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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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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20世纪初，横滨华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看成一个单一民族，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与日本人不同。这个过程是由战时的爱国主义和自我防御的必要性决定的，后来因为流亡社会活动家将祖国的政治议题带到了横滨华人中间，从而得到进一步激发。华人和有泛亚洲主义理念的日本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促进了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因为双方的政治纲领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时是一致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友好的声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本人试图将“支那人”的形象描绘成不卫生、一盘散沙、容易犯罪的，这刺激了居住在横滨的广东精英，他们拒斥这种描述，以“中国人”的自我描述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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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横滨华人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在儒家传统、同宗同源思想和流亡社会活动家的助推下显现出来。这些流亡活动家还试图通过提倡政治上积极的国民理念，将华人的种族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他们已看到日本领导人对这种理念的实践十分成功。但在那几年，这种国家意识并不是早就确定的。它的内部充满张力，在中华民族的国民或民族概念之间拉扯，又被各种亚民族或非民族形式的身份认同所破坏。华人精英提出的华人认同的各种版本，并没有穷尽新生的、从有种族色彩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可能产生的民族性形式。用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的话来说，这并不是唯一可能从“虚构的”中华民族性中生长出的“理想民族”。[105]从横滨华人教育机构中持续的分裂可以看出，竞争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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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教育、出版传达出的华人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与祖国的政治联系。然而，两个政治派系并没有从中同等受益。大约在1905年之后，随着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合法化，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最终在华人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106]与此同时，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与之针锋相对的立宪改良运动，受到更年轻、更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对其支持清廷的尖锐抨击；清廷自身的改革也削弱了他们的新政改良的影响，立宪改良运动最终走向衰落。[107]1911年秋，孙中山苦心经营多年的革命终于爆发，推翻清政府的起义席卷全中国。革命的狂热也影响了横滨华人。当年11月，日本记者观察到很多支持革命的政治集会和庆祝活动；他们同时注意到，很多华人剪掉了脑后的辫子。[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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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头介绍的敢死队。1911年12月初，在温炳臣的帮助下，第一支抗清队伍成立了。[109]24名青年于12月6日出发，12月7日又有20名青年启程，包括大同学校的黄龙篮球队队员郑焯。第三支志愿军则于12月11日出发。[110]在这一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印记是显而易见的。横滨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政治意识、爱国精神的中国人社区，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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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家意识还没有被横滨的所有华人接受。流亡精英宣称自己代表这个社区，却掩盖了他们在其中的政治派系性。新的中国人认同，赋予地方精英一种作为国家代表的合法化意识形态，强化了地方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华人对横滨当地文化的贡献越来越大，与横滨当地社区的社会和经济融合也在1899年后得到了加强。这种具有不同渊源、受多方影响的横滨文化，将成为之后包容性地方认同形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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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此时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华人和日本人之间融合和分化的过程在世纪之交的横滨齐头并进。民族性已是这个杂居社区中的群体概念之一，尽管它还没有成为社会现实。所以对横滨的华人来说，那几年是过渡期，各种对立的力量为他们未来的民族和地方认同奠定了制度、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截至此时，流散民族主义者在缺少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在横滨着手建构中华民族。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他们将更激进、更有效率地去完成这一使命，因为新政权对其海外国民的地位、教育和管理更为关心。国家权力对横滨华人生活的介入，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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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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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会館に戦争を祈る」『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七頁；小笠原『孫文を支えた横浜華僑』、九三～九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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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项工作类似于当时日本同时进行的整合日本文化的努力，后者被Chris Burgess称为“武士化”，即“忠诚、坚忍和毅力这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小部分（精英）人口——武士——的特质，通过宣传、教育和管理，逐渐扩展到所有人”。（Burgess，“The ‘Illusion’ of Homogeneous Japan and Nation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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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rossley，“Nationality and Difference in China，”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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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Wang，“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pp.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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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uara，“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p.1044；G.Wang，“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pp.147-50.王庚武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他发现除了那些被乡土问题煽动起来的人以外，很多华人被地方精英吸收，或者加入了地方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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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种模式也存在于东南亚。Philip Kuhn描述这些与中国联系起来的新机构为“伞状组织”，主持“特定地区或方言团体的联合会”。（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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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馮瑞玉「横浜大同学校と馮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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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笠原『孫文を支えた横浜華僑』、二二·四二～四三頁。1898年为了防备清朝特务，孙中山暂住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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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yazaki，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p.151；Spence，Gate of Heavenly Peace，pp.48-54.谭嗣同留了下来并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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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pence，Gate of Heavenly Peace，pp.38，45.两派长期以来都主张动员海外华人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力量来推动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孙中山于1894年在夏威夷最早成立了他的革命团体的第一个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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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ansen，Japanese and Sun Yat-sen，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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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oak，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p.222.Kevin Doak引用了木村鹰太郎1897年发表的文章《日本是优等种族》，将其作为日本沙文主义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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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ajita，“Inukai Tsuyoshi，” p.495.Tetsuo Najita描述犬养为“既真正热爱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横滨华人中扮演的斡旋角色符合这两种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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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ebra-Chapman，Ōkuma Shigenobu，pp.143-44.大隈重信的泛亚洲主义类似美国的门罗主义，既包括偿还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债务”这样的理想主义目标，也包括在亚洲地区领导工业和商业的务实要求。1915年，大隈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对华“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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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Zarrow，“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the West，” 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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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ikötter，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pp.107-8；Harrell，“Meiji ‘New Woman’ and China，” p.124.Frank Dikötter指出，这一时期华人在日本出版了几十种有影响力的刊物，这都利益于中国人的留日热潮。1906年，在日本学校就读的中国人有10000名。尽管该数字在1911年有所下降，但在当时“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七十多岁的男人、裹着小脚的女人，全部加入了东渡［日本］热潮”。（Y.Lu，Re-Understanding Japan，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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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緒方邦男「華僑の新聞」、横浜市中央図書館開館記念式編集委員会『横浜の本と文化』、四七〇～四七一頁；『百年校史』、六八頁；《本馆各地代牌处》，《清议报》第一册，第259～260页。这份报纸覆盖了从新加坡到旧金山的太平洋地区所有重要的华人社区。然而它并不是第一份由华人在日本出版的报纸，最早的是1898年6～10月发行的《东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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