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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请愿者有派系背景，但梁启超的公报还是被日本媒体和政界人士视为华人观点的代表。6月29日，梁启超会见了包括大隈、犬养在内的几位日本政府官员，并正式向外相青木周藏（1844—1914）递交了请愿书。此事件成为中日政治同盟再次确认泛亚洲主义，并且挑战西方亚洲霸权的契机。会议中，双方强调中日两国同洲、同文、同种，呼吁制定泛亚洲主义政治纲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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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还有力地介入关于华人特点的讨论，一针见血地驳斥了日本人将华人视作肮脏的“支那”劳工的印象。请愿者以有政治自觉性的中国国民的身份展示自己，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华商群体上来，反驳华人阶级构成低下的假设。梁启超指出，如果把华人排除在外，他们对日本的善意将会消失，日本也会从此失去每年8000万至1亿日元的对华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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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并没有为中国劳工阶级说话，实际上根本没有关注后者的权利和尊严。相反，请愿者认为，华人移民劳工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很少有人会为微薄的工资差价而远赴重洋。此外，在几乎承认华人劳工群体具有潜在犯罪性的同时，他们认为日本警方完全有能力处理少数华人劳工的违法行为。最后，梁启超为请愿下结论道：“如果日本认为对劳工阶级的移民施加一些限制是必要的，我国不会因此对日本有任何反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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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请愿的广东精英，最终如愿获得了在日本内地杂居的权利。1899年7月10日，日本内阁特别会议决定，8月4日之后，移民劳工将被限制在原通商口岸的外国定居点，商人和企业家则将获得与欧美人相同的居留权。[79]7月27日颁布的第352号敕令和7月28日颁布的内务省第42号告示，明确了该政策的执行细节。[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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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的媒体称，这两个机构所做的妥协是务实、无差别的，是亚洲兄弟情谊战胜盎格鲁-撒克逊式种族歧视的胜利。它们称赞日本政府的解决方案优于美国的排华政策，并且驳斥了《时事新报》等报刊认为日本最好模仿西方的论点。[81]尽管对法案的措辞有这些积极评价，但事实上，它构成了旨在阻止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移民的法律制度。此法案与同一年颁布的内务省第728号告示所宣称的那样，“预先防止中国移民劳工的问题发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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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横滨中华街的请愿精英采取的这些推动立法的行为并没有侮辱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尊严。在1899年8月4日华商会议所的开幕式上，主席卢荣彬赞扬了这一睦邻友好行为。[83]华商们成立这一组织是为了协调商业活动，在日本内地与西方企业争夺市场。虽然华商会议所的成立是出于地方社会的实际需要，但和请愿活动一样，都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建国纲领紧密相连。[84]其章程表明，会议所的运作具有适当的指导性内容：第5条规定“所有会员必须将爱国主义置于首位”，但同时“所有会员必须与体面的日本人合作，依靠友爱将两国紧密相连”。[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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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华商会议所表达了华人资助者的诉求，提倡与日本人合作；它提高了华商的政治意识，就像大同学校对他们子女的教育一样。在随后几年里，会议所及其所在的中华会馆，将这种政治意识表现出来；1905年，它们协调当地华商，发起一场抵制美货的跨国运动，以抗议华人在美国受到的不公待遇。[86]华商们提倡民族团结，但在这一阶段，他们对日本的态度还远称不上激进。1908年春，横滨的华人居民没有响应另一场抵制日货的跨国运动。即便广州、香港商人向横滨、神户派出了慷慨激昂的代表，但当地的贸易团体一直保持沉默。他们大概认为这场运动没什么必要，不值得去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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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地杂居时代的来临，横滨华人凝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有了领导人、共同利益和认同感。请愿运动是这个进程的分水岭。然而，尽管有广泛的代表性，它并没有让港口城市的所有华人参与进来。更准确地说，运动将横滨的广东精英与改良派团体及相关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称代表全体华人权利但实际上主张自己派系利益的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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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文化多元性与杂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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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以前，大量华人实际上已经在中华街里享有某种“杂居”并与日本人和西方人通婚及通商的权利。明治晚期，中华街已经出现了这种城市杂居和文化交融状态，不受日本和华人精英所提倡的民族边界影响。华人精英奋斗得来的成果，即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居住和经商的自由，日后将给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带来相互矛盾的影响。新的法律制度还意味着融合的扩大与加强，这种融合之前仅限于外国人居留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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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每年有大约200多个中日混血儿出生在中华街。[88]冯自由回忆他在大同学校上学时，班上有一半同学是混血儿，他们的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日本人。和黄礼祥一样，大部分混血儿日语流利，在有日本人的家庭环境中长大。[89]这种文化交融现象，在大同学校的教科书中也得到了体现，该教科书的编者是著名诗人苏曼殊（1884—1918），他本人就有一半日本血统，毕业于大同学校。[90]校长林慧儒1902年编撰了这本名为《小学新读本》的教科书，以更实用的课程内容取代梁启超的著作。这些课文根据当时最先进的教学方法编纂，回避了学生们“很少听到、很少看到”的话题和主题，而是把每一节课的重点放在“学生们熟悉的东西”上，以“激发他们的兴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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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卷一第八课名为“兄弟正直”，描写的是姐姐在日式房子的阳台上给弟弟讲课的情景，两人都身着日本服饰（彩图8）。课文卷一第四十八课“书及鲤鱼”，描绘的是两个身穿褶边连衣裙的女孩，一个扎着丝带，另一个头戴帽子，这让人想起《神户周报》中对大同学校女生的描述（彩图9）。[92]这些图像既反映出一个文化交融的社区，也反映出这些课程借鉴了当地知识及民族主义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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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杂居和文化融合，是横滨居民生活的常态。劳工阶级出身的日本人、西方水手和漂泊者，经常在中华街里和华人混在一起。作为横滨文化想象中的知名地点，它与肮脏、混乱和喧嚣联系在一起，在每天任何时候都能提供非法娱乐，包括赌博和色情业。[93]它的酒馆和所谓的低级沙龙，是该市劳工阶级娱乐的场所。通商口岸提供了大量的这类场所，尤其是在1874年政府试图对这些场所颁发执照并加以控制的努力结束之后。[94]放荡不羁的前水手、酒吧女郎、危险的罪犯，以及说英文的华人是鱼龙混杂的中华街里典型的角色，尤其是在血街上。[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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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企业进入日本人的居住地，日本企业拥入中华街，前通商口岸以外地区的杂居加速了这一趋势。后者的拥入，正如一部官方横滨市史所说，使华人和日本人“友好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共存共荣的精神”。官方横滨市史还记载，很多华人“不再限于中华街，也在城市里与日本人居住区相邻的地方开理发店和中式拉面［支那荞麦］店”，这一记载得到很多回忆录的佐证。[96]早在1903年，就有观察者注意到出现了华商和日商合资经营的产业。[97]即使对中华街的沙龙而言，治外法权的终结也不是末日。在20世纪前期，华人企业和日本企业比西方人控制的企业更加繁荣兴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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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街里危险的诱惑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变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固定描述。1903年，一位日本作家描述中华街“拥挤、喧嚣、混乱、黑暗且不洁”，充满神秘和危险。“在其狭窄的范围内，我们几乎猜不到什么危险在潜伏，什么疾病在滋生，什么恶棍在游荡，什么阴谋在酝酿。”[99]然而，这段文字并没有执着于这种告诫性的话语，转而开始描述享受中华美食的乐趣。中华街已经成了横滨的名胜之一，正如中华料理也成了横滨的特色菜之一，从邻近的东京吸引了大量食客前来品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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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横滨中华料理对这座城市文化认同所做出的贡献，它在该地区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第三章将讨论它对日本文化的广泛影响。与本章相关的是，在进入杂居时代后，许多横滨的中餐馆积极地转向吸引日本顾客。在明治时期，中华料理被日本人称为“南京料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它已经被认为是横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00～1910年的10年间，很多餐馆以其名称的日文发音而闻名。[101]在1903年一篇日本人描绘中华街的文章中，作者难掩失望，指出很多中文标志牌都做了改造，以迎合日本顾客。[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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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由杂居产生的文化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了长久印记，那就是横滨烧卖的诞生，这是一种出自广东菜系的面点。鲍棠，就是那个1899年初在中华会馆的大同学校之争中带头捣乱、引发斗殴的人，在新的法律体系生效后，就和自己的日本妻子沟吕木满寿一起搬到了附近的伊势佐木町。[103]他和妻子将中华街里的代表权之争抛到脑后，在1899年底开出了日本第一家售卖烧卖的店，起名为“博雅亭”。到1902年，博雅亭已是横滨生意最好的中餐馆之一，1903年它与最著名的餐馆，如远方楼、聘珍楼等并驾齐驱。[104]位于中华街外的博雅亭，其烧卖显然是服务于日本顾客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横滨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饮食和娱乐上，华人和日本人在横滨社会中形成合力，柔化了彼此间的文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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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和日本人之间越来越多的跨界和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而这种地方文化，之前已深受欧洲和美国文化的影响。虽然没人点破，但由于这种地方文化是由很多国家的人共同创造的，因而很隐晦地对民族作为一种有边界的文化和社会单位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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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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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20世纪初，横滨华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看成一个单一民族，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与日本人不同。这个过程是由战时的爱国主义和自我防御的必要性决定的，后来因为流亡社会活动家将祖国的政治议题带到了横滨华人中间，从而得到进一步激发。华人和有泛亚洲主义理念的日本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促进了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因为双方的政治纲领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时是一致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友好的声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本人试图将“支那人”的形象描绘成不卫生、一盘散沙、容易犯罪的，这刺激了居住在横滨的广东精英，他们拒斥这种描述，以“中国人”的自我描述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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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横滨华人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在儒家传统、同宗同源思想和流亡社会活动家的助推下显现出来。这些流亡活动家还试图通过提倡政治上积极的国民理念，将华人的种族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他们已看到日本领导人对这种理念的实践十分成功。但在那几年，这种国家意识并不是早就确定的。它的内部充满张力，在中华民族的国民或民族概念之间拉扯，又被各种亚民族或非民族形式的身份认同所破坏。华人精英提出的华人认同的各种版本，并没有穷尽新生的、从有种族色彩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可能产生的民族性形式。用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的话来说，这并不是唯一可能从“虚构的”中华民族性中生长出的“理想民族”。[105]从横滨华人教育机构中持续的分裂可以看出，竞争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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