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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争论集中在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理解上，对这一现实的判定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时会大为好奇，《格调》批评者眼中的中国社会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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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使用的判断依据大致有三个方面：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这些层面上，我观察到的情形是，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还是教育、阅读、运动、娱乐、休闲等文化需求，以及越来越多地对法治、权利、社会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人们迫切渴望全面改善的事物。如果实现这些需求的过程重新出现了社会分层，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异，也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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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变化在有些人看来几乎不能容忍？为什么给人们提示阶层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书被视为“误导”？难道没有此书的出版，人们就会终止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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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文章都认为只有金钱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换句话说，只有金钱是划分等级和品味高下的标准，没钱的人断然不会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调》一书是在讥嘲穷人，标榜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看似出于同情“劳苦大众”而进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劳苦大众”宣判：他们的生活品味将永远得不到改善，因为那是有钱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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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读过此书的人知道，这种说法显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作者提出通过一个人的格调判断其社会等级，并非意在提倡等级歧视。第二，作者坚定地认为金钱并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他在书中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论断，比如美国总统的例子，名演员的例子，百万富翁的例子，地方议员的例子等等，他们都很有钱，但都缺少品味。为了说明钱不决定一切的道理，他还举了“蓝先生”与“白先生”的例子。第三，作者提出了“另类”的概念，为人们摆脱等级困境提供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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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格调》批评者的表面说法只是烟雾，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怎样看待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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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批评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嗅出“乌托邦理想”和“平等社会”的潜台词。他们不能容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的现实。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我只能猜测，除了对社会现实的隔膜以外，更可能的原因是，在一个存在等级差别和物质不平等的社会里，他们作为“精英分子”难以继续保持自身的优越地位。而在一个“乌托邦”社会中，只有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劳苦大众”只能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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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另一篇文章，更是道出了这些人的精神优越感：“《格调》的畅销恰恰是目前趋炎附势、社会庸俗的潮流的集中表现，它掌握、利用并且扩大了这样的趋势和这样的潮流。”（见《深圳周刊》林维稼的文章：《〈格调〉：正在流行的西餐炒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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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格调》是否具有这样的魔力，单从以上说法的严厉，便可以感觉到这些批评者的颐指气使。他们能够并且必须为大众生活方式的选择操心，必须代表社会良知行使道德权力。在他们看来，社会中的多数仍然是“劳动人民”或“劳苦大众”，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不愿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新的社会特征，继续用他们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指控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人们改善自己生存处境的努力斥为“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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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一个没有“救世主”的富足的公民社会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一个存在等级差异的社会令他们无所适从。为了保住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和话语权力，他们不得不对诸如生活格调这类会令他们“迷失”的事物展开批判。对于这样一个正在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群体，我想再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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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分子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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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群正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其生活形态和社会定位充满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阶层。新的社会分层使知识分子的社会等级充满变数，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走向，大抵取决于其知识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和生存手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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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开始由过去的单一形态走向多元，若干不同的社会思潮将他们分化为不同甚至相互敌对的阵营，贴上了如“新权威主义”、“制度创新派”、“新儒家”、“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境主义”、“女权主义”、“市场主义”等标签。这些标签的使用，显然有其现实理论立场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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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陈旧，过去多年的无效训练难以转化为改善生存的手段，更不足以应付知识更新的挑战，无法适应从前现代社会②向市场经济和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现实。因此，由于社会发展的曲折轨迹和方向，多数知识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推动者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他们惟一熟悉的传统立场上来。虽然他们希望继续扮演“为民代言者”的角色，但由于持续的边缘化，逐渐失去了观察、体验和判断社会现实的语境。他们的立场固然多从“劳苦大众”的利益出发，但如果语境错位，则不但无法解释和实践历史变革，而且很容易陷入历史的诡吊。举例说，在纳粹法西斯统治德国时期讨论犹太人的“不良”商业行为，就是忽视价值立场和道德底线的做法，即便冠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其动机仍然十分可疑，即使不是助纣为虐，至少也是极端缺乏良知和人道主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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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代言人”总是倾向于成为“指导者”。一有机会，“代言人”就打算指导别人的阅读，仿佛读者缺少起码的文化常识，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即使像盆栽柑橘树在广东不说明等级这样的文化差异，人们也会搞不清楚，非得他们来指点迷津。在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里，当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时，这类“指导”就会显得既多余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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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也谈“炒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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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林文把《格调》一书定位为“西餐炒冷饭”，作为译者，我想沿着林文的思路梳理一下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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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译介西方著作应被称作“炒冷饭”，则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始的一切引进西方思想的努力均可被称为“炒冷饭”。所谓“冷”者，意思可能是说某一思想或理论已经在西方不时髦了，却又被引进到中国来，实在有辱国人的智力。言外之意是“热饭”可炒，“冷饭”还是留给西方人自己去慢慢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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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此分析，便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引进西方思想是否是“炒冷饭”；二、何为“冷饭”何为“热饭”，标准如何定；三、是否只有“热饭”可炒而“冷饭”不可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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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具有常识判断能力的人就可以回答，因为中国正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开始自己的启蒙和现代性进程的。没有西方思潮的“东渐”，中国仍会在闭关锁国的黑暗笼罩之中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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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则相当关键。一百年来，中国对引进“西学”的选择充满血腥的斗争，恰恰因为有此排他性的“冷饭”和“热饭”之分。认为某一理论“热饭”者，便很容易将其视为惟一“真理”，对其他西方思想尽数排斥。而其判断标准，似乎只有一条，即能否为实现其一己的政治目的所用。不能为其所用者，一概作为“冷饭”扫荡之，绝不容许“败坏”国人的精神。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一习惯仍然未改，即使是一本谈论生活格调与社会等级关系的书，也未能幸免被斥为“冷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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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最说明价值取向。我以为，有些被视作“冷饭”的东西恰恰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只有不断地“炒”才能使其价值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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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序言本不欲讨论严肃问题，然而“生活格调”引发的“等级”和“品味”大争论，实在让人无法不“严肃”。也许只有本书作者赞赏的“另类”一族，能真正游离于种种喧嚣之外，不为等级焦虑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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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通常是给读书人看的，不读书的人有其他的消遣方式。但如果一本书内容严肃却进入了大众阅读领域，则它的话题必然与大众有关。《格调》就是这样的书，无怪书出版后引出了一大堆克隆品种，妄图靠着相似的外貌蒙骗读者的钱财。如今一切都已风平浪静，再读此书，仍有无限乐趣。于是重新修订了文字，再加上敝人一篇描写中国人生活格调的拙作，重新授权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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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涛2002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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