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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华人聚居区是在所谓的旧居留地（见图1-1中的B），靠近海关和码头，有雄伟的西式石质建筑。街道上的英文标志牌说明，这些华商的服务对象是欧美人，也暗示华商具有一定的英文能力（彩图3）。如今，这一曾经华人聚居地的历史痕迹几乎所剩无几。尽管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上的混血华人，但在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被称为南京町的这一地区始终与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中华街也是如此（彩图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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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中华街都是一座城中城。华人社区的标志性建筑都能在这里找到：中华会馆、关帝庙、中国戏院，以及大量中餐馆。[35]该地区以异国情调闻名，吸引了来自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游客。因此，南京町渐渐成为横滨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当横滨本地人遇到东京人时，南京町的读音就是区分彼此的标志。正如一位横滨居民所说，把南京町（Nankinmachi）读成“Minamikyō machi”，[36]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另外，横滨人永远不会像东京的记者那样，出于无知而经常把它称作“支那人街”。[37]“南京町”这一称谓意味着对该地区的熟悉和亲近，同时也是对横滨市地方特色的认可。尽管很多居民不是日本人，南京町仍被视为横滨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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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国际主义，但它被民族差异缝合在了一起，这种民族差异产生于一套崛起的全球体系，该体系将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封闭工具。[38]人们从自己与所属国家的排他性关系中获得了居住权和经济活动权。在通商口岸，早期的华人移民登记在其西方雇主的合法身份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中国国民，但在日本享受和西方人相同的特权。[39]相反，德川幕府时代长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依赖明朝或清朝，或其他任何政府的保护或承认。19世纪，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变化，使国籍成为包容和排斥的关键，也改变了移民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这样以民族标准来决定国籍的地方，移民很难摆脱外族的身份，这也是横滨中华街长期存在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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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民族国家为国家主权的范式，并不是一个简单、快速的过程。在日本，其法律体系先发生改变，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却是在后来几十年慢慢形成的。[40]在中国，这一过程恰好相反，社会运动激起了民族意识，接着倒逼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41]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推动了中日两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居住在横滨的华人移民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在此之前，不存在一个自觉的、统一的华人群体；华人个体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享受通商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在经济上则根据方言组成不同的群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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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人形象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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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提升了国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胜利激起了日本人的自豪感，加剧了他们对倒霉的中国对手的鄙视。当然，日本人对华人的看法是多样和多重的，但当他们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观点却趋于一致。当这些形象开始对华人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时，华人也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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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崇拜。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中日开战之前，在日本的中国使节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这在提供给欧美政要的豪华娱乐活动中是见不到的。”[43]但这种热情友好只是中日关系的一方面；蒲地典子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明治时期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感情很复杂，掺杂着“友好、羡慕、怨恨和蔑视”。[44]但在横滨，因为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华人和日本人之间显得亲密且友好。基恩认为，现有资料显示“横滨的华人商贩‘非常受欢迎’”。[45]另外一段回忆的文字也能印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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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中国男人扎长辫子是为了表示他们服从清政府——本书作者注，后同］，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文叫卖，显得非常有趣。他们通常是来卖丝织品的，日本人对他们很熟悉，叫他们“阿茶先生，阿茶先生”。战争开始后，日本人的敌对和蔑视情绪才逐渐升温。但这绝非日本人民天生对中国人产生的情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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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观察者所使用的词语，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从政治中立的称谓“清国人”，到指涉民族性的“唐人”或“南京人”，再到带有贬义的“支那人”。恰恰是“阿茶先生”一词的继续使用，意味着平民百姓继续保留着对华人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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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广泛的社会接触外，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通婚和恋爱，也多少柔化了彼此的边界。日本法律并没有像在美国排华时期的某些州那样，明令禁止与华人通婚。[47]相反，华人和日本人的通婚非常普遍，因为横滨华人社区里的未婚女性数量稀少，单身汉却泛滥成灾，比如1893年，这里有2415名华人男性，华人女性却只有910人。[48]嫁给华人的日本女性基本上就成了中国人，因为1950年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嫁给外国人的本国女性自动转而拥有与丈夫一样的国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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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横滨的中国革命家冯自由（1882—1958）回忆，跨民族的恋爱关系普遍存在，而且后来会演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吾国侨日工商无论挈妇居日与否，大都好与日妇同居……其初月给数元为报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后尤为密切，更无权利条件可言，亦无所谓嫁娶，特横滨唐人街之一种习惯而已。”[50]英文报纸《日本每周邮报》（Japan Weekly Mail）的编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指出，与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相比，在横滨，“中国人……通常会娶一个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来”。[51]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证实，在华人丈夫回国的时候，有的日本妻子会随行，剩下的则在死后按照中国的礼仪葬在横滨华人的墓地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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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短暂同居，如果育有子女，也算是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比如1893年9月横滨的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和日本的跨国家庭数量在增长。该文章称，在“支那人街”里住了1300多个日本人，其中只有1/10是男性；大多数日本妇女是华人男性的配偶（被称作“南京妻”），其子女全部被登记为中国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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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男性和日本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应该被解读为简单的社会亲密度和融合度的指标，也不是没有产生流言蜚语。这些关系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882—1923）在1916年《东京朝日新闻》的专栏中描述过一个典型案例。他说自己见了一个名叫伊藤阿清的女人，她住在中华街的一条小巷子里，由做过南京妻的继母抚养长大，从小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混血儿。后来阿清自己也成为一位有钱华人男性的南京妻，那个男人比她大45岁。她认为这种关系在当地日本女孩看来很正常，而这种结合是由一个地下媒人安排的。在阿清生了一个女儿后，她就和继母一起，向这个老男人索要礼物、借钱，并在他生病后抛弃了他。[54]据鹿目说，阿清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反倒是鹿目显得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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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介于卖淫、纳妾和婚姻之间的暧昧男女关系，是这一时期日本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特殊风气，其对象不仅限于华人男性。很多出生在贫穷内陆的日本女性，试图通过嫁给富裕的年长男性以便在繁荣的港口城市立足，而这些年长男性中有很多是外国人。殿冈阿末是另一个戏剧化的例子。阿末1875年出生在横滨附近的静冈县，很小的时候就随母亲来到了横滨。1892年前后，她成了一个名叫“阿冲”的中国老板的情人。后来，她又遇见一个在美国军舰“奥林匹亚号”上服役的水手乔治·F.亨利（George F.Henry）。亨利离开日本参加美西战争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日本木偶戏艺人身上。[55]在这期间，她在中华街经营一家名为“朝日旅馆”的沙龙兼妓院，直到1899年7月17日被一个美国情人残忍杀害。[56]并非所有的这类关系都以悲剧收场，正如后面的例子所显示的，很多中日跨民族婚姻即使存在经济、代际和文化差异，仍然造就了稳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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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学者只回溯性地看到了这座城市中日本人和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导致的相互鄙夷。植田捷雄宣称：“大部分华人思想不开明，粗俗，沉溺于鸦片和赌博，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对之感到厌恶。”[57]这个说法与北美人对华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华人大多数沉迷于鸦片和赌博。然而，日本警方的记录不支持这种判断。1872～1876年，神奈川县记录了688起华人犯罪和2719起欧美人犯罪。考虑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华人的犯罪率只有西方人的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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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观印象和客观记录间的出入，可能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人态度转变的结果。随着战争的爆发，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看法和举动明显恶化，日本媒体也掀起了一场将大清帝国野蛮化的运动。[59]用基恩的话说，其后果就是“浮世绘、流行歌曲和战争剧都在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是落后的、懦弱的，甚至是可鄙的，他们不配做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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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说成是落后的，这种看法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于西式进步的激进性认同。在外交领域和知识界，这种贬低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流行；新兴的日本大众媒体，则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这种情绪。印刷量巨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浮世绘生动地传达了这一信息。日本人被描绘成坚毅、高大、高尚的形象；相反，中国人则奸诈、懦弱且卑鄙。在极端情况下，中国人不再被描绘成和蔼可亲的阿茶先生，而是“狰狞的亚人类生物，被吓得瑟瑟发抖”。[61]战争期间，各种针对中国人的负面的、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词语也大量涌现，包括“清清”“中国佬”“秃头”“猪尾巴”等。这些词语的起源虽然不太明了，但无疑都是贬义的。[62]日本知识分子显然认可这些描写。文学期刊《早稻田文学》赞扬这种“同仇敌忾之心”，因为这“传达给他们一种明确的民族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身为日本人的意义”。[63]甲午中日战争对居住在横滨中华街的华人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即他们意识到在一座日本城市里身为华人要面临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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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战争在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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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使横滨的华人居民感受到，在敌人的国土上生活，让他们的生命和生计都面临着危险。1894年初夏，中日两国发生冲突的迹象变得很明显，这给横滨带来了不安。到了6月，军事冲突波及商业领域，华商要求日方尽快付清货款和服务费，自己却开始百般拖延。[64]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加剧了：6月20日，两个日本人向一个路过的华人喊“清清”，结果引发了一场街头斗殴。好几个华人参与了群架，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被捅了一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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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清朝驻日公使馆开始劝说本国公民减少贸易活动，做好断交准备。外国银行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暂停华人的汇票业务。[66]在7月25日第一次海上冲突发生后，横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资企业纷纷要求日本警察保护，日本外务省、内务省在7月26日联合发布保护令，要求各县知事防止“寻衅滋事，粗暴对待华人”。[67]在一片混乱和焦虑中，很多华人准备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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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94年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驻日公使汪凤藻（1851—1918）降下清朝的国旗回国后，留守华人从此丧失了政府代表和领事裁判权。宣战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埋葬了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68]经过美国、中国、日本的三方会谈，日本同意由美国接手在日中方非战斗人员的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日方非战斗人员也照此办理。[69]对横滨的华人而言，这些外交变化实际上终结了他们的治外法权，导致他们对于自身地位、权利和义务的普遍不安。接替清朝驻日公使馆的行政和代表功能的是横滨中华会馆。该组织诞生于1873年，是一个由广东商人组成的自治团体，比清朝驻日公使馆更早建立。甲午中日战争后，他们被迫承担了更广泛的代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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