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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1890～1980年日本的华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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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過放『在日華僑』、四七～四八頁；Statistics Bureau，Registered Aliens by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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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数量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由图0-2可知，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1894～1895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交换生风潮终结时、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九一八事变前后（1931～1932年）以及太平洋战争期间（1937～1945年），华人都曾大量离开这座城市。另外，1972年日本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后，数千名华人入籍成为日本人，新一轮来自中国的移民潮也改变了此前低迷的人口数据。横滨中华街的历史是中日关系史的一部分，它揭示了国际冲突对处在二者之间的人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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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 1890～1980年横滨的华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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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数据缺口出现在1920～1922年，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1939～1946年再度出现缺口，原因是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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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伊藤泉美「横浜華僑社会の形成」、五頁；横浜市『統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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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大部分横滨华人是广东人，即来自广东省。然而，鉴于该省的语言和文化的异质性，这个词并不完全准确。广东移民以来自香山县（现在的中山市）的最多，其人口增长主要靠熟人帮带，即先来的移民不断地帮助亲戚和朋友来日。直到最近，在横滨市，讲粤语的人也必须通过香山话才能互相理解。相比之下，北美唐人街类似的熟人帮带的做法，则导致台山话占据粤语的主导地位，台山人说的是自己的方言。[20]以上因素暂且不提。1923年初中华民国总领馆的一项调查显示，横滨市的5721名华人中，74.1%来自广东，14.5%来自浙江，8.4%来自江苏，1.7%来自福建。[21]1962年的另一项调查证实了该比例的连续性，中华街人口的53.1%来自广东，12.0%来自江苏，10.9%来自浙江，10.4%来自台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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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横滨中华街已经成了热门的美食旅行目的地，但这一地位是最近才形成的，它基于20世纪70年代后新的经济、社会秩序。然而，自中华街初建以来，餐饮业一直是其经济支柱。商人和小贩在1859年建立了华人聚居区，但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一样，这一地区的经济也依赖所谓的“三把刀”，即厨师的菜刀、裁缝的剪刀和理发师的剃刀。1927年，中华街里31.2%的华人在餐馆、咖啡馆和酒吧里工作，15.1%从事缝纫工作，还有7.0%在理发店工作。随后几年，更多的华人从事这三类工作。到了1941年，它们的比例各自达到38.3%、17.3%以及6%。至1962年还有44.2%的华人从事餐饮业，但裁缝、理发师的人数显著下降。[2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游客调查显示，日本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在1982年，45.6%的游客专程为体验中国美食而来，199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8.7%，2002年进一步增加到69.7%。正如中国移民研究者潘翎所说，所有的中华街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旅游景点。[24]但横滨的数字尤为惊人。根据2002年的一项调查，横滨中华街每年从全日本吸引游客1860万人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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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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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建造横滨中华街——“我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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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章节将展示，如今的横滨中华街是如何从华人与周边社区之间复杂的商业和社会交流历史中兴起的。“复杂”是因为这个过程包含两个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日本消费者对中华街的热衷程度，表明该地区在经济上融入了城市，并且被认可为当地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商品化又界定和强化了文化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维持了华人身份和日本人身份的分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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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一时间框架内，华人自我认同的特征与标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横滨，华人的含义随着其与日本社会，以及与中国本土关系的变化而改变。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横滨中华街作为地方和华人作为群体的持续性社会建构。今天，这一地区呈现的是一个充满中式风土人情的雅致空间。此外，它是一个没有污垢的中华街，用潘氏的话说，拥有“几乎是巴黎式的时髦”。[26]通俗文学、大众媒体和依赖日本顾客的中餐馆，共同塑造了这一形象。但这个形象是最近才产生的，其表象之下是横滨中华街盘根错节且经常相互矛盾的历史形象。就像存在于美国人想象中的唐人街一样，横滨中华街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既具威胁性，又有诱惑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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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同名的日本通俗小说，即分别由斋藤荣（1993年）、小谷恭介（2001年）写的《横滨中华街杀人事件》能帮我们理解这一地方的文化意义。[28]小谷的作品以1989年为背景，描写了一连串与不光彩的房地产交易和一家以中国为主题的夜总会有关的谋杀案。剧情中没有任何中国人物，而俱乐部的神秘女士最终被揭穿是一个装作中国人的日本女子。在书中，横滨中华街作为故事背景的弦外之音是外国人在遵纪守法的日本从事犯罪活动。在读者看来，这一地区是纯洁国度里不纯洁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小说的视角非常贴近一种可以被理解为民族问题（national problematic）的东西。[29]这部作品展现了日本人对界定日本民族与外国人身份的执着，这在当代日本是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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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藤早于小谷的创作与后者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一种源自横滨多元文化传统的本土自豪感。小说讲述了侦探二阶堂和他的命理师妻子日美子破获一起发生在一家豪华中餐馆的连环谋杀案的故事。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对中华街美食的描写丝毫没有小谷作品中的恐怖感。借日美子之口，作者斋藤夸赞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华街”。[30]即使到最后，读者们知道杀人凶手是二阶堂的华人针灸师的时候，凶手留下的遗书仍然证明他的动机是高尚且富有情义的。这部作品展现了异国情调而非民族问题，将中华街视为城市的正面存在、国际化的象征，而没有敲响文化污染的警钟。然而，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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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横滨中华街的文化本质主义叙述，是当代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典型看法，也符合日本人对种族和民族的定义，但它确实指出了横滨多元文化传统中相互冲突的观点。同样的张力也能在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找到。正如历史学家马克·斯维斯洛基（Mark Swislocki）对美食的分析那样，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食扮演了区隔不同文化、强化地域认同的双重角色。美食既可以展示城市本土化的一面，又可以展示城市国际化的一面，也就是由本地居民、外来移民定义的不同文化。[31]这些关于文化融合的相异看法，是文化碰撞的典型产物。此外，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美食在定义横滨的地方文化中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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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横滨华人自己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些本质主义的建构和批判。第三位小说家的叙述提供了横滨华人居民心理的罕见画像。小说展示了在一个被一元化的身份理解严格定义的社区里，混血儿面临的两难处境。1988年芥川奖得主冈松和夫的小说《海之堡》，讲述了秋川和有马两个出生在横滨但有不同民族血统的人长达20年的友谊。在小说中，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日本血统的有马一直苦苦挣扎，希望做一个真正的横滨人。但他不停地遭遇各种民族藩篱，包括夺走他兄弟生命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有马的大哥回到中华民国上医学院，在蒋介石（1887—1975）麾下当军医，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二哥在东京学医，在北京医院行医，后被日军强征入伍，也死于战争。三哥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日本军队中担任翻译时丧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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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改造自我的努力最终失败，在绝望中，他向“正宗的”日本人秋川倾诉自己对于故乡不切实际的想象：“呃，这很难解释，就像一幅既没有日本又没有中国的山水画。但当牵涉到国家以后，国与国之间最终会互相憎恨，人们为当权者牺牲。战争时发生在我哥哥们身上的事，让我觉得受够了。在内心深处，我只想把横滨作为我的乌托邦。”[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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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的心理困境在于，他既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也不是纯粹的日本人，这说明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份的排他性和狭隘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类似于美籍华人或澳籍华人的华裔日本人身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术语描述有马的处境。有马选择将自己同时看成“华侨”和“横滨人”。这种混合的身份使他不用自视为日本人也能成为横滨社会的一员。但这种选择同时也是危险的，因为“华侨”指向一个遥远的祖国，而“横滨人”指向一个日本民族的亚群落。这种模糊身份意味着对民族问题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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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横滨作为一个超越国家范畴的国际化空间，这种理想化概念需要与中日两国间冲突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自19世纪末以来，中日两国三度交战，分别是在1894～1895年、1931～1932年，以及1937～1945年。而在战争时期，国家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海之堡》中有马三兄弟的故事并不是作者凭空想象的。冈松笔下的人物以中华街一个著名家族为原型，反映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真实经历。[34]广东移民鲍棠（1854—1905）在1871年前后定居横滨，并与一个名为沟吕木满寿[35]的日本农民之女结婚。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他们的两个儿子在日本军队服役。其中一个当军医，另一个当翻译，并且都死于中国战场。第三个儿子回到中国，在中国军队中当军医。第四个儿子鲍博公（？—1958）与有马最相似，他没有参加战争，选择留在横滨经营家族餐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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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的华人居民对克服中日血统冲突宿命的渴望，使这座城市的历史充满乌托邦色彩。然而，像鲍棠家族那样极端的例子却告诉我们，当不同国家各自要求公民履行义务的时候，会造成怎样的悲剧性后果。和有马一样，这些人碰触到了柔性身份的硬边界，并且面临想象和居住在一个乌托邦里的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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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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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超越终极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