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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的心理困境在于，他既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也不是纯粹的日本人，这说明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份的排他性和狭隘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类似于美籍华人或澳籍华人的华裔日本人身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术语描述有马的处境。有马选择将自己同时看成“华侨”和“横滨人”。这种混合的身份使他不用自视为日本人也能成为横滨社会的一员。但这种选择同时也是危险的，因为“华侨”指向一个遥远的祖国，而“横滨人”指向一个日本民族的亚群落。这种模糊身份意味着对民族问题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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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横滨作为一个超越国家范畴的国际化空间，这种理想化概念需要与中日两国间冲突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自19世纪末以来，中日两国三度交战，分别是在1894～1895年、1931～1932年，以及1937～1945年。而在战争时期，国家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海之堡》中有马三兄弟的故事并不是作者凭空想象的。冈松笔下的人物以中华街一个著名家族为原型，反映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真实经历。[34]广东移民鲍棠（1854—1905）在1871年前后定居横滨，并与一个名为沟吕木满寿[35]的日本农民之女结婚。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他们的两个儿子在日本军队服役。其中一个当军医，另一个当翻译，并且都死于中国战场。第三个儿子回到中国，在中国军队中当军医。第四个儿子鲍博公（？—1958）与有马最相似，他没有参加战争，选择留在横滨经营家族餐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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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的华人居民对克服中日血统冲突宿命的渴望，使这座城市的历史充满乌托邦色彩。然而，像鲍棠家族那样极端的例子却告诉我们，当不同国家各自要求公民履行义务的时候，会造成怎样的悲剧性后果。和有马一样，这些人碰触到了柔性身份的硬边界，并且面临想象和居住在一个乌托邦里的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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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超越终极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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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单一民族的终极要求，导致了有马（或者鲍博公）和他兄弟们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自19世纪以来，日本和中国的政治近代化推动者都试图向民众灌输国家和民族意识。政府的政策将国家认同制度化，把它变成个人的“终极”认同，也就是说，“在危急时刻”大集体有权要求男人们和女人们绝对忠诚。正如鲁贝特·艾默生（Rupert Emerson）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这一集体可以压倒“其中所有小集体，以及超越国家之外的更大集体”。[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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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拒绝这种终极认同中固有的假设和优先性；而对横滨的集体身份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以显示其历史性和多重性。集体认同——更确切地说，集体身份认同——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关系范畴，它区分了朋友和敌人、本国和外国。它们有别于自我认同，后者被乔治·德弗罗（George Devereux）定义为一个人的“绝对唯一性”。这种个体性，被德弗罗理解为人性，是由每个人可能接触到的特定身份认同的具体序列建立起来的。然而，集体认同和自我认同在日常语言中很容易被混淆；构成独特人格模式的多重群体归属感并不总是显性的。当遇到必须区分自我和他者时候——比如中日战争期间——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的区别便会彻底暴露。在极端情况下，过分执着于终极认同甚至会导致精神失常。德弗罗认为，执着于将民族——出于相同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国家”——认同置于所有人之上，意味着一个人的人格意识出现了巨大障碍。当一个人把他或她的多重社会关系简化到终极的单向度上时，其结果就是真实身份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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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学者来说，流散人口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对抗地域性民族国家单向度认同的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流散主体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双重和多重意识的形象，对一个分裂甚至在分散过程中的主体，在跨越纵横交错的边界中”发挥作用。[38]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认为的那样，流散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自我定义是反对国家权力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同化的。所以，流散人口身份认同是一种抵抗方式，用来表达“特定的世界主义”，该世界主义反抗“民族国家或同化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本土的，尤其是原住民的主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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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齐克·托托兰（Khachig Tötölyan）却指出，将流散视作乌托邦，将其完全视为一种知识的辨识对象从历史上看是短视的；它没有考虑到政权、文化习惯、民族主义赋予很多流散身份认同的稳定性和延续性。[40]与此类似，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认为，最新趋势是将流散作为一种自由的身份认同形式，这有悖于“那些本质化的叙述，以及对于流散的早期定义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始认同”。[41]因此，以后的历史研究更应关注流散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不是思考它们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同时以此阐明移民、歧视和调和的过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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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接下来的章节将要展示的那样，横滨华人群体社区就是这两种流散概念的典范。一方面，中国的远距离民族主义确实通过“本质和永恒的文化认同，在流放、分散的状态下仍然顽强存在”。[43]另一方面，多元的横滨社区里的成员既有国家认同，又有地方认同。横滨华人说明了在流散状态下，多元认同如何形成并对单向身份认同和民族问题形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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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人们如何尝试在具有排他性和冲突性的国家或民族认同中，调和出一个具有世界性和包容性的地方认同。横滨是本书故事的发生地，但它并不特殊。在2012年出版的《种族圣像：多样性在哪里以及如何胜利》（Pax Ethnica：Where and How Diversity Succeeds）中，卡尔·E.迈耶（Karl E. Meyer）和沙恩·布莱尔·布里萨克（Shareen Blair Brysac）在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观察到类似的移民历史和包容性文化。迈耶和布里萨克认为，马赛市公民认同促进了社区融合，因此在2005年法国全国爆发骚乱的时候，这里的种族冲突比其他地方轻微得多。两位作者引用心理学家阿兰·莫罗（Alain Moreau）的话说：“来自马赛的年轻人，特别是北非裔的年轻人，经常强调，在社会身份认同问题上，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马赛人’。”[44]这与横滨的华人、日本人都自称“滨之子”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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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日交流中，人们有的更多的是对冲突而不是对合作的记忆。事实上，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民族认同论调，使过去和现在的冲突都不可避免。相反，横滨中华街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视角来看待这种民族认同话语：它让我们在历史的纵深中思考集体认同——也就是说，集体认同的形成与消解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加剧或缓和中日之间的冲突的。通过反思这段历史，希望我们可以想象出超越终极认同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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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本书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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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据横滨中华街与中国、日本关系的主要节点来划分章节。第一章开篇讨论了近代以前到19世纪中叶的情况，这一时期，大量华人移民被日本接纳。1859年，日本横滨等城市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出现了中国人的永久居留地；这些通商口岸是全球近代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源自全新的外交准则和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变化。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促成了这一转变，使国际战争的影响渗透这座国际化港口城市的社会生活。就在各国以民族性作为包容和排斥的原则时，冲突迫使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以民族性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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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世纪末，乡土、方言群体的认同仍在横滨华人的社会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章将讨论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流亡革命家是怎样试图将地方认同转变为积极的中国国民意识。对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等人来说，日本是现代化的典范，横滨是他们组织活动的基地。这些活动家通过出版和教育，在当地的华人居民中开展工作，将民族意识确立为一种愿景和话语。他们还参与了日本是否应该在条约港口外允许华人“杂居”的辩论，主张给予华人和西方国家人民同样的定居权和通商权。然而，这些民族塑造活动却打开了党同伐异之门，激起了华人内部宗教、阶级、地域各方面的长久矛盾。另外，他们所追求的杂居权为其带来了更多与日本人互动和文化交流的机会。到清末，横滨中华街的华人逐渐具备了某种程度的中华民族意识，但同时也逐渐奠定了横滨地方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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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追溯了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1～1932年九一八事变之间，华人身份认同在横滨固定下来的过程。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20年里，国民政府通过登记和灌输“爱国华侨”理念的方式，将权力延伸到了海外公民的生活中。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危机，促使横滨华人淡化民族分裂，作为一个民族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文化娱乐活动也促进了民族认同的发展，通过参加棒球比赛和向日本消费者介绍中华料理，横滨华人与本地社区的联系更趋紧密，但仍是以华人的身份。在与日本邻居们联合成立新的机构时，他们更多地使用国际关系的概念来定义自己的活动。但当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这些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此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华人会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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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横滨华人忧心忡忡，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国家干涉：日本政府试图让华人民族主义团体与自己合作，并利用华人进行政治宣传及其他活动。第四章叙述这些战时发展对横滨华人社区凝聚力的影响。从横滨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试图在地方认同、民族爱国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点——既当“横滨人”，又当华人流散者——为此他们不得不宣称支持南京伪国民政府。这些政治表态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是他们与日本政府的妥协，为了能够以华人身份继续留在横滨，既不会被强行赶出日本领土，也不会被同化为日本帝国的臣民。但最终到1945年春时，中华街还是遭到了盟军无差别的轰炸。今天横滨中华街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在那几年奠定的。战时合作的经验，导致战后那几年华人相信多元化要好过加入日本国籍。华人继续在公开场合自称“横滨人”，在这段艰苦岁月里，中华街里的餐馆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今天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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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横滨中华街如何在冷战以及日本经济腾飞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飞地”和经济区，直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段时间见证了华人流散认同走向巅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遗留的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对爱国主义的呼吁都在塑造着华人流散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峡两岸的政治斗争却影响了横滨华人的内部团结，导致华人从心向祖国的流散人口变成与日本人有别的少数族裔。随着华人和日本居民联手将中华街打造成一个吸引游客的美食胜地，中国民族性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认同，而且具备了强烈的商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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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华街，这一地区不断累积的经济财富、制度化过程是横滨地方认同的支柱。华人作为当地居民获得了民众的认可，这一地位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民权利。两个比较案例——在日（居住在日本的）韩国（朝鲜）人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扩大的华人新移民人口——有助于揭示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的问题。最后，本书通过两个重要主题对横滨中华街的意义进行了概括和反思：（1）横滨华人身份的历史性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2）横滨华人对一些社会运动的贡献，这些社会运动试图挑战和重新评估现有的日本公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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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浜中華街発展会共同組合『街づくり基本構想』、九頁。1992年华人经营的中餐馆有151家，日本人经营的中餐馆有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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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第五章将详细讨论这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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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urphy-Shigematsu，“Multiethnic Japan and the Monoethnic Myth”；Fowler，“Minorities in a ‘Homogeneous’ State：Japan”；Befu，Hegemony of Homogeneity；Weiner，“Editor’s Introduction.”日本漫画的爱好者甚至可能记得，经典科幻漫画『超時空要塞マクロス』的英雄铃明美就来自横滨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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