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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S.威廉姆斯（Harold S.Williams）在1958年的作品《日本外国人居留地故事集》（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中，这样介绍在早期外国人居留地的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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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当你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英国使馆的管家、脚夫和厨师都是中国人。去银行或外币兑换店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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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约使横滨从一个沉睡的渔村变成了国际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横滨的对外贸易量超过了日本其他所有通商口岸的总和；实际上，日本所有的外国游客都是通过横滨入境的，同时日本生丝几乎都是从这里的仓库被发往世界各地的。[27]这个城市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棒球和赛马最早从横滨传入日本，并且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和酿酒厂也诞生于此。在横滨本村大道一段被称为血街（Blood Street）的街道上，西方的水手、流浪汉与日本的女招待和流氓都混在这条街上的低级酒吧里。[28]社会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也享受着横滨的国际性消费文化，比如：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经常光顾这里的欧美书店；来自东京甚至更远地方的食客，会特地来横滨品尝中华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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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餐馆是19世纪80年代中华街合并后兴起的。在这10年间，横滨华人开始自给自足，建立了很多社区机构，如寺庙、墓地、社会团体等。[29]如引言所述，到1911年，横滨市是日本华人最多的城市。1880年横滨市的华人占全日本华人总数的69.2%，1890年占54.6%。[30]在这个年代，华人中人口最多的是广东人，他们通常经营进出口贸易、外汇、中国传统手工业或餐饮业；其次是来自“三江”省份的人，这些省靠近通商口岸上海，他们靠西方人吃饭，通常当裁缝、理发师，甚至钢琴制造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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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约1890年的两个华人聚居区：南京町（A）与旧居留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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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体育馆位于公共花园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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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立脇和夫監修『ジャパン·ディレクトリー』（十二巻、一八九〇年）制成。该图来自横浜開港資料館『開港から震災まで』、一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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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称这一中华街为“南京町”（见图1-1中的A）。在当时，“南京”是日本人指称中国的通用代名词，有时也适用于各种外来的东西。[32]中华街还有很多其他名字。外国人简单称之为“Chinatown”（中华街），日本政府称之为“清国人居留地”。广东人会叫它“唐人街”，因为“唐人”是他们对海外华人的普遍称呼。这个地区是一个由两层砖砌建筑组成的密集网格建筑群，外侧有阳台，装饰着精致的中文招牌。横滨中华街的范围大致在堀川运河、加贺町大道和本村大道之内，其范围会渐渐固定，并凭借鲜明的建筑风格与横滨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街道的朝向，街道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是倾斜的，但朝向的是东、西、南、北四个基本方向。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根据风水信仰选择在这里建造房产。[33]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横滨曾两次被烧成灰烬，但每一次重建，中华街的街道朝向和地理边界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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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华人聚居区是在所谓的旧居留地（见图1-1中的B），靠近海关和码头，有雄伟的西式石质建筑。街道上的英文标志牌说明，这些华商的服务对象是欧美人，也暗示华商具有一定的英文能力（彩图3）。如今，这一曾经华人聚居地的历史痕迹几乎所剩无几。尽管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上的混血华人，但在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被称为南京町的这一地区始终与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中华街也是如此（彩图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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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中华街都是一座城中城。华人社区的标志性建筑都能在这里找到：中华会馆、关帝庙、中国戏院，以及大量中餐馆。[35]该地区以异国情调闻名，吸引了来自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游客。因此，南京町渐渐成为横滨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当横滨本地人遇到东京人时，南京町的读音就是区分彼此的标志。正如一位横滨居民所说，把南京町（Nankinmachi）读成“Minamikyō machi”，[36]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另外，横滨人永远不会像东京的记者那样，出于无知而经常把它称作“支那人街”。[37]“南京町”这一称谓意味着对该地区的熟悉和亲近，同时也是对横滨市地方特色的认可。尽管很多居民不是日本人，南京町仍被视为横滨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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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国际主义，但它被民族差异缝合在了一起，这种民族差异产生于一套崛起的全球体系，该体系将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封闭工具。[38]人们从自己与所属国家的排他性关系中获得了居住权和经济活动权。在通商口岸，早期的华人移民登记在其西方雇主的合法身份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中国国民，但在日本享受和西方人相同的特权。[39]相反，德川幕府时代长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依赖明朝或清朝，或其他任何政府的保护或承认。19世纪，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变化，使国籍成为包容和排斥的关键，也改变了移民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这样以民族标准来决定国籍的地方，移民很难摆脱外族的身份，这也是横滨中华街长期存在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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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民族国家为国家主权的范式，并不是一个简单、快速的过程。在日本，其法律体系先发生改变，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却是在后来几十年慢慢形成的。[40]在中国，这一过程恰好相反，社会运动激起了民族意识，接着倒逼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41]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推动了中日两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居住在横滨的华人移民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在此之前，不存在一个自觉的、统一的华人群体；华人个体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享受通商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在经济上则根据方言组成不同的群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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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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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人形象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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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提升了国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胜利激起了日本人的自豪感，加剧了他们对倒霉的中国对手的鄙视。当然，日本人对华人的看法是多样和多重的，但当他们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观点却趋于一致。当这些形象开始对华人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时，华人也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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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崇拜。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中日开战之前，在日本的中国使节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这在提供给欧美政要的豪华娱乐活动中是见不到的。”[43]但这种热情友好只是中日关系的一方面；蒲地典子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明治时期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感情很复杂，掺杂着“友好、羡慕、怨恨和蔑视”。[44]但在横滨，因为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华人和日本人之间显得亲密且友好。基恩认为，现有资料显示“横滨的华人商贩‘非常受欢迎’”。[45]另外一段回忆的文字也能印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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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中国男人扎长辫子是为了表示他们服从清政府——本书作者注，后同］，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文叫卖，显得非常有趣。他们通常是来卖丝织品的，日本人对他们很熟悉，叫他们“阿茶先生，阿茶先生”。战争开始后，日本人的敌对和蔑视情绪才逐渐升温。但这绝非日本人民天生对中国人产生的情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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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观察者所使用的词语，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从政治中立的称谓“清国人”，到指涉民族性的“唐人”或“南京人”，再到带有贬义的“支那人”。恰恰是“阿茶先生”一词的继续使用，意味着平民百姓继续保留着对华人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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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广泛的社会接触外，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通婚和恋爱，也多少柔化了彼此的边界。日本法律并没有像在美国排华时期的某些州那样，明令禁止与华人通婚。[47]相反，华人和日本人的通婚非常普遍，因为横滨华人社区里的未婚女性数量稀少，单身汉却泛滥成灾，比如1893年，这里有2415名华人男性，华人女性却只有910人。[48]嫁给华人的日本女性基本上就成了中国人，因为1950年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嫁给外国人的本国女性自动转而拥有与丈夫一样的国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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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横滨的中国革命家冯自由（1882—1958）回忆，跨民族的恋爱关系普遍存在，而且后来会演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吾国侨日工商无论挈妇居日与否，大都好与日妇同居……其初月给数元为报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后尤为密切，更无权利条件可言，亦无所谓嫁娶，特横滨唐人街之一种习惯而已。”[50]英文报纸《日本每周邮报》（Japan Weekly Mail）的编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指出，与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相比，在横滨，“中国人……通常会娶一个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来”。[51]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证实，在华人丈夫回国的时候，有的日本妻子会随行，剩下的则在死后按照中国的礼仪葬在横滨华人的墓地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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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短暂同居，如果育有子女，也算是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比如1893年9月横滨的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和日本的跨国家庭数量在增长。该文章称，在“支那人街”里住了1300多个日本人，其中只有1/10是男性；大多数日本妇女是华人男性的配偶（被称作“南京妻”），其子女全部被登记为中国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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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男性和日本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应该被解读为简单的社会亲密度和融合度的指标，也不是没有产生流言蜚语。这些关系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882—1923）在1916年《东京朝日新闻》的专栏中描述过一个典型案例。他说自己见了一个名叫伊藤阿清的女人，她住在中华街的一条小巷子里，由做过南京妻的继母抚养长大，从小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混血儿。后来阿清自己也成为一位有钱华人男性的南京妻，那个男人比她大45岁。她认为这种关系在当地日本女孩看来很正常，而这种结合是由一个地下媒人安排的。在阿清生了一个女儿后，她就和继母一起，向这个老男人索要礼物、借钱，并在他生病后抛弃了他。[54]据鹿目说，阿清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反倒是鹿目显得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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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介于卖淫、纳妾和婚姻之间的暧昧男女关系，是这一时期日本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特殊风气，其对象不仅限于华人男性。很多出生在贫穷内陆的日本女性，试图通过嫁给富裕的年长男性以便在繁荣的港口城市立足，而这些年长男性中有很多是外国人。殿冈阿末是另一个戏剧化的例子。阿末1875年出生在横滨附近的静冈县，很小的时候就随母亲来到了横滨。1892年前后，她成了一个名叫“阿冲”的中国老板的情人。后来，她又遇见一个在美国军舰“奥林匹亚号”上服役的水手乔治·F.亨利（George F.Henry）。亨利离开日本参加美西战争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日本木偶戏艺人身上。[55]在这期间，她在中华街经营一家名为“朝日旅馆”的沙龙兼妓院，直到1899年7月17日被一个美国情人残忍杀害。[56]并非所有的这类关系都以悲剧收场，正如后面的例子所显示的，很多中日跨民族婚姻即使存在经济、代际和文化差异，仍然造就了稳固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