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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手段与中国本土形势的变化有关。随着日军占领中国沿海大片领土，日本便着手扶植汉奸政权，其中最早设立的是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由各个军阀割据时期的前部长组成。[4]日本内务省在它的一份刊物中声称，“新政府是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试图剥夺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5]1940年3月，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取代，新领导人是前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孙中山的弟子汪精卫。[6]日本外事警察强迫横滨的华人团体支持汪伪政府（彩图12）。根据日本方面的宣传，这种合作精神就是新的爱国主义，而华人将成为以下说法的代言人，即日本是来解放而不是来奴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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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横滨华人而言，他们对中国和对横滨的认同构成了痛苦的两难抉择。如果他们留在日本，几乎肯定要被迫忍受日本当局的控制。但他们与日本政府的关系究竟如何，却留给了历史学家一个难题。战争期间，横滨的报纸经常刊登报道，显示华人参加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游行和庆祝活动。但这些华人真心相信日本的那套说辞吗？尽管档案材料无法提供确切的回答，但有理由认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相信。战时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和战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都影响了文献记录，使人们无法清楚判断横滨华人的动机。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压迫，限制了人们在战时表达、记录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日本的战败导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战时的支持行为是真情实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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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现象，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人批判道，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对过去的道德滤网，产生了一种“抵抗主义”的主流叙事，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么誓死抵抗，要么道德沦丧，绝无中间状态。这种主流叙事造成了一个神话，即所有真正的中国人都是抗日的，这种说法也影响了华侨。[7]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后，横滨华人的回忆录和其他资料强调他们的战时合作行为是在“法西斯主义者”的强迫下发生的，暗示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爱国、始终抗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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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对这种说法进行了修正，但他们的研究犯了另一个错误，即过分相信在压迫状态下形成的史料中的表面说法。由于严重依赖战时日本官方——外务省、内务省及其附属的外事警察——出版或编纂的记录，这些历史叙述夸大了日本战时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例如，官方横滨市史认为，在横滨华人中存在相当多的亲日派成员。所以这些华人在摆脱了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的影响后，会自愿与日本政府合作。[9]菊池一隆2011年的专著《战争与华侨：日本、国民政府公馆、傀儡政权、华侨间的政治力学》（『戦争と華僑—日本·国民政府公館·傀儡政権·華僑間の政治力学』）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菊池避开了回忆录的主观记录，转而采用报纸文章和政府文件，认为横滨华侨“非常欢迎”傀儡政权，而且“客观上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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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时的官方文件并不能提供关于实际政治认同的有力证据。换句话说，华侨的服从不能作为日本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绝对证据。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的公开、隐藏记录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既可以避开日本方面的话语霸权，又可以避开民族主义的抵抗神话。通过表达对日本发动“圣战”的支持，横滨华人其实在构建一种公开记录，也就是斯科特所定义的“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公开互动”，旨在“肯定和顺从统治精英的权力”。但在这种统治背后，还存在一种“隐藏记录”，即“手握权力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记录，它保存了抵抗的力量。正如斯科特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形式的抵抗在历史记录中是不存在的，这不仅是因为统治者决定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也是因为被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而将其封存。[11]通过对战时记录、战后回忆录的批判性解读，可以了解横滨华人表面上虽支持日本发动战争，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妥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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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从公开记录、隐藏记录之间的差异中所看到的那样，横滨的华人领袖不一定按照日本战时政府提出的条件执行“中日亲善”的任务。此外，合作的决定与他们战时留守横滨的决定分不开，也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分不开。华人在横滨熬过了战争年代，证明了他们对横滨人或“滨之子”的身份认同。如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那样，战争导致的两难境地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并揭示出民族认同、地方认同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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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身份与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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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30年代，横滨的华人已广泛接受“华侨”这一流散民族身份认同。[12]这种转变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政府所设机构的管理和活动。日本的政府机构和独立作家也赞同国民政府的这些政策。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关于华侨的研究和著作也认为华侨身份符合现实，对日本的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上述研究有些来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外务省通商局等政府机构，有些来自私人。[13]它们多次警告，东南亚华侨作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反日运动的煽动者，对日本的利益构成威胁。以上研究中隐含的战略要求，迫使他们对“华侨”进行了最广泛的定义。今天的“华侨”一词指生活在海外但仍然保有中国国籍的人，“华人”则指那些已经获得外国公民身份的中国人。然而，当时日本方面所做的研究却把所有可能参与支持中华民国活动的人都叫作华侨。他们甚至将混血儿、归化人也算作华侨，从而帮助人们想象出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爱国海外华侨组成的庞大群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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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版物宣称，华侨之所以能对日本的经济和外交利益构成威胁，是因为他们有能力组织针对日本的经济抵制活动。据说，这些活动都是国民党精心策划的，比如1928年华侨在海峡殖民地（Straits Colony）、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暹罗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导致日本出口额在当年锐减50%～80%。此事及类似的例子显示，华侨控制了东南亚经济领域中的零售业。[15]1939年日本的一项调查认为，如果不借助华侨在那里的销售网络，“要出售我们的货物［将会］是不可能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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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著作中很少用几页以上的篇幅来介绍在日华侨，但他们都指出在经济、通婚和归化模式等方面，在日华侨与东南亚华侨都有相似之处。[17]这种关于华侨身份共识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日本的国策制定者相信，在日华人与更广泛的华侨群体具有共通性，因而是日本国内的潜在威胁。实际上，这些研究证实了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其海外国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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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国逐渐走向战争，侨务委员会在横滨扮演的角色必然会与日本政府产生摩擦。横滨的华人教育再度成为争论焦点，因为侨务委员会通过横滨的华人公立学校，向当地社区灌输政治立场。[18]他们通过国语教学宣传中国国内的标准，并且规定要使用国内编写的教科书，重现了一种与日本社会相异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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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局对这个问题很熟悉。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日本外务省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的研究机构就开始关注中文教科书中的反日倾向。他们认为这些是“排日”“辱日”教育，抗议它们损害了日中关系。[19]当日本外事警察发现日本的华侨学校使用的中文教科书里也有类似内容后，多个机构决定采取共同行动。1936年2月17日，内务省、外务省和文部省的官员一致决议，必须查禁这些教科书，要求华人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并且告诫中国大使对学校行政人员进行更严格的监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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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外事警察反复对横滨的华人公立学校进行调查。[21]当时的学生凌荫堂回忆，有一天他的老师吴伯康把他们的课本收集起来，在操场上焚烧，以免被日本警察发现。然而，日本警察和文部省在那一年还是两次发现违禁内容，包括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等与近代中日战争有关的文字。他们每次都没收了违禁书籍，并且要求学校使用修改后的文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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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强对华人团体的调查和镇压，尤其是那些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在那几个月里，国民党分部和驻横滨总领事馆发起了对日本最后的抵抗。1937年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总部要求所有海外党员紧急宣誓对党效忠。[23]然而，日本警察的调查和监视使许多社会知名人士没去参加总领事邵毓麟召开的会议。[24]随后，在12月针对国民党的一次镇压行动中，日本警方将9名国民党人驱逐出境，并且将有党派背景的教师关进监狱。[25]时任中华学校校长吴伯康便是其中之一：日本警察以涉嫌间谍罪将他逮捕，对他进行了三个月的审讯。[26]在好友鲍博公的奔走疏通之下，吴伯康最终获释，但此后学校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27]神奈川县警方的迫害导致国民党的拥护者要么离开，要么隐藏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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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内务省并没有将华人全部赶出横滨的意图，它只想消除国民党的影响。当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军队扶植起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日本外务省强迫横滨的华人团体承认该政权。然而，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对这一侵略行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据1938年1月15日的《读卖新闻》报道，横滨市华人团体的18位代表在1月14日召开会议，决定悬挂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五色旗。在这次会议上，总领事邵毓麟含泪站在代表们面前，请求那些不愿意悬挂五色旗的人和他一起走出会场。有几个人跟着他走了。[28]第一个无视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反对，悬挂起五色旗的华人团体是福建联合会，该会主席何直次郎于1月14日中午易帜。虽然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支持者立即扒下五色旗，但他们无法阻止福建人在二楼挂出另一面旗帜。[29]这些行动表明，华人群体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尤其是被社区中占多数的广东人边缘化的团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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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18日，中华民国大使许世英在离开日本前不久访问横滨时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当他在中华会馆发表演讲时，一个日本警察跑到台上，强行撤下大使旁边的两面中华民国国旗，试图改挂五色旗。许世英大声抗议道：“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走后你可以把它们拿下来，但我在的时候，你不能碰它们。”许世英的大使特权发挥了作用，但仅仅是在那一刻而已。[31]不久之后，横滨市的大部分华人建筑都升起五色旗，就连一度是反日堡垒的横滨中华公立学校也不例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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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事警察在记录中称，事态的发展是华侨社区摆脱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束缚，向“中日亲善”方向倾斜的表现。[33]随后，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成立了一个新的保护伞性质的组织，名为“旅日华侨联合会”。1938年4月，北平的傀儡政权也在东京设立了华侨事务办公室。[34]而到1939年12月，日本内务省开始筹备成立新的保护伞性质的组织，名为“全日华侨总会”。这个组织将作为汪伪国民政府的联络机构，在日本的兴亚院，即一个设于1938年、主要处理中国沦陷区事务的高级组织的指导下工作。[35]根据其章程，“全日华侨总会”旨在协调华侨团体，“统一大日本帝国各地的华侨团体，促进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增进华侨的整体福利”。[36]兴亚院为“全日华侨总会”提供资金，1943年1月的花名册说明日本对这一组织的监视程度：三个职位由日本警察出任，包括参事、主事和书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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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式，日本的外事警察引导现有的中华街团体向亲日立场转变，甚至构建出一套新的全国性华侨组织网络。这与日本国家的战略构想是一致的，即承认并利用华人民族主义情感的力量。只有华人表示支持，才能增强这场冲突作为泛亚洲“解放战争”的合法性。卜正民用“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sm）一词来描述在日华人的这种行为，它指的是“支持性地参与占领者的任务和意识形态”，这一含义与“通敌”有区别，后者意为“在占领国力量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继续行使权力”。横滨华人并没有生活在占领区内，社区领袖的日常行为也很少为占领提供直接帮助。[38]胁迫下的“合作主义”，是日本政府将民族自决的理想与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必要性进行调和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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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华人的爱国主义和“合作主义”在“中日亲善”的口号下结合起来，并且得到了合理的解释。[40]战争期间，即使只有少数人真的相信这套说辞，但花言巧语还是有实际效果的。横滨华人社区成了中日关系的象征性典范，日本当局将华人社区完全保留下来，使之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他们仍然是华人，不会被驱逐出境，也不会像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人那样被强行纳入日本政体。[41]日本官方也不把华人关进集中营，就像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对11万名日裔美籍公民所做的那样。[42]作为回报，日本的外事警察要求华人参加阅兵式、庆祝活动，在广播上做宣传，以支持日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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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日本研究者认为，日本的华侨可以帮助构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提倡者之一是松本於菟男，他是南洋协会的理事之一，该协会是一种针对东南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研究机构。他在中文杂志《华文大阪每日》中提出，南洋华侨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是“有害无益”的，这源于他们多年来在“白种人的权威”下丧失了亚洲意识，对日本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松本相信，在日华侨对扭转这种局面有所帮助，因为他们“比其他中国人更多地看到了日本人的诚意，已将中日合作付诸实践，并且为复兴中国的重建工作做出了贡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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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快结束时，日本政府的决策者给在日华人指派了类似角色。比如1944年4月，日本大东亚省的大东亚相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利用在日华侨达到三个目的：协助宣传、运输、调查敌国领土；招募中国苦力来日本矿山和港口工作并监视他们；向“大东亚共荣圈”内部及外部的中国人进行“启蒙”。[44]目前尚不清楚大东亚省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这一计划。考虑到日本不断恶化的军事形势，以及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对中国人和华裔的暴行，这种行动是否有效是个疑问。但大东亚省的计划告诉我们，日本政府无意将华人归化为日本臣民；直至战争的尾声，他们还是认为让华侨扮演“正宗中国人”的角色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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