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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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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第一章 甲午中日战争与民族团结，1894～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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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区在日本兴起并发展壮大的故事，并非始于横滨。横滨也不是日本第一个大规模的华人聚居地。在日本的德川时代（1603～1867年），位于九州岛南部的港口城市长崎最早在中日贸易中崛起。当时长崎是唯一可以与中国和欧洲直接通商的港口，是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要窗口。[1]然而，长崎的华人主要是流动人口，他们随商船来来往往，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社区。另外，由于早期中华街不受现代民族和公民概念的限制，留在长崎的华人能够融入地方社会。始于1859年的横滨华人定居点，则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基于全球性民族国家体系的现代公民身份概念，使中国人和日本人产生了相互排斥的身份认同，并且个人身份逐渐固化。在这一过程中，横滨中华街历经几代更迭屹立不倒，即使在跨国婚姻和经济融合的风雨中也是如此。这一社区，是全球现代化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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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国土上以华人的身份生活，这种生存模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耗费了几十年，而甲午中日战争是其分水岭。在战争状态下，无论日本人还是华人皆需要有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这导致华人和日本人的国家利益意识越来越强烈，超越了行业、家族和地域关系。总体来说，这一点在中日两国是一致的。[2]横滨的华人和日本人比邻而居，但是战争的影响表现得尤其突出，导致当地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无数的街头冲突迫使人们采取一种民族国家视角，即通过民族或国家的概念来看待和区分彼此，不再容忍模糊的界限。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横滨居民一夜之间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他们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邻居和商业伙伴非我族类。更准确地说，新情况迫使华人和日本人各自从民族概念出发体验和记录自己的生活，而这又被新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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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日本在战争中的压倒性胜利，使华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大为转变，从来自文化先进国度的富有商人沦为懦弱的乌合之众和劳工。此后，他们成为在日本需要被特别加以限制的外国人群体，受到管制。另外，清朝的惨败削弱了清政府在中国知识分子领导者眼中的合法性，他们试图改良，甚至发动革命以再造中国，使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很多人以日本为榜样进行改革。[3]但是，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社会的努力在中国产生影响之前，战争已迫使横滨华人直面共同危机，并通过将他们的个人境遇和组织体系与唯一的祖国联系起来，促使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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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前近代的赴日华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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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预设民族性具有穿越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在前近代，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被认为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单位。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一种古典文明的发源地，古代中国是由一种被称为“儒学”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体系来界定的。士大夫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掌握获得相应的地位，各王朝则通过自居为其典范和正统继承人以获取统治合法性。中华文明被认为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普天之下”，中华帝国也因此得以包容不同民族。[4]然而，在这种融合而成的士大夫精英文化背后，还隐藏着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比如，方言差异就赋予了地方身份认同以重要性和连贯性。作为一种与帝国权威主张密切联系的士大夫文化产物，相比于中国民族性的意识，大部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视地方主义，尤其是那些选择离开文明中心，到海外寻求财富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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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的日本，同样不是由文化同一性统一起来的，而是一个以阶级地位区分构建的社会。[5]从远古到19世纪初，亚洲大陆的移民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列岛，尽管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但他们还是融入了当地社会。[6]从人口统计学来看，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移民潮否定了日本作为独特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当代观念。[7]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的六个世纪里，每年约有3000人，即总共180万移民来到日本。[8]从公元4世纪到9世纪，几波小规模的移民潮将学者、僧侣和工匠从大陆带到日本，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约占日本贵族的30%。[9]随后，在16世纪，日本沿海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华人聚居地，但几代人过后，他们逐渐被日本社会同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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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将繁荣的中日贸易限制在长崎一地，使之成为日本第一个存在时间长、规模大的华人移民定居点。到17世纪末，华人已经成为商业、社会和文化方面不容小觑的存在。一些报告称，该城市总人口为51395人，其中华人数量约为10000人。不过，这个数字会随着中国贸易船队的往来而上下波动。[11]长崎社会欢迎华人，称他们为“阿茶先生”，这是一个表示尊重与亲切的称呼。[12]与后来日本人认为华人是底层劳工的印象相比，在长崎的浮世绘中，阿茶先生的形象多是和蔼可亲的富商，正在向日本孩子们发放小饰品和糖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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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华人称作阿茶先生，是因为他们与日本社会一眼可见的区别，以及与中国的商业联系。然而，即使日本人用专业术语将他们统称为一个单一群体，他们也并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行动。华人根据职业和出身地的不同而细分。[14]如同东南亚前近代的华侨一样，说不同方言的华人群体从事不同种类的贸易；他们的庙宇里供奉家乡本地的神灵，庙宇既是社交中心，又是乡土情感的中心。[15]到17世纪末，长崎有四座这样的中国庙宇，各自服务于“三江”——江苏、江西和浙江，闽南、闽北，以及广东的商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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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如果从现代观念来看是很微小的。有两种职业扮演着中国和日本之间中介的角色：通事[17]与僧人。这些人通常拥有日本姓氏，却代表中国各地方群体与日本人在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18]筹备这些交流活动促进了他们与日本人的社会交往，很多人也因此与日本人通婚。[19]其中一个例子是首位官方通事冯六，他被任命于1604年，据说他就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并在长崎定居。另外一个例子是国姓爷（即郑成功，1624—1662），他是中日混血，父亲是明朝孤忠，母亲是日本人。他试图反清复明的事迹在1715年被改编成著名的日本木偶戏[20]《国姓爷合战》，因此他在中日两国都被视为英雄。华人也有可能变成日本国的臣民。1688年，日本政府下达诏书，规定非商人出身的华人必须放弃效忠明朝或清朝，要么永久定居，要么离开日本。[21]就这样，不少长崎华人转而效忠日本，融入当地社会，以求在德川幕府的阶级化统治之下有立足之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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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人在通商口岸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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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国家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东亚，19世纪的社会秩序随着政治秩序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迫使中国和日本都根据西方的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也就是说，在名义上相互平等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开展外交，并且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处理商业事务。这终结了在东亚延续两千多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帝国主义扩张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国际贸易和联系日益增多，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社会以及领土边界越来越清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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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力量间碰撞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东亚地区设立的通商口岸。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24]期间惨败给英国，被迫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又在1843年签订《虎门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还限制清政府制定进口关税的权力。1844年，美国和法国也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相同特权。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美国炮舰中队前往日本，并在1854年迫使日本统治者做出类似的让步。1859年，日本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其中就有横滨，同时规定了治外法权，并限制日本政府向对外贸易征税的权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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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一起，华人在通商口岸的条约体系下进入横滨。他们在所谓的外国人居留地内建房经商，这是一个被运河环绕的地区，在地理和法律层面都与日本内地区隔开来。华人买办和华商在西方人的商馆里生活并工作，担当日本和西方贸易的中间人，获得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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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S.威廉姆斯（Harold S.Williams）在1958年的作品《日本外国人居留地故事集》（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中，这样介绍在早期外国人居留地的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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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当你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英国使馆的管家、脚夫和厨师都是中国人。去银行或外币兑换店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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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约使横滨从一个沉睡的渔村变成了国际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横滨的对外贸易量超过了日本其他所有通商口岸的总和；实际上，日本所有的外国游客都是通过横滨入境的，同时日本生丝几乎都是从这里的仓库被发往世界各地的。[27]这个城市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棒球和赛马最早从横滨传入日本，并且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和酿酒厂也诞生于此。在横滨本村大道一段被称为血街（Blood Street）的街道上，西方的水手、流浪汉与日本的女招待和流氓都混在这条街上的低级酒吧里。[28]社会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也享受着横滨的国际性消费文化，比如：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经常光顾这里的欧美书店；来自东京甚至更远地方的食客，会特地来横滨品尝中华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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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餐馆是19世纪80年代中华街合并后兴起的。在这10年间，横滨华人开始自给自足，建立了很多社区机构，如寺庙、墓地、社会团体等。[29]如引言所述，到1911年，横滨市是日本华人最多的城市。1880年横滨市的华人占全日本华人总数的69.2%，1890年占54.6%。[30]在这个年代，华人中人口最多的是广东人，他们通常经营进出口贸易、外汇、中国传统手工业或餐饮业；其次是来自“三江”省份的人，这些省靠近通商口岸上海，他们靠西方人吃饭，通常当裁缝、理发师，甚至钢琴制造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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