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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TELPRO的一份关键性备忘录中解释道，这就会在反战斗士中播撒下“偏执妄想狂”的种子，使其认为“在每个邮箱背后都藏着联邦调查局的密探”。这样，持不同政见者则会自以为处于监视之中，出于恐惧心理，他们便会在采取激进行为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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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这一策略确实行之有效。2013年，在名为《1971》的一部纪录片中，若干反战斗士描述了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如何利用“无孔不入”地渗透并监听民权运动，参加集会的人都被记录在案。这些监控手段阻碍了民权运动继续组织并发展壮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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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即便是华盛顿最强势的机构都认为，只要政府监控存在一天，无论具体怎样实施，都会抑制提出异见的能力。《华盛顿邮报》关于这次闯入事件在1975年3月的一篇社论中，对这种压迫态势提出了明确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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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从未对自己的监控措施对民主过程和践行言论自由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做出任何表示，特别是它对匿名告密者的依赖更是如此。不过，不言自明的是，若是大家知道乔装改扮的“老大哥”在监听并汇报他们的一切，有关政府政策和计划的讨论和争议势必是要得到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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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奇委员会并非只发现了COINTELPRO这一起监控滥用事件。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宣称，“从1945年至1975年间，美国国安局通过与美国三大电报公司的秘密协议，获取了往来于或转经美国的数百万份私人电报”。此外，在中情局的一次代号为CHAOS（1967~1973年）的行动中，“在中情局的电脑系统里，给约30万个人制作了索引，为约7200位美国人和100多个国内组织创建了单独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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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约有10万名美国人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1年间创建的美国军方情报文件的研究对象”，还有约1.1万个人和团体“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税务原因遭到美国国税局的调查”。中情局还通过窃听手段发现人们的弱点（如性行为），并利用这些弱点来“遏制”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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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并非只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即使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也是如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于2006年这样表示：“我们手中的文件的最新细节表明，五角大楼掌握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美国人信息，包括贵格会和学生组织在内。”五角大楼通过搜集信息并存储在军方的反恐数据库中来“密切监视非暴力抗议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注意到一份标明是“潜在恐怖活动”的文件中，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立刻停战”这类集会也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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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据表明，信誓旦旦地声称监控只会针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这种说法根本无法服众，因为政府会条件反射般将针对其权力的任何挑战都视为不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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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者将政治反对者定性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甚至是“恐怖分子”，事实一次次证明他们一旦尝到甜头，对这种做法根本无法抗拒。在过去的10年间，政府出于对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做法的回应，也将环保斗士、大量的反政府右翼组织、反战斗士和巴勒斯坦权利相关团体正式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上述门类中的某些个人也许的确符合这样的定位，但是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他们唯一的罪责不过是持有对立的政治观点而已。可是这样的团体却照例成为国安局及其合作伙伴的监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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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英国当局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以反恐法为由扣留了我的合作伙伴戴维·米兰达之后，英国政府显然将我对监控事件的报道等同于恐怖行为，理由就是斯诺登文件的发布“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且此举是出自推行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而做出，因此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这是将对当权者利益造成的威胁等同于恐怖主义的最明确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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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来说，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因为这里的人们对以恐怖主义为由而进行的监控抱有极大恐惧，且这种恐惧无处不在，大家这样做有着充足的理由。2012年，美联社的亚当·戈德堡（Adam Goldberg）和马特·阿普佐（Matt Apuzzo）披露了中情局和纽约警察局的一项联合计划，即针对美国的所有穆斯林社区进行物理和电子监控，即便大家并无任何不轨行为的蛛丝马迹也无济于事。美国穆斯林将这种监控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在清真寺出现的每个新面孔都有嫌疑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朋友家人都因担心受到监控而三缄其口，这更是出于意识到所表达的观点若被视为对美国不利，则可作为进行调查或指控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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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掌握的文件中，有一份日期为2012年10月3日的文档，更是令人发指地强调了这一点。其中指出，该机构针对它认为体现出“极端”想法以及对他人产生“极端化”影响的人士，实施了个人网络活动监控。这一备忘录特别指出了6位人士，均为穆斯林，不过文中强调这些仅仅是“示范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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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局明确表示，这项监控中的所有目标个体均非恐怖组织成员，也并未卷入任何恐怖袭击阴谋。相反，他们的“罪行”不过是他们所表达的观点被视为“极端”，就是这个专业术语成为了实施无孔不入的监控和以“发现弱点”为目的的破坏性行径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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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个人所搜集的情报信息中，至少其中有一位是“美国人”，他们的在线性活动和“在线滥交”被详尽跟踪记录，其中包括他们经常访问的色情网站情况，以及与其妻子以外的女子偷偷摸摸地进行色情聊天的记录等。国安局想尽办法挖掘这些信息就是为了让他们名誉扫地、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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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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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敏感信息//关于美国, “五眼”情报联盟）针对激进化所做的以往一份通信情报评估报告表明，当其私人和公开行为表现出表里不一时，激进分子的权威性会显得极度脆弱。部分弱点一旦暴露，激进分子对圣战事业的投入程度就会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他的权威性降低乃至损失殆尽。这类弱点的部分实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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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观看性暴露内容或在与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子交流时，使用性暴露的诱导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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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他们从敏感资金渠道获取的部分善款来为个人的开支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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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其演讲费用漫天要价，过分关注提升个人形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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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获悉其公开言论是基于可疑的信息来源，或措辞自相矛盾，自然会令人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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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敏感信息//关于美国, “五眼”情报联盟）当涉及信息的有效性和感染力时，信任和声誉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要。显而易见，了解其用来向可疑人群传播信息的工具以及他获取信息存在脆弱性的渠道，即可更好地挖掘激进分子及其言行中的性格或可信度方面的弱点，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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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务副总监贾米勒·贾法尔认为的那样，国安局数据库中“存有你的政治观点、病史、亲密关系和网上活动等信息资料”。国安局称这些个人信息不会被滥用，“但这些文件显示国安局对‘滥用’的定义可能会相当狭窄”。正如贾米尔所言，国安局在历史上曾应一位总统的要求，“使用监控结果打击政治对手、媒体记者或是人权斗士”。他表示，若要以为该机构不会“故伎重演”那实属“过于天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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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文件记录了政府不仅关注了维基解密及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而且还关注了国安局认定的“支持维基解密的人际网络”。2010年8月，奥巴马政府敦促几个同盟国对阿桑奇提出刑事指控，因其机构发表了关于阿富汗战争的内幕信息。国安局向别国施压，要求指控阿桑奇的讨论现身于国安局的文件之中，该机构称之为“搜捕时间表”，其中以国家为单位详细记录了美国及其盟国在定位、指控、抓捕与或杀害诸多人等的具体勾当，包括所谓的恐怖分子、毒贩、巴勒斯坦领袖等。在2008年到2012年间，美国每年都在执行这一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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