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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费开支作为一种区域间的公共弊病应该受到遏制。从理论上来讲，减少公共弊病的措施通常是征税——这就是碳税（carbon tax）[3]背后的原理。所以如果非洲联盟可以达成协议，就该对军费开支征税，正如欧元区对高额赤字这项区域公共弊病征税一样。当然，非洲联盟要想达成这样的区域合作还任重道远。那么有没有别的方法？想一想，提供对某地区有利公共品的最有效方式不一定来自该地区内部。疟疾疫苗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疫苗的普及有利于整个非洲，但只有高收入国家才拥有研究疫苗需要的技术。疫苗的研究在高收入国家进行，这也正是相关经费能够得到合理使用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在降低军费开支这一区域公共品上，办法是对军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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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援助经费和军费水平挂钩的办法，援助国可以在这个区域模拟一种国家之间税收。想一想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就知道援助国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到目前为止大概40%的军费开支是由援助经费买单的，而这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援助国原本应该对军费开支征税，但是实际上却一直在补贴！目前为止，援助国们对于受援国不断增长的军费只有批评指责。如果它们能把这种合理的不满体现在某种明确的援助经费分配制度上，对于控制军费水平更有效，同时也避免了造成对受援国横加干涉的印象。举个例子，以目前的水平为基准，军费开支每增加1美元，援助经费就减少40%，减少的经费会分配给其他国家；反过来，军费开支的削减则会得到相应的奖励。与批评指责不同，这种办法不会被视为侵犯主权，而是提供一种地区间的公共品，同时这种简单又稳定的激励机制很有可能有效控制军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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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到目前为止，安全防御的供应是国家之间一种互惠互利的公共品。所有的政府都希望享有安全，而由国际社会来供应安全防御的方案，大大提高了其技术可行性。然而别忘了正如一首歌里唱的，我的快乐也许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说得更专业一点，我的决定可能对你造成负外部性。即使我不愿意，这些外部性也需要被内部化。现在，在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要态度强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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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讲，整个国家主权的概念起源于三十年战争[4]。在那段战乱的岁月里，信奉不同宗教的政府彼此为敌争夺地盘。战争留下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深刻意识到，靠血腥的征服来改变宗教的使命，不值得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国家主权的原则就此诞生——无论一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什么罪恶，其对别国的利益造成什么影响，都不足以构成介入干涉的理由。主权的概念诞生于17世纪，这个理念在当时是有合理依据的，因为那时候经济和社会尚未高度结合。然而无论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是否合理，如今已经站不住脚。今天，一场内战对邻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太严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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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安珂、丽莎·肖维以及阿尔伯特·贝哈共同研究过内战对邻国的负外部性。我们采用标准的方法，不过需要小心区分与战争有关和无关的影响。例如，干旱会影响好几个国家，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的旱灾一样。我们发现，内战对邻国造成的损失远低于对本国造成的损失，这一点毫无意外。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陷于内战的时候，其邻国的经济增长会下滑0.9%。然而一个处于内战中的国家往往与三个以上的国家毗邻，并且邻国的经济规模一般都比内战的国家大。这是由于——我们以前讲过——国家小而穷，战争风险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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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研究一国内战对直接相邻的国家造成的影响，而忽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的负面溢出效应。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仅限于直接相邻的国家，一国内战对所有邻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总体上仍远高于本国的损失。所以，根据经济学中关于如何将外部性内化进决策过程的标准解决方案，那些显著影响内战风险的决策就应该在该区域内来共同决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乱影响到好几个邻国，以至于卢旺达、乌干达和安哥拉三国都向刚果派出了部队。这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了安全防御对于整个区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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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说过冲突后时期是最危险的。冲突后的国家很可能再次爆发战争，对邻国造成巨大损失。那么冲突后国家的邻国是不是有权利影响该国的政策呢？一年前，我的设想是，冲突后国家应当经历一个与邻国共享主权的阶段，直到渡过危险时期为止。然而，后来我意识到两个无法逾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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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利益攸关的邻国们参与冲突后国家的治理，有合理的原因，也可能有一些不合理的动机。在全世界范围内，相邻的国家之间往往都有些摩擦，毕竟邻国是外部威胁的主要源头。在本书写作期间，巴基斯坦自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5]去世后陷于瘫痪状态，但是巴基斯坦不会和印度共享主权。同理，厄立特里亚也不可能和埃塞俄比亚共享主权。总之，邻国之间共享主权行不通。非洲联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提出除了索马里的邻国以外，由任何愿意出兵的国家派出军队赴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然而索马里的例子也证实了这种办法的局限性，因为唯一一个愿意大量派兵的国家恰好就是邻国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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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冲突后国家的邻国们并不属于一个政治组织，因此它们没有在一个组织内部合作的经验。而且很显然它们的协作是短暂的，可能撑不过10年。更麻烦的是邻国数目众多的情况。以当今的后冲突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看看地图，都有哪些国家与其接壤：刚果（布）、中非共和国、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安哥拉。模拟试验证明，参与者数量越多，协作越困难。8个参与者就算很多了。另外，参与者们要逐渐学会协作。所以如果从零开始建立合作组织，那么合作初期必然有一个试错的阶段，而这正是冲突后国家最脆弱的时候。最后，模拟试验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参与者们使用一种待遇对等的策略来确保相互合作：它们避免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因为这样终将遭到对方的报复。总而言之，短期合作比永久合作更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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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上问题，我不得不放弃主权共享这个提议。那么还有什么选择呢？我认为解决的方案就是把邻国对冲突后国家合理的利益诉求，委托给一个永久的、与冲突后国家没有利益关系的组织。虽然非洲联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显然最好是联合国，具体说来是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之下成立于2005年的建设和平委员会（Peace-Building Commission）。这样一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案例中，联合国代表其邻国掌握一部分主权，致力于尽量减少冲突后国家对邻国造成的损失。需要声明的是，联合国掌握部分主权，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有这个权利。这一点和一些学者建议联合国恢复旧有的托管治理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冲突后国家的政府应当和联合国分享主权，而不是被联合国剥夺主权；并且应当首先规定，区域或国际组织与其共享主权的目的只是保护邻国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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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指导着受托人的决定呢？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决定所面临的状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有一套明确的指导方针有助于做决策。当有不同的参与者需要协调的时候，指导方针尤其有用。我认为这里面有三方面参与者。有的政府应当派出维和部队或为其提供资金；有的政府应当提供援助；冲突后国家的政府应当推行经济改革，削减军费，并且如果要举行选举的话，那么就应当保证选举的自由与公正。一直以来，那些国际社会监督不到的国家的军火商铤而走险，无视对冲突后国家实行的武器进口禁令。不过现在我们有办法查出这类违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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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每一方都有赖于其他方面的参与。有效实施武器禁运，才能减少维和部队官兵的伤亡。维和部队需要等到该国经济发展良好之时才能撤出，而经济发展需要援助经费和政策改革的助力。选举一直都在进行，但是离自由、公正还差得远，这非但没有降低暴力的风险，反而引发更多的暴力。这些决策不仅相互依赖，而且需要持续10年左右，但是到目前为止，三方面只有短期协作。指导方针旨在规定10年之内各方对彼此的责任，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却可以让各方对彼此行动有一个共同的预期。而且指导方针也是符合现代国际合作精神的——从《蒙特雷共识》（Monterrey Consensus）到《联合国全球契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都是约定成员国之间相互的责任。正如武器禁运要求各国遵守禁令一样，国际协作中承担责任的范围很广，并不仅限于高收入国家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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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指导方针的时候，一个后冲突契约应当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不能逾越的红线。红线规定得越明确，就越不容易被逾越，因此国际社会在后冲突国家的介入也就不至于演变成一场噩梦。要是我们一开始能明确这些红线，我想到目前为止的后冲突乱局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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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三条国际行动的提议。第一条建议，解决的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攫取权力的问题。第二条建议，解决的是获得权力以后滥用权力的问题。最后，是解决困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结构性动荡不安问题。这些建议可能被采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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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国际行动的讨论涵盖两个极端。就拿在津巴布韦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来说。一方面，布拉瓦约[6]的大主教以及众多国际时事评论员都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总统穆加贝；托尼·布莱尔反对穆加贝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戈登·布朗因为穆加贝参加欧非峰会而拒绝出席。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总统们又同气连枝为穆加贝鸣不平，推选他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本书中提出的三条建议，没有一条是军事干预更换政权。我认为通过外部势力更换一个国家的政权，无异于揭开殖民主义留下的尚未愈合的伤疤，因此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然而，本书的建议也不是毫不干涉。当今世界，各国紧密相连，毫无约束的国家主权必生祸端。这些极端的立场相持不下，所以我建议一种折中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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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它们会起到预期的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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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书付梓之时，肯尼亚正发生骚乱。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尽力展示通过规范选举有可能改变肯尼亚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的10年间，真正笼罩非洲的灾难阴影来自津巴布韦。确切的是，总统穆加贝系统性地破坏民主政体和国家经济。那么有什么办法能扭转这个灾难呢？唯一能够改变津巴布韦历史进程的力量，来自津巴布韦本国的军队。非洲联盟目前的规则，拒绝承认政变的合法性。虽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任总统们当然乐意达成这样一条协议，但这条规定是不合理的。津巴布韦需要一场政变，但不是像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那种造成更大灾难的政变。对于政变我们要控制，而不是杜绝：这就是本书的核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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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绵羊和山羊的典故出自《圣经》，是耶稣提到的一个比喻，耶稣把信徒分为两队，一队是能得救的绵羊，一队是不能得救的山羊（《马太福音》：25
:31—4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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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的倡导和努力下，中美洲5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1987年签署《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为实现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他因此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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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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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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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953年6月21日—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2007年12月27日在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不治身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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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布拉瓦约是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北马塔贝莱兰省省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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