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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特人（Jute），北欧的古代民族，原住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集团。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一部分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陆续渡海移民大不列颠岛，在岛的东南部建立肯特王国。其后与当地部分凯尔特人以及后来迁入的丹麦人、诺曼人等结合，形成近代英吉利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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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皮克特人（Pict），指数世纪前，先于苏格兰人居住于福斯河以北的皮克塔维亚，也就是加勒多尼亚（现今的苏格兰）的先住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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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代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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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处用典“十诫”。按照《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借由以色列的先知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中首要的十条规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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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国联曾拥有58个成员国。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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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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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观点，全都建立在统计研究的基础之上。统计并不能保证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但是让我们大致了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论点的可靠性要归功于统计的运用，同时也因为我是在现代学术界开展工作的。正如“辛普森一家”是一个理想化的家庭，现代学术界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社群。基本上，学者们在学术声誉方面的竞争是个零和博弈，成功的捷径就是推翻名作。您大可放心，已经有一群雄心勃勃的学者排着队来给本书的观点挑刺儿。我当然怕得要命，竭尽所能地减少谬误以求自保。顺便提醒一句，这也是为什么您应当警惕那些离经叛道的思考者兜售的诱人理念。因为他们没被学术界重视，驳斥他们的观点也带不来什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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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万分景仰独当一面的学术天才，但发现自己更适合与团队共事。我的工作仰仗于一批年轻合作者，他们的才华远胜于我。本书建立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而绝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是在他们的协助下完成的。安珂· 霍芙勒（Anke Hoeffler）与我一起探讨内战的起因、军备竞赛以及什么样的国家容易发生政变——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有卖点的研究，因为这正是我所访问国家的总统们最大的担忧。我们对政变的研究最后变成另一种竞赛——我们成功赶在安珂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几天完成。丽莎·肖维（Lisa Chauvet）和我一起研究选举、失败国家的损失以及为何改革举步维艰。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合作也面临着同样的竞赛。当我团队中的姑娘们都去休产假时，研究重担就落在了小伙子们身上。多米尼克·罗内尔（Dominic Rohner）和本尼迪克特·高德里斯（Benedikt Goderis）从剑桥大学过来为我工作。多米尼克与我一起研究令人不安的低收入民主国家的政治暴力，为本书第一章巩固基础。和本尼迪克特一起完成的工作非常惊人，我们将在下一本书里阐述：为什么大宗商品热潮和中国的影响都没能显著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另外，在成书过程中，曼斯·森德本与我一起探索如何降低后冲突阶段再起冲突的风险。克里斯·亚当（Chris Adam）、维克多·戴维斯（Victor Davies）和我一起研究援助在后冲突时期的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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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中最出色的研究是和佩德罗·文森特（Pedro Vicente）一起完成的。随机试验是当下经济学研究最热门的方法，但我相信，是我们最先用随机试验来探讨如何限制腐败政客对选民的暴力恐吓。很显然，如果您要研究这个课题，就不能选择瑞士的某教区委员会选举来对照。我们研究的背景是尼日利亚的总统大选。正如有人所说，尼日利亚的总统大选可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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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福·海格里（Havard Hegre）与我一道估算后冲突时代抑制暴力的策略的成本与效益。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标准的决策方法：道路规划师用它来评估是否需要修一座立交桥。但用它来分析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否值当就有些勉强。不过至少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所有的步骤都是透明的：其他学者可以质疑它、改进它，或者干脆嗤之以鼻。虽然不能指望决策者完全根据它来指导维和行动，但是它至少能平衡决策过程中的其他考量——毫无疑问，这些考量都是明察秋毫、精打细算和政治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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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论文都可以在我的网站下载，其中绝大多数也已经发表在各学术期刊上。除了这些论文以外，我还参考了其他学者的著述。这些学术成果共同构成本书的基础。可能有些文章不那么好读，它们免不了有现代学术研究晦涩难懂的毛病。我在书中会避免这些问题，尽力写得生动有趣。但是当您在阅读时，请相信本书的论述严谨扎实（虽然不一定正确），也希望您能获得新发现而心潮澎湃：本书将带着您领略我的知识前沿，其收获毫不亚于苦读上述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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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和托尼·维纳伯斯（Tony Venables）这三位学界泰斗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很可能他们读过本书后，会希望我获益更多——讨论可不意味着同意。最后，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宝琳：不仅因为她一直是我生命的支柱，还因为她在我所研究的国家生活过，她的经历至少和我自己一样深刻。多亏她对我上一本书《最底层的10亿人》提出的温和而犀利的意见，使我大受刺激、奋力改过，才挽救我那差点毁于一旦的学术名声。结果看起来还不错。我希望她对这本书也有类似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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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附录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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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指的是受困于四个“发展陷阱”之一的低收入国家。我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一书中剖析过四种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陷阱[1]。根据本世纪初的数据，以下名单即本书中所指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对于公布这份名单，我本来很犹豫，怕这么一来会造成对这些国家的刻板印象。毕竟所谓的发展陷阱并非铁一般牢固，而且有几个国家已经成功跳出陷阱。不过，公布这么一份名单有助于引导国际社会有的放矢地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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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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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科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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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 刚果民主共和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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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 刚果共和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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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 科特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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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 吉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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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 赤道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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