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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绵羊和山羊的典故出自《圣经》，是耶稣提到的一个比喻，耶稣把信徒分为两队，一队是能得救的绵羊，一队是不能得救的山羊（《马太福音》：25
:31—4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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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的倡导和努力下，中美洲5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1987年签署《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为实现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他因此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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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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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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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953年6月21日—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2007年12月27日在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不治身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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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布拉瓦约是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北马塔贝莱兰省省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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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十章 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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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们已经讲完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处于结构性的动荡不安和结构性的问责制缺失之中。虽然最近几年是有史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以上两种痼疾导致的严重后果人人皆知。结构性的动荡不安在索马里和苏丹先后导致的危机，占据2007年国际新闻的头条。结构性的问责制缺失导致选举丑闻，分别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爆发，也上了2007年的头条新闻。2008年初，乍得发生叛乱，而东帝汶的叛军政变未遂，总统还在澳大利亚接受治疗。今后恐怕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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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所面临的这个结构性的痼疾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它们太大，很难建立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它们又太小，很难建立和平稳定的政权国家。说它们太大，是因为这些国家族裔太多元，缺乏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团结一致；说它们太小，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少，达不到高效提供公共品所需的规模。有些公共品不一定是国家良好运转所必需的，因为可以通过私有部门来提供。欧洲的部分医疗和教育服务是公共品，而这些在美国就是靠私立机构来运营。但是另外的一些公共品是不能让私有部门代劳的。国家安全和问责制就是这样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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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国家的安全防御可以成功地依赖于私有部门，尽管历史上间或有这样的尝试。受雇的私人武装最终会掠夺它们本该保护的人民。布里吞人[1]在罗马人撤离后，曾经尝试过雇佣一群朱特人[2]匪徒来帮助他们抗击皮克特人[3]。没想到朱特人在15年后看准时机，血洗不列颠的统治阶层并取而代之。说到由私人来提供问责制，绝大多数这样的例子——比如在美国，面临着医疗诉讼的威胁，医疗体系变得规范——都有赖于法律的支持。在法制缺位的国家，为了在一个小圈子里维持良好的声誉，也可以建立起一定程度的问责制。经济学家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即13世纪的犹太商人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凭着良好的信誉进行跨国贸易。然而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4]最近展示，如果这样的小圈子规模扩大，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崩溃。所以，安全防御和问责制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缺乏这两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后果，就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过去40年间经历的故事。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沦为全球最贫困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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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领袖有足够的远见，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可以塑造出共同的国民身份认同，从政权国家转变成民族国家，并且和区域内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以上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善公共品的供应，确保人民所需的安全防御和权力制衡机制。有时候，会有拥有这样领导力的人物出来掌握政治权力，但这样的好事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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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叶斯·尼雷尔、苏加诺、纳尔逊·曼德拉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都是开国总统，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一旦政权可以被一心谋私的政客所获取，那么这种利欲熏心的政客就一定会搏上一把，而正直的人士则会退出政坛。劣币驱逐良币。我尽量不使用花哨的经济学术语，不过既然您已经读完本书，相信您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个术语：按照经济学的说法，政治领袖的质量是内生变量。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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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安全防御和问责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应当由国际社会来供应。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很多人看到军事干预造成的意外后果，可能会认为任何形式的干预行动风险都太高。然而，国际军事干预行动也曾有过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得到的教训并不是军事干预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应当限制和明确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进行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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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任何有关军事干预的方案都会受到主权在握的总统们的愤怒抨击，那些生活在较为幸运国家的50亿人正好为自己的袖手旁观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那些深陷受害者心态的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毕竟世界列强已经造成太多的破坏。我本人的态度曾经一度是“给它一点时间来看看”。毕竟当今这些发达国家，从19世纪的励精图治但不实行问责制的政权发展成为合法的问责制民主国家，其间经历了数十年。但是我现在认识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并没有从政治暴力朝着合法的问责制民主平稳过渡，而是走进一条死胡同——没有规则限制的选举竞争会破坏国内合作，而总统手中紧握的主权则会阻挠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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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破解僵局的办法。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国际行动，就能驾驭一国内部强大的政治暴力，让它推进社会正义而不是造成破坏，让缺失的公共品归位。这些公共品中的一部分是直接满足物质需求的，比如因为缺乏集体协作而长期得不到保障的供电和国际运输路线。这就是传统意义上设定的国际援助的作用。然而，缺失的最关键公共品的供应需要新的方法。国际维和以及远距离安全防御在政治上很难实现，但是这两种方法是有效的。虽然代价高昂，但回报也很可观。国际规则和标准——可以是自愿遵守，也可以通过激励机制来规范——既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难处，又没有很高的成本。总之，设立国际规则和标准这个办法，没有显著的弊端，我们就应当去摸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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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定繁荣的地区真正重视另一个无法靠自己保卫安全的地区，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要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安定繁荣的是美国，不安全的是欧洲。美国的行动既是慷慨相助，也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美国都很清楚它必须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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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做了什么？首先，它改变安全防御的政策。二战前所奉行的孤立主义被废除——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一个防卫协作的体系。为此，美国在40多年间往欧洲派驻官兵达10多万人次。同时，美国还改变其针对国际规则和标准的政策。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极其重视国家主权，几乎视之为第十一条诫命[5]，甚至为此拒绝参与国际联盟[6]。 然而，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并促进了欧洲共同体的成立。此外，美国还拨款帮助战后重建，发起马歇尔计划，成立国际复兴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后来增加“开发”二字，是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再后来将其重命名为世界银行，其重点工作就在这“开发”上。美国甚至还放弃了贸易保护政策，不过那是另一回事。总之，您现在有了一个总体印象：美国在面对安全威胁时严阵以待，不放过任何可行的战略。而它的战略见效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但即使是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应对措施，也坚持了40多年才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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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是更大还是更小？安定繁荣的地区已经大大地扩展，意味着有更多的国家可以分担负荷。不安全的地区并没有缩减，而是转移——1945年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是和平的，因为它们那时是殖民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独立之后就变得动荡。不过当今的危机没那么严重——刚果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导弹可以对准华盛顿。事实上，我们好像回到了1919年：我们没能正视危机，是由于当下的危机形势不明、不可捉摸。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各国同样没能正视危机，一直到20年后二战爆发才意识到当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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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对危机的忽视体现在战略的摇摆不定中。有时，我们彻底不作为：我们在10多年间放任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以为索马里的问题可以自行解决，不需要我们的介入。结果基地组织最终占据了这片真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又是另一个极端：先发制人的全面介入。我怀疑现在的战略中是否还能保留介入的政策，我们似乎又要回到彻底不作为。然而，我们从美国战胜苏联的威胁的经验中学到的是，当面对这样规模的挑战时，需要长期保持连贯一致的政策。当然，付出行动背后的理由并不仅限于保卫我们自身的安全。当我们享受生活的美好和希望之时，世界上还有10亿人在困厄中挣扎。这不仅是对安全的威胁，而且是当今世界的一桩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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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身的利益和同情心并非不可兼得，相反二者可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目的。 政治右翼需要承认，出于对安全防御的合理担忧，应当拿出一个比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有效的战略来。政治左翼需要承认，面对政治暴力无动于衷是在逃避责任。担忧和愧疚，这两种强大的感情干扰我们的思考。然而，把同情心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则不然。同情心给了我们行动的力量，自身利益则保证我们坚持下去。布什总统主张，面对安全问题，预防总是正确的应对措施。这一点没错，但是他错在认为最好的先发制人的政策就是军事入侵。我们有很多政策可以采用。有些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见效——要以10年而非几星期为单位来考虑。但是，所幸我们如今面临这些问题，只是因为以前没能解决它们而已。如果我们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就能重视这些问题，很可能已经快要大功告成。然而，那时候的我们太幼稚、太自私。现在，是时候纠正过去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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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里吞人（Briton），6世纪以前居住在不列颠岛南部的凯尔特民族。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5世纪中叶受罗马人统治。5世纪后，曾长期抵抗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的侵略，后被迫退入不列颠西部山地，逐渐形成近代威尔士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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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特人（Jute），北欧的古代民族，原住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集团。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一部分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陆续渡海移民大不列颠岛，在岛的东南部建立肯特王国。其后与当地部分凯尔特人以及后来迁入的丹麦人、诺曼人等结合，形成近代英吉利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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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皮克特人（Pict），指数世纪前，先于苏格兰人居住于福斯河以北的皮克塔维亚，也就是加勒多尼亚（现今的苏格兰）的先住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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