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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20世纪30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委婉些，已是明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Koch）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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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Anthony Quinton）所说，绝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书刊的‘伟大’作者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一指的新移民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新移民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这是从年龄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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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属于约翰·亚当斯⑧研究过的一类国民，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一时期，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⑨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精确地触及了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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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19世纪，瓦尔特·惠特曼⑩在《民主的远景》（Democratic Vistas，1871年）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了。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公司⑪主持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我最近看到的一份广告词中，一位广告写手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环境中唤来尊敬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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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能轻易地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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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词语，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而显然是出于妒忌。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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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Roger Price）在《伟大的鲁伯革命》（The Great Roob Revolution，1970年）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P.哈特利⑫曾在小说《外貌公正》（Facial Justice，1960年）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形外科医生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里，手术刀绝非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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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的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认知和理解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会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斯卡·王尔德⑬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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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我们人人平等，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则截然相反，所以政府才会将它的公务员划分为十八个等级：从最底层的第一等（邮件投递员），第二等（邮政人员），往上到第五等（秘书），第九等（药剂师），第十四等（司法人员），到最上面的第十六、十七和十八等（政府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建筑行业也存在一个不同工种的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列中间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铺设建造；最上层的则是建筑物本身（随着建筑高度的上升，地位也越高）。销售“老板台”和相关办公设备的人们了解，他们和顾客之间会就一个严格的“等级”制达成共识。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往上是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话，这属于“中上等”），直到极品：柚木。在军界的各种女士社交场合，倒咖啡是一种特权，属于较高级军官的妻子。那里的每位女士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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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级军官的太太正把咖啡倒进低级军官太太们的杯子里。注意她的伪中上层阶级穿着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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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等级排行。以乐器为例，按惯例，交响乐团根据不同种类乐器的声音微妙程度和演奏难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器身居高位，木管乐器随后，铜管乐器其次，打击乐器则排在最后；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则接近最高地位；另一类按某种“社会等级”的概念排列乐器的方法，是考虑惯常演奏这种乐器的乐器组的声望，如作曲家艾德华·寇恩（Edward T.Cone）所说：“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乐四重奏乐队或交响乐团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乐队演奏，更不可能在军乐队中演奏；而在管乐器中，长笛和双簧管主要是交响乐团的乐器，单簧管则不如它们，因为交响乐团、爵士乐队和军乐队中都有它的份；至于铜管乐器，法国号位置最高，因为至今它也没有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同样道理，打击乐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一般来说它的等级就越低，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低音乐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萨号的等级就比小号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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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的孩子正在上长号课”，你脸上浮起的微笑就比听人说“我孩子正在上长笛课”时要更难控制⑭。另一方面，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及“修养”紧密相关。吉他（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么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他总是与吉卜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且居无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他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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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编辑威廉·巴列特（William Barrett）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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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什么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暧昧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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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H.Tawney（1880—1962），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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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Russell Lynes（1910—1991），美国艺术史学家、摄影师、作家、《哈泼斯杂志》编辑部主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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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Studs Terkel（1912—2008），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演员、广播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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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Leonard Reissman（1921—1975），研究阶层和不平等问题的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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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Frances Trollope（1779—1863），英国小说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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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美国橄榄球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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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Arthur Marwick（1936—2006），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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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John Adams（1735—1826），美国第二任总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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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论美国的民主》是其最知名的著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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