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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杂居和文化融合，是横滨居民生活的常态。劳工阶级出身的日本人、西方水手和漂泊者，经常在中华街里和华人混在一起。作为横滨文化想象中的知名地点，它与肮脏、混乱和喧嚣联系在一起，在每天任何时候都能提供非法娱乐，包括赌博和色情业。[93]它的酒馆和所谓的低级沙龙，是该市劳工阶级娱乐的场所。通商口岸提供了大量的这类场所，尤其是在1874年政府试图对这些场所颁发执照并加以控制的努力结束之后。[94]放荡不羁的前水手、酒吧女郎、危险的罪犯，以及说英文的华人是鱼龙混杂的中华街里典型的角色，尤其是在血街上。[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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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企业进入日本人的居住地，日本企业拥入中华街，前通商口岸以外地区的杂居加速了这一趋势。后者的拥入，正如一部官方横滨市史所说，使华人和日本人“友好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共存共荣的精神”。官方横滨市史还记载，很多华人“不再限于中华街，也在城市里与日本人居住区相邻的地方开理发店和中式拉面［支那荞麦］店”，这一记载得到很多回忆录的佐证。[96]早在1903年，就有观察者注意到出现了华商和日商合资经营的产业。[97]即使对中华街的沙龙而言，治外法权的终结也不是末日。在20世纪前期，华人企业和日本企业比西方人控制的企业更加繁荣兴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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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街里危险的诱惑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变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固定描述。1903年，一位日本作家描述中华街“拥挤、喧嚣、混乱、黑暗且不洁”，充满神秘和危险。“在其狭窄的范围内，我们几乎猜不到什么危险在潜伏，什么疾病在滋生，什么恶棍在游荡，什么阴谋在酝酿。”[99]然而，这段文字并没有执着于这种告诫性的话语，转而开始描述享受中华美食的乐趣。中华街已经成了横滨的名胜之一，正如中华料理也成了横滨的特色菜之一，从邻近的东京吸引了大量食客前来品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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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横滨中华料理对这座城市文化认同所做出的贡献，它在该地区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第三章将讨论它对日本文化的广泛影响。与本章相关的是，在进入杂居时代后，许多横滨的中餐馆积极地转向吸引日本顾客。在明治时期，中华料理被日本人称为“南京料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它已经被认为是横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00～1910年的10年间，很多餐馆以其名称的日文发音而闻名。[101]在1903年一篇日本人描绘中华街的文章中，作者难掩失望，指出很多中文标志牌都做了改造，以迎合日本顾客。[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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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由杂居产生的文化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了长久印记，那就是横滨烧卖的诞生，这是一种出自广东菜系的面点。鲍棠，就是那个1899年初在中华会馆的大同学校之争中带头捣乱、引发斗殴的人，在新的法律体系生效后，就和自己的日本妻子沟吕木满寿一起搬到了附近的伊势佐木町。[103]他和妻子将中华街里的代表权之争抛到脑后，在1899年底开出了日本第一家售卖烧卖的店，起名为“博雅亭”。到1902年，博雅亭已是横滨生意最好的中餐馆之一，1903年它与最著名的餐馆，如远方楼、聘珍楼等并驾齐驱。[104]位于中华街外的博雅亭，其烧卖显然是服务于日本顾客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横滨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饮食和娱乐上，华人和日本人在横滨社会中形成合力，柔化了彼此间的文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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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和日本人之间越来越多的跨界和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而这种地方文化，之前已深受欧洲和美国文化的影响。虽然没人点破，但由于这种地方文化是由很多国家的人共同创造的，因而很隐晦地对民族作为一种有边界的文化和社会单位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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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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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20世纪初，横滨华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看成一个单一民族，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与日本人不同。这个过程是由战时的爱国主义和自我防御的必要性决定的，后来因为流亡社会活动家将祖国的政治议题带到了横滨华人中间，从而得到进一步激发。华人和有泛亚洲主义理念的日本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促进了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因为双方的政治纲领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时是一致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友好的声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本人试图将“支那人”的形象描绘成不卫生、一盘散沙、容易犯罪的，这刺激了居住在横滨的广东精英，他们拒斥这种描述，以“中国人”的自我描述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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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横滨华人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在儒家传统、同宗同源思想和流亡社会活动家的助推下显现出来。这些流亡活动家还试图通过提倡政治上积极的国民理念，将华人的种族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他们已看到日本领导人对这种理念的实践十分成功。但在那几年，这种国家意识并不是早就确定的。它的内部充满张力，在中华民族的国民或民族概念之间拉扯，又被各种亚民族或非民族形式的身份认同所破坏。华人精英提出的华人认同的各种版本，并没有穷尽新生的、从有种族色彩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可能产生的民族性形式。用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的话来说，这并不是唯一可能从“虚构的”中华民族性中生长出的“理想民族”。[105]从横滨华人教育机构中持续的分裂可以看出，竞争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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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教育、出版传达出的华人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与祖国的政治联系。然而，两个政治派系并没有从中同等受益。大约在1905年之后，随着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合法化，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最终在华人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106]与此同时，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与之针锋相对的立宪改良运动，受到更年轻、更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对其支持清廷的尖锐抨击；清廷自身的改革也削弱了他们的新政改良的影响，立宪改良运动最终走向衰落。[107]1911年秋，孙中山苦心经营多年的革命终于爆发，推翻清政府的起义席卷全中国。革命的狂热也影响了横滨华人。当年11月，日本记者观察到很多支持革命的政治集会和庆祝活动；他们同时注意到，很多华人剪掉了脑后的辫子。[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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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头介绍的敢死队。1911年12月初，在温炳臣的帮助下，第一支抗清队伍成立了。[109]24名青年于12月6日出发，12月7日又有20名青年启程，包括大同学校的黄龙篮球队队员郑焯。第三支志愿军则于12月11日出发。[110]在这一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印记是显而易见的。横滨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政治意识、爱国精神的中国人社区，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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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家意识还没有被横滨的所有华人接受。流亡精英宣称自己代表这个社区，却掩盖了他们在其中的政治派系性。新的中国人认同，赋予地方精英一种作为国家代表的合法化意识形态，强化了地方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华人对横滨当地文化的贡献越来越大，与横滨当地社区的社会和经济融合也在1899年后得到了加强。这种具有不同渊源、受多方影响的横滨文化，将成为之后包容性地方认同形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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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此时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华人和日本人之间融合和分化的过程在世纪之交的横滨齐头并进。民族性已是这个杂居社区中的群体概念之一，尽管它还没有成为社会现实。所以对横滨的华人来说，那几年是过渡期，各种对立的力量为他们未来的民族和地方认同奠定了制度、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截至此时，流散民族主义者在缺少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在横滨着手建构中华民族。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他们将更激进、更有效率地去完成这一使命，因为新政权对其海外国民的地位、教育和管理更为关心。国家权力对横滨华人生活的介入，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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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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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会館に戦争を祈る」『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七頁；小笠原『孫文を支えた横浜華僑』、九三～九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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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项工作类似于当时日本同时进行的整合日本文化的努力，后者被Chris Burgess称为“武士化”，即“忠诚、坚忍和毅力这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小部分（精英）人口——武士——的特质，通过宣传、教育和管理，逐渐扩展到所有人”。（Burgess，“The ‘Illusion’ of Homogeneous Japan and Nation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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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rossley，“Nationality and Difference in China，”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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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Wang，“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pp.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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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uara，“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p.1044；G.Wang，“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pp.147-50.王庚武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他发现除了那些被乡土问题煽动起来的人以外，很多华人被地方精英吸收，或者加入了地方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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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种模式也存在于东南亚。Philip Kuhn描述这些与中国联系起来的新机构为“伞状组织”，主持“特定地区或方言团体的联合会”。（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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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馮瑞玉「横浜大同学校と馮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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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笠原『孫文を支えた横浜華僑』、二二·四二～四三頁。1898年为了防备清朝特务，孙中山暂住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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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yazaki，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p.151；Spence，Gate of Heavenly Peace，pp.48-54.谭嗣同留了下来并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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