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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与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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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两国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对横滨的国际化社区产生了深刻影响。最重要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中国军阀张学良在东北的军队发动进攻，瓦解了横滨的中日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合作精神。日本民众听到日军胜利的消息后反应狂热，报纸销量也随之激增。正如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时一样，这场战争热同样带来了对在日华人的敌意。日本发动侵略的借口是中国方面的挑衅，日本国内很多人信以为真。他们将冲突归咎于中国人的顽固和反日情绪，这威胁到了日本公民和日本在大陆的经济利益。[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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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例子，当中日关系跌至冰点时，东京的一名剃头匠——25岁的超正余不得不放弃他的生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镇上的很多人开始散布关于他店铺的谣言——“不要去支那人的理发店”；还有关于他日本妻子的——“一个女人，怎么能嫁给支那人呢？”孩子们向他的店铺投掷石块，老顾客都不敢来了。1931年12月3日傍晚，超正余和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从镇上消失了。日本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称，超正余已经回到了上海，但其实他是躲到妻子在乡下的娘家去了。[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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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中华街之外的华人而言，类似的民族冲突经常发生；很多人试图搬到中华街这块民族“飞地”，以寻求庇护。徐秀兰一直居住在静冈县三岛市，她的父亲在那经营一家中餐馆。随着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顾客都绕着他们的餐馆走，最后徐家决定回到横滨中华街，那里也是徐秀兰的出生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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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街也不可能完全不受战争的影响。就像1894年一样，中华街社区对中日两国军事冲突的爆发惶惶不安。[119]1931年9月以来，持续恶化的经济，加上对于自身安全问题的担忧，使很多人选择离开。[120]但与1894年情况不同的是，当年责任落在了非官方组织诸如中华会馆的肩上，而这次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公开鼓励华人回到祖国，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还提供免费船票。[121]据日方估计，大部分横滨华人响应了这一建议。当横滨的华人总数从4300降到1500左右时，媒体报道中华街里“灯光暗淡”。[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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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人包括凌荫堂（1925年生），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藤制家具公司。凌荫堂回忆自己是在1931年随家人回到香港的，在那里待了将近六个月，直到东北和上海的战事平息。[123]还有一些华人不得不与子女和日本妻子分居，比如华人厨子刘为桂，此后其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直到他回到日本。[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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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凌荫堂、刘为桂一样，大部分华人都在1932年春爆发的主要战役结束后回到了横滨。但在这个时候，棒球英雄、地方领袖梁扶初却永远地离开了横滨。他重建了中华体育会棒球队，该队于1930年再度赢得横滨市锦标赛冠军，但日本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却激起了他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125]离开横滨后，他在香港、台湾和大陆推广棒球运动，作为一名职业棒球教练而广受尊敬。据他儿子梁友文说，梁扶初是“一个爱国华侨”，他两度带领球队赢得横滨市冠军，“为民族争了光，也让其他华侨感到自豪、受到鼓舞”。[126]按这种说法，梁扶初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民族主义觉醒的典范故事，但这样的解读掩盖了他在横滨市的其他角色，这些角色戏剧化地展现了国家和地方认同的复杂性，以及华人和日本人有可能团结起来的事实。梁扶初在横滨的职业生涯，恰逢并反映了一段合作氛围中的民族认同时代，但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迹象却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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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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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华民国在中国本土不断加强统治的时候，它也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管理海外华人。民国政府在1928年颁布了基于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并且在1929年出台法律，规定所有海外国民都必须登记。1932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改组“侨务委员会”。[127]这个时间点绝非偶然。新的侨务委员会以传播民族意识为使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包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128]为达成这一目标，政府向海外华人社区派遣代表，构建相应的联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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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年里，中华民国继续加强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管理。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政策，就是将海外教育机构与内地的标准统一。原来各地方自发编撰的教科书，包括19～20世纪之交大同学校使用的那些，不再被允许使用。教科书和课程必须经过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批准。1932年11月26日，侨务委员会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海外华人教育的内容必须包括国语。早在1903年，中国国内的各个机构就已经对教育体系进行了规范，包括说国语、写白话，以此统一国内文化。这是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府首次有能力强制海外学校遵守这些政策。[129]中国政府规定国语为民族语言，并且不允许它再受到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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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十年里，中华街的华人更彻底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在面对日本人这个明确的敌人时，政治和文化认同都得到了巩固，而华人内部的语言差异也因强调国语教育而缩小。然而，即使名为“华侨”的中国认同日益巩固，华人的省籍归属感也会不受中华民族观念的制约，很多人仍然认同当地的横滨社区。这一时期，华人团体的领袖基本都是融入当地的第二代移民。另外，正如棒球和中华料理所显示的那样，横滨华人对横滨的社会和文化也做出了贡献。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融合与分化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对日本人来说，中华料理是一种外国菜的事实并不妨碍自己对它们的欣赏；相反，中华料理的外来性正好帮助它成为日本消费文化中带有异域风情的一部分。同样，梁扶初的棒球队经常参加当地的锦标赛，但它是作为一支华人球队参与。对华人来说，棒球、中华料理帮助他们将不同省籍的人统一在共同文化之下，即使来自上海的裁缝，也可以改行卖“支那荞麦”这种原产于西北的面食，或者为梁扶初的棒球队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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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在中国和日本，用于描述身份认同的术语越来越受限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横滨华人和他们的日本邻居而言，很难在中日合作的框架之外思考“公共”和“团结”概念。换句话说，华人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即华侨身份融入横滨社会的。到20世纪30年代，日益严重的中日冲突进一步缩小了个人以非民族身份行事的空间。而对于中华街社区来说，最大的悲剧即将到来。1937年夏，当中日两国军队在北京西郊的卢沟桥发生小规模冲突，并最终演变为全面战争的时候，很多横滨华人选择了留守。他们错误地判断，战斗会像1931～1932年那样很快结束。随着中国和日本陷入全面战争，日本外务省、内务省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横滨这些根基深厚但也是潜在敌人的群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的解决方案是首先改造中国认同话语，笼络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培养爱国公民的各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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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鹿目『南京町』、一頁；L.Pan，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p.305.这种描述与电影中对于纽约唐人街的负面描述相似，都将此地描述为危险、刺激的场所。不过现在去横滨中华街旅游的游客早已不那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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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鹿目『南京町』、十七～十八頁。展出的书法作品被认为是光绪皇帝和清朝政治家李鸿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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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30；Goodman，“New Culture，Old Habits，” pp.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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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村「郷土史·地方史·地域史研究」、一二～一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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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ak，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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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249.首先将“种族”（ethnicity）和“人种”（race）加以区分是必要的。Phili Kuhn指出，20世纪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将中华“民族”（nation）描述为“一个在社会达尔文式竞争中濒临灭亡的‘人种’（race）”。但中国和日本的泛亚洲主义者使用“人种”一词时，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包括在内。因此在日本的语境中，中国人被理解为黄色人种中的一个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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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過放『在日華僑』、七五頁；Morris-Suzuki，Re-inventing Japan，pp.189-90.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籍法还是血统主义的，但它的入籍手续已经变得简单且宽松。仅在1994年，就有11146人入籍成为日本公民。战后日本的公民身份将在本书第五章和结论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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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sai，“The Chinese Nationality Law，” pp.407-8.1912年清政府倒台后，中华民国政府继承了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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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袁世凯任北洋军司令，北洋军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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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鹿目『南京町』、一四頁。1916年，吴廷奎兼任大同学校校长、中国进步党横滨支部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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