降。政变的另一个后遗症是它显著提高了内战爆发的风险，所以政变对于国家政治方面的影响看来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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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没有研究一个方面的可能性。那就是尽管付诸实施的政变会造成恶劣后果，但对于潜在政变的恐惧可以让政客们如履薄冰，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有利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我没有研究，因为这个假设实在不容易验证。量化分析取决于差异：得用政变风险的差异来体现出政府政策的差异才行。我不太敢尝试，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可以造成因果逆转的问题，政府政策的好坏也会影响政变风险的大小。我不确定能够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办法，而且得出的结果很可能会误导读者。虽然我没能就此做出分析，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政府对军队的利益负责并不等于对平民百姓的利益负责。政府完全可能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改善针对军队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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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那么政变也不失为一剂良药。在有的情况下，政变可能是兵不血刃地罢黜一个恶行累累的非法政权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种情况下，军方的确有采取行动匡扶国家的责任。除此之外，还有抗议示威和反政府武装行动两种反抗方式。对独裁政府普遍的抗议活动只有在收入较高的国家才有。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收入太低，很少有抗议示威，而且一有示威即被镇压。武装反抗代价太高，而且不太可能带来政治变化，不值得尝试。这样看来，为了保证政府称职地行使其职能，政变可以发挥作用。而今政变越来越少，这并不见得是好事。历史上的政变并不容乐观。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的确是有的，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政变的头目并不是熟练使用手术刀的外科大夫，而是乱砍一通伤及国体的门外汉。到目前为止，政变就像不受控制的导弹一样，往往炸错目标。与其杜绝它们的发射，不如为其装上制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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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尔菲，古希腊城邦的圣地，供奉阿波罗。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就在这里颁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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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七章 科特迪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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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舞弊、政变、再次政变、战火连天——接二连三地遭受重创之后，科特迪瓦一蹶不振。然而这个国家曾经被誉为“非洲奇迹”，前首都阿比让（Abidjan）曾有“非洲的巴黎”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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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科特迪瓦的衰落，我们得从它曾经的辉煌讲起：科特迪瓦的奇迹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曾经的繁盛并非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上，而要归功于独裁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治国有方。你将看到，他的政策冒着不小的风险，但差点就成功了。在这期间，总统把首都迁往他的家乡小村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并在那里模仿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样式兴建和平圣母大教堂，竣工之后还邀请教皇前来祝圣。大教堂的兴建甚至动用援助资金，为此援助国骇然不已，大加嘲讽。但是有史以来各个国家都会借助纪念性建筑物来树立一个共享的国家特征。人类学家科林·伦弗瑞（Colin Renfrew）认为英国的巨石阵就是这么一种建筑。在我看来，创造一种国民共享的认同感正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当务之急。不过，一座建在总统家乡的大教堂能否成为这个宗教与族裔分立国家的理想标志，这一点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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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总统的冒险政策距离成功曾经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失败。科特迪瓦如今被视作该地区发展问题最棘手的国家之一，其衰落过程就是一部关于经济冲击、选举、枪炮、战争和军事政变的历史。厄运从经济遭受冲击开始，政府应对无方以致经济衰退、民怨沸腾；迫于形势举行选举，当选的新政府又被政变推翻；此后冲突升级酿成战祸，内战双方竞相扩充军备，国际社会不得不实施武器禁运，但并未能如愿遏止双方的武装冲突。在短短10年之间，科特迪瓦经历了这本书里描绘的所有事件。接下来，本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詹妮弗·维德娜（Jennifer Widner）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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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立以来，直到1980年之前，科特迪瓦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乌弗埃-博瓦尼致力于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模式来打造一个经济强国——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推动私有领域的增长。这个战略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确，邻国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与他打赌说，加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10年之内要把科特迪瓦远远地甩在后面。恩克鲁玛输了。20世纪70年代的加纳已经陷入经济和政治崩溃，他本人也被军事政变罢黜，而那时的科特迪瓦稳定和平、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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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吸引移民来开垦荒地种植可可。在该政策鼓励下，来自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科特迪瓦。到1980年，40%的劳动力都是移民。这个发展模式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乌弗埃-博瓦尼给移民一些政治权利，赢得他们的拥戴。另一方面，通过对可可征收重税，科特迪瓦人也享受到好处。高税收保障公务员们的就业机会，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当地人。按理说，这种体系维持得越久就越稳定：移民群体人口众多，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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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乌弗埃-博瓦尼实行一党专政，那么他似乎应该能够长期维持这种有利局面，但是经济冲击打乱了他的战略规划。1980年，可可和咖啡的国际价格下跌，石油进口价格飙升，科特迪瓦面临经济危机，不得不求助于外债来缓解。截至1993年外债累积高达150亿美元。然而即使如此大肆举债，国民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三分之一，贫困率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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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可可税曾被作为一种稳定价格的机制：价格是固定的，而且低于国际价格。而当可可价格一路下跌，固定的价格就成了麻烦：种植可可的移民不仅没有缴税，反而还在拿补贴！为了维持政治上的承诺，公务员体系继续扩张，加速了私有经济的崩盘。1980年，一半的城市劳动人口有正规工作，然而到1990年初，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勉强糊口。城市贫民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就业萎缩，收入下降，年轻男性劳动力被迫考虑务农谋生，但是最好的土地已经被移民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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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乌弗埃-博瓦尼早就过了任何一种合理的“保质期”：他年事已高，在总统的位置上已经坐了30多年。但是他仍然不肯放弃权力。为了保持大权在握，他把继任者的问题搞得扑朔迷离。1993年当他去世时，由于下一任总统如何产生的问题实在是一团乱麻，他竟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各方势力明争暗夺，对乌弗埃-博瓦尼秘不发丧超过一周。因为没有清晰的规则，无论谁爬上宝座都会面对众人的虎视眈眈。为了获得支持，一些野心家不可避免地利用社会上针对移民的敌对情绪。事实上，每一任总统都会这么做。当时的经济已经非常困难，改革刻不容缓，但是任何收入都要用于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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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势经过一系列事件逐渐恶化。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当上总统，但是前总理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在经济方面的资历更强。当时又有一波重大的经济冲击——西非共同货币贬值50％，使得收入分配重新洗牌。最大的输家是薪资缩水的公务员群体。因为公务员收入减少，依赖他们消费来挣钱糊口的个体户们也受到影响。本币贬值的最大赢家是出口商们——在科特迪瓦这些人是种植可可的移民。货币贬值带来的好处还包括援助经费的增长。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7%骤然攀升到20%，经济终于开始回升。所以，贝迪埃政府刚开始执政时机遇和风险并存。机遇在于经济状况好转，风险在于政局不稳，而且当时对移民的敌对情绪就是一个政治火药桶。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却恰好激化了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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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迪埃打败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出身技术专家的瓦塔拉。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像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和专家出身的政治对手——豁达的戈登·布朗一样和睦相处。4个月之后，瓦塔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高管，远离科特迪瓦权力中心。因为瓦塔拉是北方人，而贝迪埃来自人口稠密的中部，于是贝迪埃决定利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手段来打压对手。不过，第一位打出反移民牌的是小党派政客巴博，在他的家乡，可可种植园大部分都被移民占据。贝迪埃如法炮制，把执政党的政治立场扭转一百八十度。这个转变的一大好处是他可以把北方穆斯林背景的瓦塔拉说成移民，从而剥夺瓦塔拉的公民身份。为了确保成功，贝迪埃修改宪法，借此剥夺瓦塔拉在未来参选总统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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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95年的大选临近时局势已很明朗，反对派政治家之中只有瓦塔拉能够赢得较大比例的票数。巴博为了避免尴尬的失败，索性拒绝参选并说服瓦塔拉的政党和他一起抵制选举。两个反对党都组建民兵来执行抵制选举的行动——我们前面讲过，在选举期间搞暴力活动是反对党的策略。这么一来，贝迪埃当选，但是这场选举被普遍认为不公平。贝迪埃对身份认同的强调点燃火药桶。有政治倾向的媒体煽风点火，渲染两个群体之间不公平的事件，使得对移民群体的敌对情绪更加高涨。总统借机推进政策，从政府中清除了不少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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