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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再往上走一级，来到第六步。解决了第七步，第六步就一目了然。既然可以开出条件，让政变领袖召开选举，接受监督，那么援助国为何要无视或谴责政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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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第五步。在这一局中，选择权在军队手中——要不要发动政变？记住，这一局的状况是国际社会已经证实该政府窃取选举成果的事实，并公开宣布收回在政变中保护该政府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军队是否会发动政变。也许这位总统已经建立了一套咄咄逼人的高压政策，连交谈都会招来危险。也许军队完全被总统的近亲掌控，而且他们都衷心拥戴总统。但是政变也是很可能发生的——将军们对政府感到厌倦，认为他们的时刻到了。毕竟他们会担心，如果此刻自己不采取行动，只怕级别更低的军官们就要动手。那样的话，现任总统的下台会很不光彩。总而言之，对他人发动政变的担忧会促成抢先发动政变，因此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更大。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塞内加尔2000年大选之后，政变的威胁迫使政府下台。我们之前讲过，那次塞内加尔的政变威胁是借助科特迪瓦政变的势头，而科特迪瓦政变则表明法国停止了对非洲法语国家的安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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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到第四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国家社会一贯表现软弱，这一回有魄力做得到言出必行吗？第五步到第七步给了我们答案。国际社会只要宣布该国大选不合法，并且撤回帮助平息政变的承诺，就能够达到期望的效果。事实上，这个选择势在必行。假设国际社会不收回保护该政府的承诺，那么如果军队宣称政府不合法而发动政变，那时会是什么情况？那时，国际社会将会陷入一个既危险又受损的尴尬处境：要么背弃平息政变的承诺，要么就得军事介入，帮助该政府镇压其国内要求更好的国家治理的反对力量。所以，这一局没有悬念：国际社会肯定会收回平息政变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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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们来到成功的环节——第三步。该政府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公平选举中落选，那么要不要做手脚呢？我们知道，如果该政府没有签字保证遵守国际标准，它会做出什么选择——看看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例子就明白。那么如果该政府做出保证，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们现在有答案了。该政府会仔细思量事态发展。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国际社会的代表们会用图表解释清楚他们的应对方案。更关键的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总统们都是从弱肉强食的层层斗争中胜出的精明透顶的人物——他们不一定都是你母亲乐意请到家里喝茶的类型，却一定都能在牌局中赢你。他们一定会掂量轻重，明白窃取选举成果没有好下场。这正是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Abdou Diouf）曾经面临的权衡计算：是光荣而体面地自愿下台，还是冒着被政变推翻的高风险继续执政。他选择光荣地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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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到了可能导致整个计划泡汤的第二步：在推测出所有后续发展的情况下，还会有政府选择签字承诺吗？我们已经看到缔约许诺的坏处：政府将会无法窃取选举成果。这个代价是很重的。所以除非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政府是不愿缔约、承受损失的。我们知道承诺的好处是什么：保护政府、平息政变。但是这个承诺靠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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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国际社会在博弈中每一步采取的策略。好在这个博弈并不复杂，从技术上来讲，它被称为一个“子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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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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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决定是否承诺平息政变，以换取该政府遵守民主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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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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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缔约遵守规则的国家发生政变，国际社会是否信守承诺，介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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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要从后往前推理。从第二步开始。国际社会为何要信守承诺？毕竟他们很难这么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至少不会板着脸郑重发誓。答案依然取决于对利弊的权衡。毫无疑问，信守承诺一定有高昂的成本。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有一天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可能会被派到绝大多数选民们从未听过的国家去平息叛乱。作为丹尼尔的父亲，我也不希望有这么一天。但是信守承诺也有好处，而且潜在的好处是巨大的。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有效运转，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民主制度只会让这些国家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假如有一天发生需要平息的叛乱，那也就是说，已经有一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加入了遵守民主规则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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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设想自己是那个决定守诺还是食言的政治家。我真的要做那个食言的政客吗？一旦违约，不但对不住这个国家，还会对已经有10多个国家加入的契约机制造成破坏。如果我违背诺言，不但会受到谴责，而且每天早晨看着镜中的自己，我都会想起自己干了什么。无论我在选民面前做出何种姿态，我这个“软弱”的名头算是坐实了。于是我决定问问军队：我们有把握平息政变吗？军方会怎么回答呢？一直以来，他们训练战术、升级装备、增加预算，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他们已经研习过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迅速扑灭小国政变而不伤一兵一卒的历史经验——毕竟这不是伊拉克。总参谋长的目光俯视着领导人，回答道：“小菜一碟，总统先生。”现在轮到领导人做决定。有时候再软弱的人也能强硬一回。事实上，这个博弈比我所展示得还要容易。既然知道政变很可能被扑灭，醉鬼才会做无谓的尝试呢，所以政变是很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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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二步就解决了。最后来看第一步。如果当政变发生时，扑灭它是值得的，那么做出帮助扑灭政变的承诺也是值得的。只要做出承诺，国际社会立刻就可以得到许多好处，而任何可能的代价都是将来的事。所以我们得到解答：扑灭政变的承诺是可信的，缔约加入遵守民主规则的阵营大有益处。另外，国际社会应当承诺扑灭政变还有一个理由：回想一下是什么影响着政变发生的概率。我们前面分析过，援助显著地增加政变的风险。所以援助国政府无意中使受援国政府面临威胁。而这个威胁是它们有能力也理应出手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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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政府到底会不会签署协议，遵守民主的国际准则呢？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是一个诱人的条件。不仅如此，政府还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好处。例如在援助国看来，它有执政合法性，这意味着有援助经费。可能在国内老百姓看来，它也有执政合法性，这意味着政府有更大的力量去达成目标。最后，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激励因素。反对派一定会公开地高调承诺，一旦获选后将签订协议遵守国际准则，并且会利用这项承诺来抨击政府不公。若是能得到援助国的支持，或许可以减少对政府舞弊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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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当年有这么一套国际准则机制的话，我想肯尼亚总统齐贝吉在2002年上台的时候肯定愿意加入。他在竞选宣传中承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正好可以用上这套国际准则。同样的，我认为肯尼亚反对党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在2007年的竞选中也会愿意加入。毕竟，当年正是他宣称大选结果不公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若有这么一套承诺机制，这种情况的确会触发国际干预。如果反对派可以通过承诺当选后遵守国际准则而获得政治优势，那么作为应对，政府也可能做出相同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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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这么一套国际准则机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领导人就会开始分化出两派来——是做从善如流的“绵羊”，还是冥顽不化的“山羊”。[1]并且，这套机制还会对“山羊”增加压力。然而就算有这么多好处，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会愿意提供平息政变的安全防御吗？只有极个别国家的军队有提供这种安全防御所需要的快速部署足够兵力的机动能力——美国、法国和英国。它们愿意吗？它们早就有这样的军事部署。美国正在调整其在非洲地区已有的兵力，建立一支驻扎在非洲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会是一位将军，而第二号人物就会是一位发展领域的专家。法国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尚有一系列军事基地。英国已经为塞拉利昂提供了安全防御。在我写书期间，美国向非洲政府寻求建立军事基地，被南非和尼日利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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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对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心生警惕。南非和尼日利亚可能也担心美国的兵力部署会削弱两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事实是无情的，无论是南非还是尼日利亚，都没有能力提供所需的军事力量。而且即使它们之中任何一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军力，也不利于地区的稳定。毕竟相比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它们的邻国可能更担心对门的老大哥吧。美国不受欢迎是因为近年来的军事行动，而法国和英国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历史。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在非洲人眼中看来，没有哪一国的军队是干净的。但是恰恰因为有这些疑虑，我们更需要明确的行动规则来约束这些军事力量。尽管南非和尼日利亚或许不愿意为目的不明的外国军队提供基地，但是对于那些为了保护遵守民主选举规则的政府而来的军队，它们应当是欢迎的。如果“滚出非洲”导致这片大陆被不负责任的政府所把控，那么这句口号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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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最苛刻的读者——读罢关于降低政变风险策略的章节却依然无法安心入睡的诸位总统们——我想对你们说：先生们，我在此保证，如果你们坚持往后读，一定会找到保护自己不受本国军队威胁的可靠办法。这就是：您不再需要把军队交给姐夫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您需要做的，只是向那个贵国刚刚加入的国际社会去游说，要求缔结遵守民主规则的契约；不然的话，国际社会对您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读到这里您做了一条笔记，终于倒头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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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二：确保政府公共支出的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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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为政府获得权力的规则提出建议。方案二要提议的是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权力的使用方面也提供一些标准。滥用职权的核心是金钱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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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来自援助还是税收，公共收入不是裙带政治的小金库。公共收入应当用来给社会繁荣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品提供资金。但是一桩接一桩的丑闻证实，只有通过监督和惩罚机制来约束政客和高级公务员们的欲望，公共财政才能用在合理的地方。在腐败已经比较罕见的发达国家，我们几乎已经忘记正直的习惯是建立在对被审查的恐惧之上。在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公共监督的制度从政府顶层就被废除，由此导致的大面积腐败不仅浪费公共资源，还让政治骗子得势。挪用公款来为自己的党羽牟利，已经成为维持权力的标准手段。权力约束机制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政界要人造成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国家重新建立起权力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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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答案很简单——绝大多数的收入来自援助。援助国有权力也有义务确保这些经费得到合理的使用。多年以来，援助国都一厢情愿地幻想它们的钱都花在这些国家对外宣称的那些援助项目上。当我们越来越支持受援助的政府们自行决定援助项目的内容时，这些项目就更不可靠了。很显然，如果援助国资助这些政府要求的项目，那么很可能它们会选择那些原本需要用税收去支持的项目。这个过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援助经费真正支持的是政府本来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埃塞俄比亚政府本来就要扩建学校，得知瑞典政府愿意资助学校，就要求瑞典人拨款。这样一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就省下了本来要花在建学校上的钱，用来干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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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援助国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大多数国家从资助具体的项目变成资助预算。也就是说，它们直接送给受援国政府一张支票，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安排预算。虽然这是现实的做法，但此举非常不负责任。除非这个国家有着健全的预算系统，否则拨进国库里的经费就会流入政客亲信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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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应当有健全的预算系统，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确保预算系统的健全，需要两样配套的资源：能力和审核。哪里有漏洞，公共收入就会从哪里流失。所以首先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就是彻底整顿公共开支的管理流程：做预算需要会计师，很多会计师。在一个缺乏诚信的体制文化中建立财政监管系统，就需要像防范独裁一样去设计体制：必须建立起重重监管，哪怕只有少数几个会计想要贪腐，也没有一点漏洞可钻。表面上看这种机制可能显得过于繁琐，因为分摊在公共开支的每一块钱上的行政成本会远远高于那些奉行诚信的体制的成本。但这就是现实：贪污腐败导致公共开支的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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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国可以通过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合理的会计体系。技术援助也就是提供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这是最不受重视但往往最关键的援助方式。光是支持能力建设还不够，援助国必须核实这些技能的确是用在确保公共支出的廉洁方面。这就需要在协作进行能力建设之外采取法律措施。只有在对预算系统进行法律监管核实无误后，援助经费方可进入公共开支。当然，如果援助国立刻实施这套监管规则，那么以现行体制的状况来看，是不可能审核通过任何一笔开销的。所以监管的实施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提前告知并做出安排。但是这套体系必须建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援助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信的，所以为了有效利用援助经费，必须确保预算体系的健全。如果政府想要使用援助经费，那么这就是前提条件。我称之为“治理条件”（governance conditionality），以区别于“政策条件”（policy conditionality）。援助国不应该对援助对象的政府说教，指示它们要采取什么政策，或者是应当怎么在公共品方面花钱。但是援助国有义务向本国的纳税人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老百姓保证，绝不纵容公共开支流入私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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