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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说这不关你的事，或者嫌你一知半解、胡说八道，基本上就是让你不要瞎操心。”他说。斯诺登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有太多的担心，这一点让他的上司很是不快。“就在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要推卸责任有多么容易，权力越大越缺乏监管，越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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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底，灰心丧气的斯诺登决意离开中情局。就是在这个阶段，在日内瓦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考虑要去揭发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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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你为什么没这样做呢？”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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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当时他想的是——或者至少希望——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会进行改革，不再出现他见过的那种滥用权力的极端情况。奥巴马就职时曾经宣誓说，要改变因为针对恐怖主义发动战争而引起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力滥用情况。斯诺登以为至少情报界和军方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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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我发现，毫无疑问，奥巴马不仅仅是在继续这样行事，而且在许多方面更加肆无忌惮。”他说道，“我意识到我不能坐等领导人来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力体现在首先采取行动，为别人做出榜样，而不是指望别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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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担心把中情局的秘密公开会造成的伤害。“如果泄露中情局的秘密，你就可能伤害别人，”他指的是秘密特工和知情人，“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只会打击滥用权力的体制，因此我更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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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斯诺登又回到了国家安全局，这次是为戴尔公司效力，因为戴尔公司跟国家安全局有合作关系。2010年，他被派驻日本，有了比先前更高的权限，可以了解到监控方面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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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看到的一切开始真正让我心烦意乱，”他说，“我实时看过无人驾驶飞机对可能要杀害的目标进行监控。你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看到大家在做什么。我见过国安局在人们打字输入时追踪他们的网络行为。我渐渐明白了美国的监控能力已经变得多么具有侵犯性。我认识到了这个体制影响的真正范围，而其他人几乎都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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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他需要而且有责任把看到的一切公之于众，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在国安局的驻日机构待得越久，越深刻地感到绝不能缄口不言。实际上，我感觉助纣为虐遮掩此事不被公众知晓才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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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的身份暴露出来之后，许多记者试图把他描述成头脑单纯的小程序员，说他稀里糊涂接触到机密信息，但事实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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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告诉我，在中情局和国安局期间，经过一次次的训练，他逐渐变成了高级网络特工，以黑客手段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在日本期间，训练进一步强化。他掌握了最复杂的技术，能防范其他情报机构获取他们的电子数据，正式成为通过认证的高级网络特工，能不留痕迹地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以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到最后，他被国防情报局的联合反情报学院选中，在他们的反情报课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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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让我们行动时遵循的安全手段都是他在中情局，尤其是国安局期间学到的，有些甚至是他帮助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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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纽约时报》证实了斯诺登告诉我的内容，报道指出：“在为国安局的承包商效力时，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掌握了黑客技术，成为国安局求之不得的网络安全专家。”《纽约时报》指出，他在那里接受的训练“对他更加熟悉网络安全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还说，斯诺登手里的资料表明他“在电子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争中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帮助国家安全局窥探别国的电脑系统以窃取信息或做好进攻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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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质询时尽量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提问，但却经常会因为一时心急就打乱了顺序。我特别想搞清楚的是，到底是什么驱使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并冒着锒铛入狱的危险，把多年来被灌输到脑海中的保密与忠诚要求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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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我用不同的方式问了很多次，斯诺登也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但这些答案让我感觉要么太肤浅、太抽象，要么就是太缺乏激情和信念。谈论国安局的系统和技术时他很轻松，但谈到自己时显然就要拘谨些，尤其是听到我说他做出如此了不起的勇敢之举、需要从心理层面找找原因的时候。他的回答不像发自肺腑，有些空洞，因此我感觉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说世人有权知晓自己的隐私是否受到侵犯；说从道义上讲，他有责任对恶行表明立场；说从良心上讲，自己珍视的价值观暗地里受到威胁时，他不能继续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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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的确很重视那些政治方面的价值观念，但我想知道是什么个人方面的原因驱使他牺牲生命和自由来捍卫那些价值观。我感觉自己并没得到真正的答案。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浸淫在这样一种国家安全方面的文化中，因而并不愿意过于深刻地剖析内心世界。但是无论怎样，我必须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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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且不说，我必须确定他做出这种选择时真正理性地考虑过后果：只有确信他是自觉自愿地这样做，彻底搞清他的目的，我才愿意帮他冒如此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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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斯诺登给了我一个真实而又让人为之振作的答案。他告诉我：“我认为，要真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该看其说自己信仰什么，而要看其如何捍卫那些信仰。如果言行不一，那么那些信仰就是一纸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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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是如何想出这种衡量自身价值的方法的？他凭什么相信如果愿意为了更多人的利益牺牲自身利益就是有道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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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斯诺登答道。他成长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希腊神话，而且深受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书的影响。他指出，那本书“从我们都知晓的故事中找到了共有的主线”。那本书给他的主要教益在于，“我们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行动带来的变化为生命增添了意义”。人的价值体现在他的行动之中。“我不想做一个不敢捍卫自己原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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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精神历程中他反复遭遇这种主题，这种关于身份和价值评判的道德构建，当然，他略显尴尬地解释说电子游戏也有一些影响。他告诉我，沉迷电子游戏得出的体会在于他认识到，即使是无权无势的一个人也可以面对不公平。“游戏的主角往往是普通人，当独自面对强权带来的极度不公时，要么因为恐惧而选择逃走，要么选择为信念而战。历史同样证明，即使是似乎极为普通的人，只要坚决捍卫正义，就可以战胜最为强悍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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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电子游戏对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换作在几年前，我可能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在我已经逐渐意识到，对斯诺登这一代人来说，在树立人们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帮助大家理解自身价值方面，电子游戏的作用毫不亚于文学、电视和电影。它们也能呈现复杂的道德困境并引发玩家的思考，尤其是对那些开始质疑自己所受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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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告诉我，早些时候从工作中得出的道德方面的思考是“我们个人发展的模版和诱因”，而且成年之后尤其认真反思道德义务和心理方面的局限性。他解释说：“人被动服从的原因是对后果的恐惧。一旦抛开金钱、事业与安全这些身外之物，你就可以克服这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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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世界观同样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互联网史无前例的价值。跟许多同代人一样，对他来说，互联网并非用来完成各种任务的简单工具，而是他的心智和个性成长的世界，互联网本身赋予了他自由、探索的机会以及精神成长和领悟的潜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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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诺登看来，互联网独一无二的价值无法衡量，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卫。十几岁的时候，他就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跟远方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陌生人聊天。没有互联网，他绝对接触不到那些人。“大致说来，互联网让我体验了真正的自由，发掘了我全部的潜能。”谈到互联网时，他显然非常愉快，甚至充满激情，他又补充说，“对许多孩童来说，互联网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他们可以探索自我，发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匿名才行——即使犯了错误也无人知晓。我很担心，恐怕我这一代人是能享受这种自由的最后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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