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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 Tempe，因希腊的Tempe谷（Vale of Tempe）而得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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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 Tweed，Tweeddale，今名Peeblesshire，皮布尔斯郡，位于苏格兰东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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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皆为美国著名古董收藏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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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 Norman Rockwell（1894—1978），美国插图画家，以报刊封面画闻名，其招贴画《四大自由》在“二战”中广泛传播，获“总统自由勋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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㉑ Beatrix Potter（1866—1943），英国插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彼得兔》系列绘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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㉒ Hummel figures，德国最著名的瓷制工艺品，所有娃娃形象均来自德国一位名为Hummel的修女的画稿，当今最受追捧的珍藏品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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㉓ 狮子也是英国皇家军队徽章上的动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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㉔ J.R.R.Tolkien（1892—1973），牛津大学教授、古英语专家、魔幻小说巨著《魔戒三部曲》作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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㉕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1922—2007）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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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修订第3版） 第六篇 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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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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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他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20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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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说过一个人，在名校获得一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为的就是日后人们简单的一句话：“他可是一路从耶鲁学出来的啊！”毫无疑问，在美国，这句话的确能使人推崇备至。不管怎么说，这样被授予社会地位，并非基于什么令人讨厌的差别标准，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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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想汽车后窗的大学标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们居然会向人炫耀即便不那么知名的学校，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们的身份增添神圣感似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每个人都以自己受过教育的高等学校为荣，大学的声望早已高过教会了，比如没有人会在他的后车窗贴上“密歇根州休伦港圣名慈善会”，或者“埃尔迈拉市第一浸礼教会”之类的标贴。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这个做法，不用说，你就可以计算出当今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享有的荣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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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一来，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就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纽约时报》每天不仅刊登高尚的教学方法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有它的“每周新闻有奖问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似的。其他的报纸也会一本正经地刊登以下内容，比如在《时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读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错误地报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而事实上，魔方正确的可能性是432520032744898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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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一辙的是那些经纪人、掮客和房地产商，他们也举办所谓的“研讨会”。连华盛顿那些最为露骨的院外游说集团①，尽管众所周知是在从事贿赂和施加压力的各种活动，也喜欢自称为研究所，仿佛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所，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还会发现诸如烟草研究所、酒精饮料研究所、松脂油与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谓的“研究所”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设有“讲座教席”和“教授”职位，由于某个资助者在一份杂志上的声明，我们偶尔得知，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竟拥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德威特·华莱士②传播学讲座教授”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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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Donors）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里受到永久关怀）；下一个级别是“荣誉研究员”；再下一个是“常年研究员”；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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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至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③，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一些人，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这么说仿佛意味着，知识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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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B.Fiske）1982年所著的《1982—1983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④，据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清楚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统计“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265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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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米其林指南》最高三星级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一个人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伯洛伊特学院、鲍登学院、艾奥瓦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米其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饪级别相当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米其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级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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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泽维尔大学、塔斯基吉大学、坦普大学、塞顿霍尔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罗德岛大学，以及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几个州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内华达、南北达科他（这两个州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也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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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大学作出的哪怕是中肯的评价，都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有眼无珠、假充内行、维护东岸既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待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与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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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指的是大卫·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评定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基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兹伯格的信中还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人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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