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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机构面对如此动荡局面通常有两种选择：通过象征性让步安抚民众，或是加强控制，使对其利益的损害最小化。西方社会的精英们似乎看中了第二种选项，竭尽全力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也许这也是他们想维护自己的立场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对占领运动用武力予以镇压，催泪瓦斯、胡椒喷雾以及起诉手段无所不用。国内警察力量的准军事化在美国各大城市竞相上演，与巴格达街头荷枪实弹的警察镇压合法集结的大量和平示威群众如出一辙。这一策略旨在让大家不敢参加游行示威，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确实卓有成效。更大层面的目标是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观点：面对如此大规模和无孔不入的机构，此类抵抗全属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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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甚至还有更强的震慑作用。当政府在密切监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时，仅仅是组织反抗运动都会变得难上加难。可是大规模监控会在更深入更重要的层面将异见者予以扼杀：在思想角度，大众都已经被训练成为只会照章办事的循规蹈矩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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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毫无疑问集中化的高压政治和控制才是政府监控的意图和效果所在。好莱坞编剧沃尔特·伯恩斯坦（Walter Bernstein）在麦卡锡时代就曾被列入黑名单，并受到监控，被迫匿名继续创作，他生动记录了由于意识到自己受到监控那种难以忍受的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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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小心谨慎，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些并未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称呼他们），也会做出些“前卫的事情”，不过这些都与政治无关。他们都远离政治……我认为当时的普遍思想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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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氛围下对创造力毫无益处，也不会让思想自由奔涌。你总是能感到处处受到束缚中，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知道这行不通，或是这与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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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的观点非常离奇地与美国笔会中心2013年11月发表的一篇报告不谋而合，报告题为《令人心惊的效果：国安局监控导致美国作家自我审查》。该机构对国安局泄密事件对其成员的影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作家现在都“认为他们的交流受到了监控，”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此举导致“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了剥夺，并限制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特别是“有24%的受调查者刻意在电话或电子邮件中回避了某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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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的监控所产生的危险控制力和由此导致的自我审查已得到一系列社会学试验的证实，其影响远不止在政治激进主义范畴之内。大量研究表明，这类思想动态已经进入到个人和心理的最深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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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研究人员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进化心理学》期刊（Evolutionary Psychology），他们将研究对象置于道义上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如在街头发现一个装满大量现金的钱包，或是获悉友人在自己的简历中添加了虚假信息。研究对象被要求对这些错误行为进行评估。研究表明这些人在面对一些有监视（如一双睁大的双眼）暗示的图像前时，与面对中性内容的图像相比，会对这些行为做出更应“遭受谴责”的评价。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监控会鼓励受监视者会“努力获得流行的社会规范的认可”，以此来“积极维护自己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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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格里高利· 怀特（Gregory White）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一次综合试验，题为《监控的可怕效果》，旨在评估受到监视会对有争议的政见表达产生怎样的影响。从事本研究的动力就在于美国人对政府的监控行为所产生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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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丑闻、白宫窃听行为的曝光以及国会对中情局的国内监视的调查更强化了美国人生活中的恐慌：“老大哥”也许在盯着你呢！美国国家数据库的提议，城市警方对监控直升机的使用，银行和超市安装的摄像头，机场对个人和财务的安检，这些都是我们的私生活在遭到日益严格的检查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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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都被置于不同程度的监视下，并被问及他们对大麻合法化持何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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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受到“威胁”的研究对象，即他们被告知自己的陈述将会被警方用于“培训目的”，则更倾向于谴责吸食大麻，并会在语言中多用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你”、“他们”、“人们”等）。只有约44%的被监视研究对象支持大麻合法化，而未受到“威胁”的研究对象中，支持的比例则高达77%。显然，31%的受监控参加者都会不自觉地寻求研究人员的认同（例如会询问：“这么做对吗？”），而在另一小组中这一比例只有7%。受到“威胁”的参与者也会在焦虑和压抑感方面得到更高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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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和津巴多在结论中这样表示：“威胁或是政府监控的现状可以在心理上束缚言论自由。”他们还补充道，因为他们的“研究设计并未考虑到‘避免集会’的可能性，他们预计‘因监控威胁所导致的焦虑将会使很多人完全回避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监视。“由于这种假设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想象，政府和机构侵犯隐私的曝光也在平素里鼓励了大家如此行事，”他们写道，“所以疑神疑鬼和合乎情理的小心谨慎之间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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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监控有时可以促进那些在部分人眼中的可取行为。有研究发现，安装监控摄像头可以使得瑞典足球场的球迷向赛场内投掷水瓶和打火机这样的粗暴行为大幅降低65%。大量有关洗手的公共卫生文献也在不断证实，若身边有旁人，一个人上完洗手间洗手的可能性就会提升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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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更重要的是，受到监控的后果是个人的选择被严重束缚。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场合下，诸如在家庭中，监控也会使一些无足轻重的举动变成自我评判和焦虑的根源，这些都是由于受到他人观察所致。在一项英国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为研究对象身上配备了定位装置，与其家庭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由此随时可获取每个成员的准确位置。如果某人的位置被人获取，他会收到一条信息提示。而当每次有家庭成员定位某人时，他也会收到一个问卷，询问他为何如此，以及所得到的信息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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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务报告中，参与者表示有时他们会觉得被定位并无碍，可如果当他们身处一个意料之外的地点，家人对他们的行为“想当然地”做出判断时，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焦虑。即便是选择“隐身”功能，关闭位置共享功能时，这对消除焦虑也毫无帮助。许多参加者称，避免被监视本身都会令人生疑。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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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日常生活有些琐事根本无法解释，因为这些也许完全不重要。但是由于追踪装置的存在……使得这些琐事看似很重要，由此引发相当程度的责任感。这就会导致焦虑感，而在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人们会为他们无法担负的责任感受到极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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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的一项实验中，对监控行为进行了极端的模拟，在研究对象的家中除卧室和洗手间之外都布满摄像头，所有的电子通信都受到追踪。虽然，在各种社交网络上该研究的广告满天飞，但是研究人员就连凑够10个家庭参加实验都颇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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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报名参加的人员对该项目过多干涉日常生活而怨声载道。有人在家中裸露身体时感觉不自在，有人在淋浴后梳头时感到若干摄像头正对着自己，还有人在注射药品时感觉自己受到了监控。人们无伤大雅的一举一动，在被人监视时即刻增添了不少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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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在开始时认为监控令人生厌，但是他们很快“对之习以为常”。当这种深度入侵行为成为常态后，便转化为寻常的生活状态，也就不再受人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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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实验表明，种种表现说明人们希望能够保持个人隐私，即便这些表现当中并不包含所谓“错事”时也依然如此。隐私是大量人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果有人打过自杀热线或是曾去过堕胎诊所，或经常光顾性爱网站，抑或曾在康复诊所做过预约，或是接受过某些疾病的治疗，以及曾对记者有过爆料等，还有诸多理由让人们希望让某些行为保持私密状态，而这些与非法行为或行为不轨毫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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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人人都希望有所隐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这样表述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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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是个相对的概念，具体取决于观众是谁。你不会希望雇主知道自己在四处觅职。你不会对自己的母亲或子女和盘托出你的感情生活。你不会将商业秘密告知竞争对手。我们不会不加区分地将自己完全示于众人，同时我们也会小心地应对谎言，这都是理所应当。在正直的公民中间，研究人员一致发现谎言是“一种常见的社交互动”。（大学生们每天会经历两次谎言，在现实世界中是每天一次）……全面透明势必是一场噩梦……人人都需要有所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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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控进行有力辩护的观点称，监控行为符合所有民众的利益，这是基于将世界分为非黑即白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权威机构仅仅是针对坏人使用监控权，即针对那些“有不轨行为”的人，只有这些人才会担心他人窥探自己的隐私。然而，这不过是故伎重演。早在1969年，《时代周刊》就曾刊文探讨国人对美国政府的监控力量正变得日益忧心忡忡。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安慰读者称：“任何没有涉嫌非法活动的美国公民都没什么可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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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应2005年布什授权非法监听的争议，白宫发言人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电话监听并非是要了解少年棒球联盟训练怎么安排，或是在百乐餐晚宴自备什么食物，而是针对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间的通话进行监听。”2013年8月，当奥巴马总统现身《今夜秀》栏目时，被脱口秀明星杰·雷诺（Jay Leon）问及对国安局泄密有何看法，他答道：“我们并没有在美国国内进行监听项目。我们所做的是具备这样一种机制，可以跟踪与恐怖袭击相关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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