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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盖伊真正严重的失策并不是高估他的票数，而是高估他的兵力。盖伊上台后迅速转向排外政策，惹恼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Compaoré），因此他资助巴博大规模扩张武装民兵队伍“青年爱国者”（Young Patriots）。对于盖伊强行上位的政变举动，巴博出动这群暴戾的年轻民兵去对抗军队。一般来说，一帮愤青对抗一支正规军基本上是以卵击石，但是盖伊的军队只是个点缀，这支军队规模很小，从来没想过要打仗也没有做好上战场的准备。更何况军方内部还产生分裂，事实上有一批军官已经在谋划推翻盖伊。对此，盖伊的反制措施大力削弱了原本已经被贝迪埃裁减的军队，结果在阿比让市中心的交火中民兵击溃政府军。民兵还攻击居住在首都的北方人，把遇害者的尸体抛入湖中。就这样，巴博凭借着一场非法选举和一场暴动走上权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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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应当重启选举。贝迪埃和瓦塔拉都提出这样的呼吁。但是与这两位大党派的候选人对阵，巴博肯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所以他并无意搞什么公平选举。他利用他的党派与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关系获得了法国的支持。当上总统之后，他能否在这个位子上长期坐下去取决于他能否避免下一次选举。而避免选举的办法就是让局势保持足够混乱，以至于无法进行选举。2001年，国际社会第一次介入试图调停科特迪瓦乱局，至今一共调停13次，没有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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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在精心操纵的选举中，输给自己亲自挑选的对手。为了夺回权力，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2002年9月，他带领几百号人马卷土重来，在阿比让、布瓦凯、科霍戈三个城市发动骚乱。在阿比让的政变失败了，他又一次在巷战交火中输给巴博的民兵。盖伊及家人被杀，其残部退守北方的布瓦凯和科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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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变失败后的一周之内，一群被巴博驱逐的政客加入盖伊的旧部。他们迅速控制北方的城镇和中部地区，自称“新力量”（Forces Nouvelles，FN）武装部队。就这样，科特迪瓦发生第三次政变的失败引发叛乱，最终把国家推入内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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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区之外，有重型武器装备的正规军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民兵队，所以“新力量”武装部队迅速进军阿比让。此时总统巴博的选择余地很小。如果他与叛军正面交战，就会落得和盖伊一样的下场。如果他选择流亡，求助于国际社会，结果就是在国际社会监督下重启选举，他肯定赢不了。巴博的能力仅限于在阿比让发动暴力骚乱。这招管用吗？他可以指使他的街头流氓们多杀几个北方人，但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在阿比让，还有哪一群人的人身安全可以为他所用？让我们回想一下，在这些政变之前阿比让曾有“非洲巴黎”的美称，这可不仅仅是个比喻：在阿比让居住的法国公民是非洲最多的。于是巴博把他们作为人质，要求法国出兵助他脱困。为了避免法国公民遭受屠杀，法军在三天之内就进驻阿比让保卫巴博政权。巴博就是这样自导自演了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大戏：他放任并教唆大批青年支持者攻击和杀害在阿比让的法国平民，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为了保护他的政权与“新力量”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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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用“独角兽行动部队”（Operation Licorne）部署一道停火线，强迫“新力量”以他们刚打下的地界为起点后撤100公里。此举释放了很强的信号，让外界认为法国政府并非中立。当时在城市以外的地区，“新力量”原本要乘势南下迅速打败政府军，因为布基纳法索对他们的资助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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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在巴黎召开谈判，再次试图斡旋督促双方达成权力共享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在巴博之下成立联合政府，却把最重要的几个内阁职位给了“新力量”一方，比如国防部长的职位。这是为了保证叛军在停战协定后的安全。当这份协定送到总统巴博手里时，他对此不满并拒绝签字，于是和谈失败。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巴博的言行无一不透露出他毫无议和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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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博似乎意识到自己时来运转。虽然一开始在军事实力上不如“新力量”，但他的经济来源更充足，所以他大量购买军火。于是联合国和区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科特迪瓦实施武器禁运，但并没能如愿制止双方购买枪支。武器从白俄罗斯和其他管理不严的国家流出，通过多哥进入科特迪瓦。巴博甚至建立了一支空军。羽翼丰满之后，巴博的部队违反巴黎协定，向北方发起攻击。法国维和部队曾经保护巴博的政权，现在却成了他北伐路上的绊脚石。所以他命令新成立的空军轰炸布瓦凯附近的法军基地，造成9名法国士兵死亡。法国采取报复行动，一举摧毁了巴博的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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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吸引了邻国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利比亚和塞拉利昂的雇佣兵大肆劫掠科特迪瓦平民，制造出了当时一些最血腥残酷的事件。除了主要的军队以外，还有至少9支非正规武装卷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层出不穷。冲突各方为了募集资金，拉入一批不择手段的企业、国家和领导人。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在阿比让和科霍戈的分支先后被洗劫。资金也来自邻国——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和利比里亚总统泰勒（Charles Taylor）都慷慨解囊。此外，“新力量”还组建了一支“经济警察部队”守卫钻石矿场并兼管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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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双方停火和谈，因此法国军队部署封锁线，尽量控制冲突的规模，使其造成的损失不至于严重到必须强迫双方谈判的地步。由于冲突双方之间毫无互信，通常国际社会需要在和平谈判中承担重要责任。推动和谈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和平协议必须规定召开公平自由的选举。但是这种选举的结果不是贝迪埃就是瓦塔拉，而两人目前都成了流亡者。更糟的是，在北方的“新力量”和南方的巴博看来，贝迪埃和瓦塔拉已经弥补嫌隙，结成共同的选举阵线，他们会在大选中合并为一个党。所以在南北双方的领导人眼中，接受国际社会的调停等同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唯一能够干预的办法就是等到巴博的总统任期结束。任期一过，巴博就不能再合法执政。国际社会借机强行解散巴博政府，并安排一位中立的技术官员担任总理一职。此举被巴博政府的某些成员描述为一场政变。很难想象要怎样才能打破这场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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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南北双方在没有国际社会调停的情况下居然自动和解。这是巴博和索罗两人之间的协议。巴博赶走外国安排的总理，改由反政府武装领导索罗担任。贝迪埃和瓦塔拉都被排除出局。巴博和索罗承诺如期召开选举，但是因为停火没有国际社会的介入，就不用担心被要求让淘汰的候选人参选，也没有人来监督选举是否自由公正。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任领导人可以用一系列的手段来赢得选举，所以这么一来巴博和索罗不再担心和解等同于输掉大选。这个内部协定对双方都有利。援助经费可以得到恢复，科特迪瓦的海上石油也能顺利开采。政治博弈的这一步棋走得真是妙极。然而不到一个月，索罗差点在一场直升机事故中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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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终于找回和平。但是持续整整10年的政变、战争和选举已经把国家毁坏得千疮百孔。科特迪瓦衰落后，塞内加尔取而代之，在非洲法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科特迪瓦的这场灾难到底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是时候谈一谈解决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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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三部分 改变现状：政府问责和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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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家体制建设与民族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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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小布什一开始反对美军参与阿富汗重建，但是后来又转变立场。我将会分析重建为何这么困难。当今世界上运转良好的国家都曾经走过漫长、痛苦而曲折的道路，最终塑造成为获得全体国民认同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凝聚在一起，动员全民统一行动，这对社会公共品的提供至关重要。在高收入国家，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会忘记它们的重要性。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state）只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算成立。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塑造成为民族国家（nation），所以这些国家的公共品才会严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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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现代国家都有过族裔多元的过去。现代国家疆界的形成，不是来自原始的民族团结，而是解答这样一个核心的安全问题：多大的领土面积最适合产生暴力垄断？把共同的民族起源与国家领土捆绑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追溯其出处，通常认为是19世纪浪漫的城市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幻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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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形成不是族群凝聚力的结果，而是由暴力的经济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现在知道，暴力不是建国的结果，恰恰相反，不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往往暴力泛滥。暴力的制造取决于可用的技术。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极端残暴，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让人别无选择：靠狩猎采集生活的一群人要想战胜邻村另一群人，就得在黎明前率先发动袭击，在敌人还来不及拿起武器时擒获他们。如果有任何群体愚蠢到相信和平协定，那他们恐怕还来不及改变主意就被血洗。所以暴力是这些社会的本质特征：更准确地说，这些人应该被称为猎人、采集者和杀手。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暴力的制造呈现出专业化趋势，并有了规模经济效应。这两个现象都使得暴力成为一件需要支付报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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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假设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原始社会中，社会由许多情况相同的家庭构成。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点差异。有的人更擅长生产劳动，有的人体格更强壮。请问在四种人当中，不擅生产但是身强体壮的人会如何谋生？他们会抢劫那些生产力高但是弱小的人。这些生产力低的壮汉放弃劳动、专事抢劫，变得越来越擅长于暴力。暴力也是一门技能。专门从事暴力的人就有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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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专业化的基础上，我们引入暴力的规模经济效应，换句话说，就是规模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暴力与众不同。规模的重要性，在其他经济领域都是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能体现出来。在工业革命之前，1000人的农场中每个人的生产效率并不比一个人独自耕种的生产效率高；1000人的修鞋作坊人均劳动效率也不比一个独自经营的鞋匠劳动效率高。但是一支1000人的军队可以一个一个地杀掉1000个单枪匹马的武士，也就是说专业的暴力人士通常寡不敌众。当然，如果技术先进、筹划高明，也有以少胜多的例子，甚至还有以一敌众的孤胆英雄。虽说赢得赛跑的不一定总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但你总得把赌注压在跑得最快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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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组建或者加入一大群专业武士，在一片领土内部垄断暴力，你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会更安全。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诱因。但是安全并非唯一的顾虑：要有收入才能过日子。专门从事暴力的人放弃从事生产的机会。他们的收入从哪里来？黑手党成员都知道答案，一旦建立起暴力的垄断，就有权力向领地内的其他居民收取保护费。那么为什么居民们不逃跑呢？也许你的军队可以惩罚那些试图出逃的人，你可以把人民变成农奴。也许人民无处可逃，因为别处也有类似的军队，逃跑不过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罢了。又或许你在本地的暴力垄断保护人民不受外来侵略，所以收取报酬是正当的。因此，你这支军队无意之中在提供一种公共品：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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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当地提供安全这种公共品不是你有意而为，你也逐渐意识到再多提供几种公共品对你有好处。其中一项就是鼓励你的人民相互交易。如果他们因此致富，向你缴税，你也会变得富有。所以你向他们提供强制执行契约的服务，毕竟你擅长强迫。你把这称作法庭，围绕着法庭又发展出一套法律系统。你可能也会发展一些促进贸易的基础设施，比如建设公路、桥梁和市场。你还可能——这需要相当的远见卓识——稍微限制一下自身的权力。你只需放弃一些权力，就能避免富人一味提防自保、拒绝投资。到这个程度，我们已经有一个国家机器，但仍然不算现代国家：公共品太有限，因为很多民众的利益都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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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运转良好但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到一个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国家，这最后的一步却又是一段漫长的征途。一旦被邻国包围，这些国家就构成主要威胁，不是你吞并它们，就是它们吞并你。于是各国穷兵黩武，提高税收，而且战争催生民族主义的思想——人民开始感受到一种共享的身份认同。当有效运转的国家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时，哪怕是政治体制漏洞百出的国家也能发展得不错，再加上新产生的国民认同感，这些国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我们之前说过，专制国家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容易发生政治暴力。具体说来，他们会越来越频繁地受到骚乱、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的困扰。而国民认同感又会有助于人民进行集体抗议行动。在这种压力之下，国家上层集团的精英们不得不提供更好的公共品。为了保证这些改良成果能保持下去，上层精英们有限地扩大选举权：就这样，社会朝着现代民主国家的方向一点一点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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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简单而又有力的暴力经济学。为了把它应用于国家形成的真实历史当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历史的起始点。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我认为这个起始点自然是5世纪罗马帝国的衰落。这段历史与非洲在20世纪中叶的非殖民化过程有些基本的相似之处。非洲的非殖民化的发生非常突然，“非殖民化”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得到重视之后，几乎在10年之内就完成了这个进程。与之最相似的例子，就是不列颠尼亚行省（Roman Britain）[1]脱离罗马帝国而独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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