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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横浜開港資料館『開港から震災まで』、二四頁。一个来自英美人的《日本工商名录》上的典型例子是中餐馆聘珍楼。在1904年的指南上这家餐馆被写成“Ping Chang & Co.”，然而从1910年开始，它的名字变成了“Hei Chin Row”，这是根据日本发音进行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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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横浜新報社『横浜繁昌記』、一三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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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伊势佐木町在明治晚期是横滨著名的娱乐和购物中心。1903年还有这样的说法：“伊势佐木町是日本最繁华和最忙碌的地方，远超东京的浅草、大阪的千日前和京都的京极。”（横浜新報社『横浜繁昌記』，一〇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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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井出『日本商工営業録』、二五一頁；菅原『日本の華僑』、一八頁。鲍棠和沟吕木满寿在1899年前也经营过餐馆，但知道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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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Balibar，“Nation Form，” pp.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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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Karl，Staging the World，pp.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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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Spence，Gate of Heavenly Peace，pp.104-11.随着1908年光绪帝驾崩，溥仪继承他的皇位，君主立宪的道路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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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中華会館に戦争を祈る」『横浜貿易新報』；「熾烈なる南京該当の革命熱」『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七頁；「在浜革命党の花」『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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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小笠原『孫文を支えた横浜華僑』、九三～九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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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決死隊二十四名上海に向かい解纜」『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七日、七頁；「第二次決死隊上海へ続発」『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七頁；「第三決死隊行く」『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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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第三章 一个国际港口的合作、冲突与现代生活，1912～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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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10年代，横滨中华街已经变成横滨市的一个神话，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观。这个地区的神秘氛围得到了对异国情调有兴趣的作家们的交口称赞。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916年写的一篇散文，被收入1924年出版的《南京町》一书，把中华街描述得令人反感又难以捉摸，“深不可测的黑暗……一旦迈进这里，你的第一感觉就像旅行者被扔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鹿目强调，游客会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不安，因为“没有人知道这里潜伏着什么秘密，发生了什么难以想象的事”。[1]这些描述是经过一番斟酌的，虽然听上去还是负面的，却暗示中华街是日本游客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帝庙，从乡下赶来的日本游客挤在里面，就为一睹庙里瑰丽的书法，看看缠足的中国女人在里面怎么参拜。[2]华人是横滨社区的成员，但他们的外国人身份，也为横滨增添了一丝与其他日本城市不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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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讨论横滨华人在变成“华侨”的同时融入横滨社会的复杂过程。1912～1932年，中华民国成立，政权渐渐巩固，海外华人社区开始与新政府建立联系。在这20年的尾声，中华民国将发展出控制其海外国民的正当理由和制度手段，这部分是由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受到的刺激。全世界的华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原本存在于海内外，以国家之下的分支机构为基础的亚民族团体，如“会馆”“同乡会”等，因为扮演了促进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新角色而蓬勃发展。[3]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将这些团体嵌入新兴国家之下的等级制度网络。就这样，民族认同不再只是少数横滨中华街的精英挂在嘴边的说辞，而且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现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更明确地融入了横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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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整体过程并非中国式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到19世纪末，日本人也一致认为，民族团体应该成为主权政治单位。在柳田国男（1875—1962）等日本民俗学家的努力下，日本的地方文化和乡土史同样被重新塑造为民族文化的基础。[4]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话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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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间内，种族-民族身份认同获得了更强大的法律和制度基础。[6]对海外华人加以管理的必要性，在两国基于血统主义的国籍法的制定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899年颁布的日本国籍法，遵循严格的父系血统制。尽管日本官员最初考虑向在日本出生的外国人后裔开放国籍，但为了排除华人移民及其后代，日本还是刻意通过血缘限制公民身份。由于日本的入籍条款烦琐，从1899年4月到1950年6月仅有303人成功入籍。[7]因此，围绕是否给予华人混居权的争论，对日本社会的排外性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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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中国在1909年颁布的国籍法也基于血统主义，根据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理解而制定。这部法律在离清政权垮台的不到三年前制定，是为中国国民身份制定国际公认标准的一个迟来的尝试。该法规定，华人在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前，不能随意加入别国国籍，这就防止了海外华人大规模改变国籍，加强了他们与祖国的政治联系。[8]这样一来，中日两国的国籍法都对海外华人的居留问题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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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其外交部门，更深入地干预海外侨民的事务。但对已融入当地社会的横滨中华街的居民而言，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出身地、方言和阶级差异继续分化着这个社区。民国时期，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分裂使国家机构很难弥合这些亚民族差异。雪上加霜的是，新政府在革命精神领袖孙中山与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军事强人袁世凯（1859—1916）的对立中发生了分裂。[9]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政府。革命被袁世凯镇压后，孙中山逃出中国，再次作为一个流亡革命家在日本各地活动。中国革命最杰出的组织者被赶出国门，使中华民国政府陷入统治合法性危机。至20世纪10年代末，分裂进一步加深，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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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仍然是内部斗争的重要场所。在1911年之后的那几年，横滨的华人学校没有相互合并，而是数量激增。作为横滨中华街里规模最大的两所学校，大同学校和横滨华侨学校都以广东话授课，但因为政治认同和经济状况而分裂。1912年以后，一方面，大同学校与中国进步党联系紧密，该党是康有为立宪改良运动的产物，最近开始支持袁世凯。[10]另一方面，由孙中山的同盟会建立的华侨学校继续接受国民党的庇护，并且得到华人劳工阶级、中产阶级的支持。[11]两所学校显示出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来源，即便在日本人看来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大同学校悬挂起标语，上书大总统袁世凯的“作我新民”时，华侨学校则挂起孙中山的口号“为国育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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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10日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当天500名中华街的精英人士齐聚中华会馆，庆祝中华民国成立两周年。大同学校校长刘廉甫首先上台，用广东话发表演讲，然后把演讲台让给了华侨学校校长缪钦仿。但在缪钦仿开始演讲后，大同学校的学生站起来，用“我们听不懂国语[13]！”的喊叫声把他的声音湮没。无奈之下，中华会馆的组织者叫停演讲，活动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14]当然这只是一次小争端，但也反映了双方对于正统民族文化的不同看法。即使中华民国政府将国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也不能强迫所有海外华人都接受这一决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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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有时候会对这种政治对立感到困惑。1916年，鹿目省三在街上目睹两个华人学生打架。根据他在报纸专栏文章里的描述，其中一个学生大喊：“你这个袁世凯！你这个小偷！”另外一个学生反驳说，不应该说“大总统”的坏话。鹿目挖苦道，这两个孩子是他们周围成人世界的一面镜子。[16]对横滨华人而言，因为政治合法性归属问题，民族归属感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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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党将中国大部分领土纳入统一的政治管理之下，横滨华人间的很多分歧慢慢消失。[17]中日冲突和对抗的加剧，也促使华人更多地接受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这些政治变化使国民政府能更主动、更积极地介入海外华人社区。横滨华人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1931～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的经历，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他们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受到的待遇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政府能否予以积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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