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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決死隊二十四名上海に向かい解纜」『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七日、七頁；「第二次決死隊上海へ続発」『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七頁；「第三決死隊行く」『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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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第三章 一个国际港口的合作、冲突与现代生活，1912～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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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10年代，横滨中华街已经变成横滨市的一个神话，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观。这个地区的神秘氛围得到了对异国情调有兴趣的作家们的交口称赞。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916年写的一篇散文，被收入1924年出版的《南京町》一书，把中华街描述得令人反感又难以捉摸，“深不可测的黑暗……一旦迈进这里，你的第一感觉就像旅行者被扔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鹿目强调，游客会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不安，因为“没有人知道这里潜伏着什么秘密，发生了什么难以想象的事”。[1]这些描述是经过一番斟酌的，虽然听上去还是负面的，却暗示中华街是日本游客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帝庙，从乡下赶来的日本游客挤在里面，就为一睹庙里瑰丽的书法，看看缠足的中国女人在里面怎么参拜。[2]华人是横滨社区的成员，但他们的外国人身份，也为横滨增添了一丝与其他日本城市不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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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讨论横滨华人在变成“华侨”的同时融入横滨社会的复杂过程。1912～1932年，中华民国成立，政权渐渐巩固，海外华人社区开始与新政府建立联系。在这20年的尾声，中华民国将发展出控制其海外国民的正当理由和制度手段，这部分是由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受到的刺激。全世界的华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原本存在于海内外，以国家之下的分支机构为基础的亚民族团体，如“会馆”“同乡会”等，因为扮演了促进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新角色而蓬勃发展。[3]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将这些团体嵌入新兴国家之下的等级制度网络。就这样，民族认同不再只是少数横滨中华街的精英挂在嘴边的说辞，而且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现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更明确地融入了横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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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整体过程并非中国式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到19世纪末，日本人也一致认为，民族团体应该成为主权政治单位。在柳田国男（1875—1962）等日本民俗学家的努力下，日本的地方文化和乡土史同样被重新塑造为民族文化的基础。[4]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话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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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间内，种族-民族身份认同获得了更强大的法律和制度基础。[6]对海外华人加以管理的必要性，在两国基于血统主义的国籍法的制定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899年颁布的日本国籍法，遵循严格的父系血统制。尽管日本官员最初考虑向在日本出生的外国人后裔开放国籍，但为了排除华人移民及其后代，日本还是刻意通过血缘限制公民身份。由于日本的入籍条款烦琐，从1899年4月到1950年6月仅有303人成功入籍。[7]因此，围绕是否给予华人混居权的争论，对日本社会的排外性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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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中国在1909年颁布的国籍法也基于血统主义，根据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理解而制定。这部法律在离清政权垮台的不到三年前制定，是为中国国民身份制定国际公认标准的一个迟来的尝试。该法规定，华人在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前，不能随意加入别国国籍，这就防止了海外华人大规模改变国籍，加强了他们与祖国的政治联系。[8]这样一来，中日两国的国籍法都对海外华人的居留问题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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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其外交部门，更深入地干预海外侨民的事务。但对已融入当地社会的横滨中华街的居民而言，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出身地、方言和阶级差异继续分化着这个社区。民国时期，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分裂使国家机构很难弥合这些亚民族差异。雪上加霜的是，新政府在革命精神领袖孙中山与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军事强人袁世凯（1859—1916）的对立中发生了分裂。[9]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政府。革命被袁世凯镇压后，孙中山逃出中国，再次作为一个流亡革命家在日本各地活动。中国革命最杰出的组织者被赶出国门，使中华民国政府陷入统治合法性危机。至20世纪10年代末，分裂进一步加深，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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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仍然是内部斗争的重要场所。在1911年之后的那几年，横滨的华人学校没有相互合并，而是数量激增。作为横滨中华街里规模最大的两所学校，大同学校和横滨华侨学校都以广东话授课，但因为政治认同和经济状况而分裂。1912年以后，一方面，大同学校与中国进步党联系紧密，该党是康有为立宪改良运动的产物，最近开始支持袁世凯。[10]另一方面，由孙中山的同盟会建立的华侨学校继续接受国民党的庇护，并且得到华人劳工阶级、中产阶级的支持。[11]两所学校显示出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来源，即便在日本人看来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大同学校悬挂起标语，上书大总统袁世凯的“作我新民”时，华侨学校则挂起孙中山的口号“为国育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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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10日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当天500名中华街的精英人士齐聚中华会馆，庆祝中华民国成立两周年。大同学校校长刘廉甫首先上台，用广东话发表演讲，然后把演讲台让给了华侨学校校长缪钦仿。但在缪钦仿开始演讲后，大同学校的学生站起来，用“我们听不懂国语[13]！”的喊叫声把他的声音湮没。无奈之下，中华会馆的组织者叫停演讲，活动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14]当然这只是一次小争端，但也反映了双方对于正统民族文化的不同看法。即使中华民国政府将国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也不能强迫所有海外华人都接受这一决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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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有时候会对这种政治对立感到困惑。1916年，鹿目省三在街上目睹两个华人学生打架。根据他在报纸专栏文章里的描述，其中一个学生大喊：“你这个袁世凯！你这个小偷！”另外一个学生反驳说，不应该说“大总统”的坏话。鹿目挖苦道，这两个孩子是他们周围成人世界的一面镜子。[16]对横滨华人而言，因为政治合法性归属问题，民族归属感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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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党将中国大部分领土纳入统一的政治管理之下，横滨华人间的很多分歧慢慢消失。[17]中日冲突和对抗的加剧，也促使华人更多地接受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这些政治变化使国民政府能更主动、更积极地介入海外华人社区。横滨华人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1931～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的经历，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他们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受到的待遇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政府能否予以积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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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华料理、棒球与近代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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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这块国际化的锦绣上，中华街的多种文化是其重要纹样。鹿目省三指出，从中华街的男女混合学校毕业的年轻华人女性“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穿着时髦的短大衣”。和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摩登女郎”一样，她们思想开明，受过良好教育；“对知识的渴求让她们懂得了男女平等”。[18]富裕华人的婚礼，有时会以中西合璧的方式举行，来宾们身着中式或西式礼服，由基督教传教士主持仪式。[19]但要论横滨华人对近代日本文化最大的贡献，则无疑是中华料理和棒球。出身于横滨的记者、当地历史学家加山可山（1877—1944）在20世纪30年代末写的回忆录里记载，在他年轻的时候，中华街是一个充满大蒜和猪肉气味的地方。和很多横滨人一样，加山也经常去中华街吃饭。在一个结合了横滨两个典型休闲娱乐的轶事里，他回忆起打完棒球后去吃烧卖，并且创下了一次性吃48个的纪录。加山宣称，对平民百姓来说，这些猪肉烧卖“堪称最佳”；1910年前后，一个烧卖只卖1钱[20]，而且大到不能一口吃下去，“和你们今天［20世纪30年代末］看到的日式饺子完全不一样”。[21]在传到全日本并成为文化现代化的标志之前，棒球和中华料理已经是横滨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横滨华人也参与了这两个事物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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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华料理与多元文化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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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学者卡塔日娜·J.茨维尔特卡（Katarzyna J.Cwiertka）指出，外国美食的传入非但没有给日本民族文化掺入杂质，反而促进了其形成。19世纪末西餐（洋食）的传入，使日本人建构起一种包含多种地方烹饪方式、同质化的日本料理（和食）概念。[22]与之类似，在这几十年里，中餐——“支那料理”或“中华料理”——也作为一种知识和味觉体系出现。之前从中国引进的东西——酱油、豆腐、味噌、筷子等——早已融入了日本饮食文化，但新定义的中华料理概念被认为是外来的。[23]在对于外国食物、本国食物范畴的区分中，产生了统一的日本民族料理概念，形成了茨维尔特卡所说的“日本-西方-中国三足鼎立”中的一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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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多元文化美食有助于现代大众社会的形成，使日本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大城市的日本人经常去餐馆享用中华料理或西餐。这种国民消费习惯可追溯至更本土化环境下与外国人的接触：在特定场合的宴会上，东京的日本精英阶层接触到法国美食；而在通商口岸的酒店、餐厅和外国住宅中，地位较低的日本人开始熟悉美国和英国食物。[25]就中华料理而言，通商口岸同样也是它们进入日本社会的地方。德川幕府时代的华人在长崎引进家乡的美食，使中日混合菜系“卓袱料理”出现了短暂的繁荣。19世纪80年代，中华料理在横滨市已被公认为城市特色，产生了更广泛和持久的影响。中华料理的很多元素，最早是通过横滨华人的手和厨房引进日本的。鲍棠在伊势佐木町开的博雅亭是最早在日本卖烧卖的餐馆，这种广东面点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创新。在20世纪10年代的某个时候，鲍棠的儿子鲍博公根据日本顾客的口味发明了虾馅烧卖，很快就催生了竞争对手。[26]随后几年，日本各地涌现了各种类型的烧卖。横滨华人还将“支那荞麦”发扬光大，这种用汤盛的麦面后来被称为“拉面”。1910年，前横滨海关官员尾崎贯一从横滨聘请13名广东厨师，在东京开了“来来轩”，这是第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提供“支那荞麦”的餐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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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10年代是中华料理在日本的分水岭，因为很多由日本人经营、雇佣华人员工的中餐馆在日本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8]到1923年，东京已经有超过1000家廉价中餐馆，最受欢迎的食物是“支那荞麦”、烧卖、炒饭和炒面。[29]正如加山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人对中华料理的喜爱首先在社会底层传播，他们被其廉价所吸引。20世纪20年代，黄礼祥在横滨开了一家叫“奇珍”的中餐馆，当时最受欢迎的菜品是烧卖与“支那荞麦”，分别售2钱和10钱。[30]相比之下，日本料理店的面条价格一般在10～40钱之间。西餐的价格还要贵得多。1925年，在东京三越百货店里，光冰激凌就卖15钱，一个三明治卖30钱。[31]由于中式面条大受欢迎，很多横滨的华人居民纷纷开起面店，尤其是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过后，这座城市的银行、港口设施被毁坏，几乎没有什么生意可做。黄礼祥回忆，伴随着城市的重建，就连上海的裁缝和理发师也放弃旧业，开起了“支那荞麦”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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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进了中华料理融入日本并本土化。那就是中华料理开始进入军队的菜谱，受到城市劳工的喜爱，并且成为日本帝国大众想象的重要内容。军队组织者努力向儿童和新兵普及营养学知识，提供健康饮食，顺便推广外国美食。肉排、炖菜、咖喱饭等西式料理对这些组织者来说都非常实用，因为这类食物以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满足了军队的高热量需求。从1923年开始，军队也引进了中华料理，因为它们的肉和脂肪含量很高，而且使用了新兵们熟悉的酱油、米饭等食材。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咖喱、炸丸子和中式炒菜一举跻身日本士兵最爱食物的前三名。[33]经济、社会层面的变化也为中华料理融入日本奠定了基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催生了日本城市对廉价、高热量食物的巨大需求。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劳工也通过廉价的餐馆、小吃摊，向日本人普及中华料理。[34]最后，随着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帝国的扩张，国内对于亚洲大陆的兴趣高涨。正如茨维尔特卡所言，在那个时候的日本，“中华料理将殖民主义转化为一种具体的体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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