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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被打败的“中国人”沿着花道（通往观众席的舞台通道）走时……一个男人忽然从台下的观众席上跳出来，抓住这个所谓的［中国人］，大声抽打并大叫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是演的……那个演员……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很高兴，把这次攻击归咎于自己完美的化装和对秃头清清（chanchan bōzu）的逼真模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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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暴力观众参与演出的状况再度出现，一群头脑发热的人跃上舞台，解救在剧情里陷入清军埋伏、正遭到重重围困的日军。[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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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当川上的剧团将该剧带到横滨时，同样引起了骚动，每次演出都有三至四名观众受伤住院。[84]政府颁布的不要虐待华人的命令，显然被大众媒体上的反华情绪所湮没，这种情绪加深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界限，并导致了明显且持久的后果。这种虐待氛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散。河原操子，一位多年来致力于上海和内蒙古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回忆自己1900～1902年在横滨逗留期间，华人对她和其他日本人的帮助并不领情。她认为，这是因为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华人继续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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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会风气之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促使许多华人关店回国。战争使日本商人从已离开或恐惧万分的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攫取特许经营权。截至1894年11月，朝鲜半岛境内的日本商人已经在与华商的竞争中占据明显上风。日本商人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将日本的军事胜利转化为经济胜利。在横滨和东京杂货行业总会的领导下，他们发起了针对华人商店的抵制运动——随后日本砂糖商也参与进来——并要求取消通常由华人中间商收取的、存在于日本和西方商人之间的中介费用。[86]两个行业中的华商最终屈服，日本商人成功取消了多项费用，降低了佣金，削弱了华商的经济地位。[87]华商无力发出一致的声音；直到1899年组织起横滨华商会议所，他们才动员起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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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战争促进了日本人的团结一样，它也为华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创造了条件。1894年6月和7月的相关报道提到，与商人阶级的消极反应相反，华人劳工阶级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无动于衷。[88]但这种态度在针对中国国民的新法律框架出台并规定了中国人向神奈川县登记的义务后立马发生了转变。这些法规同时对几项经济活动实施了禁令，包括贩卖烟草、酒水，更不妙的是，它将中国人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辖之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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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外法权的终结，让华人劳工阶级面临的威胁尤为突出。此前，中国国民不受日本对赌博和吸食鸦片的法律禁令的影响，很多人预计，日本政府强化法律管控时可能会发生冲突。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麦基弗在8月2日会见了几名清朝外交官员，制定了一项极端的政策，以处理可能触犯日本法律的“乱民”。他们共同决定，将赌徒、鸦片贩子、瘾君子以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列入黑名单并驱逐出境。买不起票的人由中华会馆赠送，但禁止他们以后再进入横滨。[90]最后，日本警方押送近500名“乱民”，以及222名自愿回国者至“海洋号”（S.S.Oceanic），后者于8月4日抵达上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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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华人犯罪，也没有终止法律纠纷；日本司法权很快就受到了考验。早在9月1日，横滨地方法院审判并认定一名中国人犯走私鸦片罪。[92]在9月10日较早宣判的一项民事诉讼中，日本米商金子绘造指控一个名叫阿兴的华人裁缝（见彩图5）在1891年向他买了米，欠了10日元48分至今未还。原告律师承认，“没有借条，因为两人很熟，觉得没有必要立字据”。此外，诉讼时效规定，法律诉讼必须在最后付款日的一年内提出。但金子并没有向中国领事法庭提起诉讼，并且辩称诉讼时效应从司法管辖权被移交给日本之日起重新计算。法官判决金子败诉，理由是司法管辖权的转移不可能改变诉讼时效。[93]虽然法院在这一判决中没有表现出反华倾向，但金子的诉讼表明，一些日本人认为和华人居民算账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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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变化，迫使中国人，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共同应对危机。他们不得不依赖中华会馆，这个机构正从一个活动范围狭窄的广东商人会馆演变为一个自称代表全体华人社区的团体。[94]事实上，中华会馆监督并资助了遣返华人劳工回国的工作，并负责根据第137号敕令为留守的华人进行登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朝驻日公使馆恢复工作，中华会馆继续发挥广泛作用。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华会馆发挥了更积极的领导作用，从单纯的发放商业和移民许可、人口普查，到参与国际抵制运动和政治抗议。通过这些方式，中华会馆促进了华人公众意识的建立。[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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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民族国家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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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带来的变化对横滨影响深远：战时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和官方的猜疑，使华人和日本居民间的社会分歧更加严重。但在这个时候，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并不单纯来自共同的想象。对于横滨华人来说，对中国的认同感与他们对故乡的依恋分不开，包括乡土文化、方言、故乡、血缘等。战争只是改变了这些认同的相对优先顺序。[96]战争之前，横滨华人很少关注清政府及其资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但当冲突爆发时，精英华商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影响，而随着治外法权的终结，劳工阶层的福利和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总而言之，战争使他们作为中国国民的地位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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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秩序的变化也导致了华人社区和日本人社区的永久分界。战争的结果确立了日本帝国在清帝国面前的文明国家地位，以此为契机，日本帝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就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展开谈判。[97]尽管1895年德国、法国、俄国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并引发日本对西方野蛮的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但此时日本和列强站在一起，要求中国让步。[98]在这种大的政治形势下，华人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区分开来。本章选取了四个例子，阐述战争如何以复杂的方式重塑横滨的社会生活。这些例子告诉我们，首先，横滨华人的生活不能从文化、语言和种族方面进行简单分类；其次，战争如何加剧了创造这些类别的归属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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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提到过的横滨华人鲍棠，就是一个在横滨认同和中国认同间摇摆的典型例子。他是一个嗜赌如命的人，没有受过任何职业技能训练，做过工头、油漆匠、职员等各种临时工作。简单来说，他有不良嗜好且属于劳工阶级，是后来日本人想象中典型的“支那人”。因此，他很有可能在1894年8月被当作“乱民”而被遣送回国。但他没有被驱逐出境，因为根据第137号敕令所提交的登记材料显示，他受雇于德国贸易公司迈耶（A.Meier）。[99]那时，他已和沟吕木满寿结婚。鲍棠在横滨的社会根基使他相信，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自己仍可以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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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棠和沟吕木生活在一个多文化交融的世界里。晚年的鲍棠，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横滨文化认同上都留下了独特印记，他既是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支持者，又是横滨著名的烧卖创始人。沟吕木则是众多跨越了民族界限，以华人的方式生活的日本女人之一，她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日本国籍，娴熟地使用广东话，在中华街的华人中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婚姻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当鲍棠赌了一晚上后天亮才回家时，夫妻俩会在街上大吵大闹，这是出了名的。但他们一起生养了九个儿女，把餐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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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横滨社会和文化融合的例子是冯镜如（1844—1913），他经营一家生意繁忙的店铺，从事印刷、装订，也售卖西式文具。冯镜如在社会交往和艺术品位方面都浸淫了西方文化，并与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华人一样生活在旧居留地（图1-1中的B）。1894年9月29日的《日本每周邮报》描述他戴礼帽，穿老式西装，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在有一点上，冯镜如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激进，因为他加入了英国国籍。这种脱离正统的举动是由于他父亲因卷入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而被当作反贼，遭到清政府处决，这导致冯镜如再也不能回国。然而，他与英国的关系并非偶然。冯镜如能说流利的英语，常以F.Kingsell为名，还将自己的店铺命名为文经活版所（Kingsell & Co.）。[101]和裁缝阿兴一样，他主要跟欧洲人和美国人做生意，进一步展现了遍布横滨市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虽然与横滨的日本人和西方人社区关系匪浅，但冯镜如、鲍棠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绝非无动于衷。事实上，两人后来加入了对立的两派，争夺中华街的教育机构主导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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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期间的民族忠诚问题使种族差异变得至关重要，并且将一种民族国家观强加给这个多元文化社区。大众传媒发挥了核心作用，将混血儿的生活渲染成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对立状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外国间谍活动的妄想症。多家日本报纸曾报道，日本警方在1894年9月10日逮捕了一名清朝间谍嫌疑人。尽管不同报纸在逮捕地点上的说法不一致——《东京日日新闻》称事情发生在千叶县富津市，《日本》和《每日新闻》则称是在神奈川县观音崎的一处海滩上——但很可能在描述同一个人。剩下的细节大同小异，即嫌犯是一个可疑的、文化背景模糊的人，乍看像日本人，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长期在本地居住，和一个日本人一起被逮捕。[103]《每日新闻》和《日本》都抓住这次机会警告读者，还有很多乔装打扮成日本人的“支那人”参与了间谍活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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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东京都警视厅的审问，这两名男子都不是间谍。所谓的“支那人”其实是23岁的李圣美，他出生在长崎，父亲是中国福建人，母亲是日本人。《东京每日新闻》评论道，这一家庭背景与当年的中日混血英雄郑成功几乎一模一样。李圣美是一个问题少年：1892年曾随父亲回到福建，但因性格孤僻、不思进取，被逐出家门。1894年2月回到日本后，他在东京筑地的表哥家里住了下来，直到战争爆发后表哥回国。李圣美不得不自食其力，又没有足够的钱回长崎老家，并且错过了第137号敕令中规定的向日本政府登记的最后期限。随后，他剪去辫子，穿上蓝白相间的棉布和服，试图冒充日本人。日本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和自己的雇主在一起，后者是一个姓福岛的医生。经过仔细审问，警方排除了两人的嫌疑，但李圣美还是因为没有按时登记而受到了处罚。[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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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真相大白，《日本》杂志还是轻率地得出结论：“父亲或母亲一方是外国人的混血儿，是很容易叛变的。”[106]在19世纪末的日本，恐怕就算郑成功再世，也会因为混血身份而受到怀疑。尽管缺乏证据，但有关清朝间谍的传言仍然存在，并且刺激了单一文化意识的苏醒。1894年10月有谣言称，一名女间谍，据说还是清朝官员李鸿章（1823—1901）的情妇，因口音怪异而被发现并遭到逮捕。《日本每周邮报》的编辑将这个和这类故事归结为对战争的狂热想象，这种判断可能是对的：“这个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在容易上当受骗的东京媒体那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谣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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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执预示着一种通过民族范畴认识事物的极端观念的兴起，这种倾向将持续至下一个世纪。另一个例子来自《每日新闻》上的长文，关于一位匿名的中国人和他的日本朋友。文章内容是交战双方代表就战争、遣返、个人安全等问题进行的对话。文章末尾，日本朋友劝说他的华人朋友留在日本，因为“日本社会绝对不会伤害像你这样本分的中国人”。我们无法确认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很有可能两人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典型。但对读者而言，这正是他们所扮演的真实角色。[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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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对这位匿名中国人的描写，还是强调了他与横滨的深厚渊源。他的“财富在横滨的中国居民中数一数二，是香港上海银行的股东，在日本居住了20年，妻子是日本女人，两人育有一子”。这一描述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居住在这个通商口岸、家境富裕且环境适应力极强的华人。这篇文章还试图总结中国人对于日本和甲午中日战争的看法。当被问及希望日本胜利还是中国胜利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但看来对日本获胜并不反感。我们应从中看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动荡局势的想法，以及他们对日本没什么敌意”。[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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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乐观主义令人震惊，因为其公然试图从这两人身上看到中国和日本帝国关系的直接反映。中国人表现出的矛盾心理，被记者解读为对日本没什么敌意，这可能也暗示了他与日本朋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横滨社会中的共同身份。他作为邻居、朋友、丈夫、生意伙伴、股东等的社会身份，通过民族与国家的视角来看是模糊的。战争之前，人们根据文化和语言的界限来看待彼此差异，这些其实是容易克服的；战争之后，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变得至关重要且彼此排斥。如果将讨论带回中华街的街头，当华人和日本人以“东洋鬼”和“清清”辱骂对方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已经很难看到，更不要说表述多重身份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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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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