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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对强有力的国际法则的需求，很可能只是暂时的。一旦这些规则成功地为东帝汶人民建立起他们现在所匮乏的问责制和国家安全，社会和经济就能够向前发展。这时候，局势也会朝着好的方向走。在族裔多元的国家，只要那些赢得选举的旁门左道都被规则堵死，民主制度就能带来快速的发展。另外我们前面说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2700美元时，实行民主制度就能更安全。时间一长，由国际社会施加的权力制约制度就能在一国内部稳固确立。如同开了政变的先例就会有更多的政变一样，依法治国的经验多了就会形成遵守法纪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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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殖民地化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自主而平等的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个目标是正确的。理想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无须国际社会的介入就能够独立地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品。这就是所谓的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主权应当下放到需要行使该权力的最底层面。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只要能达到高水平的收入，就能运转良好——它们的经济规模可以很大，并且它们学会了与邻国合作来避免因为国家小造成的高成本。卢森堡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可以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哪怕是最小的国家——提供一种模式。然而这些国家一夜之间从殖民帝国独立出来，开国总统们大权在握，这些新成立的族裔多元的小国虽然怀着美好的理想，却走了错误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许多小国家陷入既没有问责制也维持不了稳定安全的困境。那么，这些国家要真正实现理想，就需要在一段时期内由国际社会来提供这两种关键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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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主要谈对问责制的需求。要打破僵局，就得在一段时期内由国际社会来提供问责制度。这个办法现实吗？国家社会和任何社会一样，也会运转不灵、功能失调，而且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这些国家在位者的冷酷无情格格不入。本书中的关键策略，是要运用一种真正能够约束他们的力量。要想让一个政府负责任，必须具备两个关键条件：一是要有制度来决定如何获得权力；二是获得权力之后，要有制度规范如何使用权力来支配公共财政。那么，国际社会怎样才能为这些国家带来有效的制度规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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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一：让暴力为民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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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权力的合法途径，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2007年，肯尼亚大选告诉我们，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自身没有能力制约竞选中的舞弊行为。肯尼亚一向被视作非洲最先进的国家。肯尼亚尚且做不到，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因此，这种制约机制只能由国际社会来提供。问题是国际社会具体应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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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国际社会不可能把民主的标准强加于一个不情愿实行这种标准的国家政府。这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并且这个问题无法改变。对于援助国的政府来说，这是目前让它们倍感受挫的难题。无论肯尼亚政府在赢得选举之后表现得有多差，好歹它们举行了选举啊，这总比最底层10亿人的其他国家政府强得多吧。于是，当援助国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它们很难中断对肯尼亚的援助项目。这是可以理解的，援助国觉得不应当持双重标准，即对肯尼亚采用相较其他国家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双重标准恰恰是必须的。以下就是怎么推行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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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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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理想主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套规范选举行为的国际准则，由国家自愿遵守，并向遵守准则的国家承诺丰厚的回报。政府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准则协议上签字立约，以获取回报。一个政府一旦签字，就要接受监督，并且获得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奖励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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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我能听到你说：“好主意。我们可以谈下一个问题。哦，对了，顺便问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奖励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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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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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效的建议，其核心就在于设计这个奖励。为了起到作用，这个奖励需要足够诱人，但首先它得足够可信。当我跟这个领域一位博识年长的专家讨论我的想法时，他打断我说：“别拿援助当奖励。几十年来援助国都没能坚持它们提出的条件，靠援助来施压这种办法已经没人当一回事。”他说得对，这个奖励不是援助，而是安全。国际社会要提供一套指导体系，把军事政变这枚导弹变为约束恶政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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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核心成员需要共同做出承诺，只要一国政府保证在选举中遵守国际标准，那么如果该政府被政变推翻，国际社会一定会帮助其重新掌权，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军事干预。这个奖励是无法忽视的。我们之前讲过，总统们面临的政变风险比他们在选举中面临的风险要高得多，而且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制度自身稳固。近年来在非洲发生了超过8起成功的政变，而现任政府在选举中下台的事件寥寥无几。但是，你将会看到，这个奖励的关键在于，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力的惩罚机制。这个“胡萝卜加大棒”或许力量强大，但它是否足够可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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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以保护政府不受政变威胁来鼓励它们接受国际标准，这个办法可行吗？我们可以用一个博弈树（game tree）来分析。通过博弈树来整理思路没什么特别，不过是反复提这个问题而已——“如果我这么做，对方会怎么应对？”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的启发是，虽然你一开始得列出一系列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这个顺序反过来，从最后一步的决定开始往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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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整理这个民主选举的自愿标准的博弈树。它有很多分支，但是要让这个标准可行，我得重点讨论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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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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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公布一套选举规范的自愿标准，是否遵守完全自愿，但是那些愿意改善自身民主制度的可信度的政府可以选择遵守这套标准。如果一个政府保证遵守标准，那么国际社会也对其保证，帮助它挫败任何政变，在必要情况下可出动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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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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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10亿人的政府决定是否签字立约。若它不愿遵守这套标准，就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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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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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家政府决定遵守标准，那么有几种可能。最重要的一种可能是，如果它在选举中发现自己要失败，它将会怎么做？在那时这家政府必须选择，要么按照约定遵守国际标准，要么违背承诺，在选举中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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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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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政府决定违背承诺，那么轮到国际社会来抉择了。国际社会必须决定如何应对。它可以选择公开宣布该国政府违背民主选举的标准，因此收回保护这家政府不受政变威胁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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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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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社会收回平定政变的承诺，那么选择权就转到一个新玩家的手里——军队。军队要决定是否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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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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