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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抗日救国』なんのその、不景気が怖い中国人春風競う、時局を転に居留民増える」『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七頁。日本报纸上的这种说法可能是夸大其词。毕竟，该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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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曾峰英「旺」、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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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山下町南京町の惨劇」『横浜貿易新報』、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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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百年校史』、九〇頁。附带说一句，华人棒球队的事业即使在梁扶初离开后仍然继续着，1930年中华体育会棒球队的投手刘濑章，后来成为第一个进入日本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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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梁友文：《忆先父》，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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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Kuhn，Chinese among Others，pp.266-67；侨务委员会：《侨务五十年》，第17、42页。在这个组织之前，还有一些类似的机构：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的侨务局，它成立于1923年；还有成立于1928年的国民党海外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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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中华民国在1931年公布了侨务委员会的十个目标：“（一）侨民状况之调查；（二）侨民移植之指导及监督；（三）侨民纠纷之处理；（四）侨民团体之管理；（五）回国侨民投资兴办实业及游历参观等之指导或介绍；（六）侨民之奖励或补助；（七）侨民教育之指导监督及调查；（八）侨民回国求学之指导；（九）侨民教育经费之补助；（十）文化之宣传。”（侨务委员会：《侨务五十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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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侨务委员会：《侨务五十年》，第55～56页；Tsang，Nationalism in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pp.66-68，85-87。1903年，清朝建立了教科书审查制度，该制度被中华民国政府继承。1928年，中国政府又要求全国的学校改用白话文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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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第四章 中日战争、“中日亲善”与横滨人认同，1933～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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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尊重、理解并发扬中国传统和社会习俗。日本人应该是真正的日本人，中国人也应该是真正的中国人。朋友之间，宽容和同情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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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征四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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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29日，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这段话被印在小册子上，在中国剧院分发给日本士兵。小册子上说明他们的任务是“推翻抗日政权”，并且规定了帝国臣民在中国的行为准则。[1]1937～1945年侵华战争的目的是消灭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上述这番友善和尊重多元的言论似乎有些讽刺且诡异。然而，这一政策与日本将战争合法化为为解放亚洲而斗争的方式一致。1938年春，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日本人经常说‘中国人的中国’是我们的愿望，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2]这些言论表明，泛亚洲主义话语，以及种族-民族主义者，是如何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战争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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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探讨这些战略需要如何塑造了日本战时对待在日华人的态度。日本在“东亚共荣”的幌子下对民族-种族差异的虚假承诺，迫使中国人的身份建构进程加快。横滨华人通过对抗和妥协，保持了他们的身份认同。1937年7月7日，中日两国军队在北京西郊的卢沟桥发生军事冲突，最终演变为全面战争，尽管双方没有正式宣战。于是，这场被日本方面称为“圣战”，被中国方面称为“抗日战争”的军事冲突开始了。横滨华人不得不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战争定义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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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华人选择直接离开这座城市。战争开始时，还有3747名华人居住在以港口城市横滨为中心的神奈川县。两年后的1939年3月，当日本占领了中国大半国土后，只剩2364人，即总数的60%，选择留守。[3]但这个数量仍然可观，所以日本外事警察试图控制而不是解散华人团体，并且迫使他们在对内对外宣传方面与自己合作。当原本在中华民国政府指导下建立的民族团体在战争中被日本政府要求向祖国反戈一击时，这些团体的存续就显得有些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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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手段与中国本土形势的变化有关。随着日军占领中国沿海大片领土，日本便着手扶植汉奸政权，其中最早设立的是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由各个军阀割据时期的前部长组成。[4]日本内务省在它的一份刊物中声称，“新政府是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试图剥夺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5]1940年3月，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取代，新领导人是前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孙中山的弟子汪精卫。[6]日本外事警察强迫横滨的华人团体支持汪伪政府（彩图12）。根据日本方面的宣传，这种合作精神就是新的爱国主义，而华人将成为以下说法的代言人，即日本是来解放而不是来奴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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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横滨华人而言，他们对中国和对横滨的认同构成了痛苦的两难抉择。如果他们留在日本，几乎肯定要被迫忍受日本当局的控制。但他们与日本政府的关系究竟如何，却留给了历史学家一个难题。战争期间，横滨的报纸经常刊登报道，显示华人参加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游行和庆祝活动。但这些华人真心相信日本的那套说辞吗？尽管档案材料无法提供确切的回答，但有理由认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相信。战时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和战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都影响了文献记录，使人们无法清楚判断横滨华人的动机。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压迫，限制了人们在战时表达、记录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日本的战败导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战时的支持行为是真情实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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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现象，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人批判道，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对过去的道德滤网，产生了一种“抵抗主义”的主流叙事，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么誓死抵抗，要么道德沦丧，绝无中间状态。这种主流叙事造成了一个神话，即所有真正的中国人都是抗日的，这种说法也影响了华侨。[7]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后，横滨华人的回忆录和其他资料强调他们的战时合作行为是在“法西斯主义者”的强迫下发生的，暗示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爱国、始终抗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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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对这种说法进行了修正，但他们的研究犯了另一个错误，即过分相信在压迫状态下形成的史料中的表面说法。由于严重依赖战时日本官方——外务省、内务省及其附属的外事警察——出版或编纂的记录，这些历史叙述夸大了日本战时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例如，官方横滨市史认为，在横滨华人中存在相当多的亲日派成员。所以这些华人在摆脱了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的影响后，会自愿与日本政府合作。[9]菊池一隆2011年的专著《战争与华侨：日本、国民政府公馆、傀儡政权、华侨间的政治力学》（『戦争と華僑—日本·国民政府公館·傀儡政権·華僑間の政治力学』）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菊池避开了回忆录的主观记录，转而采用报纸文章和政府文件，认为横滨华侨“非常欢迎”傀儡政权，而且“客观上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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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时的官方文件并不能提供关于实际政治认同的有力证据。换句话说，华侨的服从不能作为日本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绝对证据。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的公开、隐藏记录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既可以避开日本方面的话语霸权，又可以避开民族主义的抵抗神话。通过表达对日本发动“圣战”的支持，横滨华人其实在构建一种公开记录，也就是斯科特所定义的“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公开互动”，旨在“肯定和顺从统治精英的权力”。但在这种统治背后，还存在一种“隐藏记录”，即“手握权力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记录，它保存了抵抗的力量。正如斯科特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形式的抵抗在历史记录中是不存在的，这不仅是因为统治者决定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也是因为被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而将其封存。[11]通过对战时记录、战后回忆录的批判性解读，可以了解横滨华人表面上虽支持日本发动战争，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妥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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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从公开记录、隐藏记录之间的差异中所看到的那样，横滨的华人领袖不一定按照日本战时政府提出的条件执行“中日亲善”的任务。此外，合作的决定与他们战时留守横滨的决定分不开，也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分不开。华人在横滨熬过了战争年代，证明了他们对横滨人或“滨之子”的身份认同。如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那样，战争导致的两难境地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并揭示出民族认同、地方认同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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