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61462
1702961463
其他华人代表则打着“真正的中日亲善”的名义，大倒苦水。在这方面，他们其实已经承认，自己的合作背后是有经济动机的，这也许是会议上的代表们要求自己的言论必须保密的原因之一。[106]东京华侨协会的委托人林金次呼吁给予华人在日经商、旅行的自由，因为这“攸关华侨生死”。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将是“走向真正的中日亲善的捷径”。[107]林金次还反映了1937年以来东京和横滨华侨在经济上遇到的巨大困难。张兆秀认为华侨是“经济上的勇士”，比日本拙劣的宣传更能有效地传达日本的声音。张兆秀说道：“让［亚洲各地的华侨］看到，他们能比在西方人的手下赚得更多。我们在经济上的成功能［向他们］展示出日本的善意。所以尽管利用我们吧。经济上的成功将打破西方的宣传，就像雪迅速消融在阳光下。”[108]
1702961464
1702961465
在华人的各种“合作主义”活动中，经济层面的动机显而易见，因为他们经常提出这方面的要求。[109]1939年6月，东京和横滨的华侨组织联合向日本外务省提交请愿书。两位请愿领袖，即来自横滨的陈洞庭和来自东京的张则盛承诺，他们的社区将与日本政府合作，甚至可以派代表去中国占领区支持安抚工作。作为回报，他们要求日本放宽进出口限制，发放往来中国的通行证。这种经济实用主义反映了1944年大东亚省制定的秘密计划。然而，在战争初期，日本警察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在记录中指出，应该对华侨组织进行更严密的监视，杜绝类似的请愿活动。[110]
1702961466
1702961467
此外，出席这两次秘密会议的在日华人并不都是“中日亲善”的理想代表，他们的身份认同比较复杂。1938年的那次会议上，东京的服装商人张纪来认为，“如果从日本、中国、‘满洲国’合作的角度看，我们不希望被当作华人，而是希望被当成广义上的日本人。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没有真正的亲善”。[111]陈洞庭也对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发起了挑战，他的发言与后来在1940年报纸上刊载的采访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也许是为了讨好日本人，建立起横滨华人的忠诚印象，他不动声色地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1702961468
1702961469
很多像我们一样留守［日本］的人，感情和生活方式和日本兄弟们一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日本出生的。我的妻子是日本人，我的孩子也和日本孩子没什么区别，我们是不可能对日本产生恶意的。恰恰相反，我们对日本满怀感激……一想到可能不得不回中国，我们就会对能留在日本感到感激。[112]
1702961470
1702961471
鲍启康则辩称，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已经在横滨生活了31年。接下来，他用对横滨的个人认同挑战日本官方提出的各种“中日亲善”的政治和外交话语。对鲍启康而言，“真正的亲善”是地方性的，是平平常常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地与彼此交往，我们就能克服风俗习惯的差异，自然而然地调和彼此的感情，实现真正的中日亲善……这比从上边强加的中日亲善要好多了。”[113]
1702961472
1702961473
显然，陈洞庭、鲍启康无意否认横滨华人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中扮演的角色。但通过诉诸横滨认同，他们削弱了自己作为华人代表的角色。作为战时泛亚洲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友好话语依赖于中国、日本两个相异民族的统一性。对于横滨华人来说，他们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认同既使他们成为日本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削弱这种宣传工具的效力。作为一个“纯正的‘滨之子’”，正如记者在1940年的那篇文章中称呼陈洞庭的那样，他们的利益与横滨社会联系在一起，也与日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喜欢与否。然而，这种地方融合不但将他们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区分开来，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侨区分开来。
1702961474
1702961475
1702961476
1702961477
1702961479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1702961480
1702961481
1945年春，当盟军用燃烧弹对日本境内的平民进行轰炸时，横滨华人和他们的日本邻居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那些有日本亲戚的华人，主要是有跨国婚姻关系的，被允许疏散到乡下亲戚家。在横滨周边的轻井泽、箱根等地有华人亲戚的，也被允许疏散到那里。然而，尽管美国人投下的宣传单警告他们将遭到轰炸，但大多数华人选择留在市中心，听天由命。[114]
1702961482
1702961483
1945年5月29日上午，500多架B-29轰炸机掠过横滨上空，投下了总计2570吨燃烧弹，将整座城市烧成一片焦土。[115]很多人死在了防空洞里；剩下的人逃出火海，来到港口的水边。当炸弹坠落时，餐馆老板周潮松和邻居们一起逃出火海，跳进横滨港里求生。事后，他和其他居民一样，得到了邻里互助组织的帮助，并且得到了毛毯。[116]轰炸彻底摧毁了中华街，包括周让杰的钢琴厂、众多中餐馆和中华学校。吴伯康当时就住在学校，当炸弹击中校园时受了重伤，妻子、女儿、儿子全死在了倒塌的建筑物里。吴伯康的一生是横滨华人在战争时期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的缩影：先是被日本警察镇压，接着被迫接受“合作主义”，最后以1945年5月大轰炸中的个人悲剧告终。[117]
1702961484
1702961485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横滨华侨又重回中国的怀抱，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方——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的国民。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对在日中国国民行使管辖权，从起诉战后犯罪活动——如持有枪械、黑市交易——到逮捕战犯嫌疑人。[118]1946年8月，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向同盟国占领军要求逮捕鲍启康，罪名是在汪伪政府的中央银行里工作。[119]尽管鲍启康曾在战时宣称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但中国政府并不这么认为。1947年4月，同盟国占领军将鲍启康引渡回上海受审。上海高级法院认为鲍启康犯有通敌罪，但也承认他在傀儡政府中的作用是次要的，不负领导责任；1947年8月19日，法院判处他较轻的六个月刑期并减去已服刑的时间。[120]其他与傀儡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华人领袖则完全逃过了起诉，战后重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完全没有损失其影响力。
1702961486
1702961487
将横滨华人重新归类为同盟国国民，是10年里类似转折的又一次重演，显示出国家和人民之间不稳定、被建构的联系。然而，这种经验并没有否定中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真实性；相反，它证实这种认同是不可消除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普遍将民族性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身份认同，那么这些政策就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构建了横滨华人的民族主体性。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其侨务委员会，建起了一个民族代表网络；日本的研究者做了关于华侨的大量研究，推动了全球范围流散华人的想象。战时需求将民族性作为身份认同的首要方式。日方宣传人员希望华人成为日本战争使命的代言人，形成一种多元的、不以归化为目的的政策氛围。以各种形式参与“中日亲善”话语——体操、游行、宣传——的人，也参与了中华民族性的建构，虽然是通过支持日本战争合法性的方式。
1702961488
1702961489
这些华人容忍日本政府干预自己的社区，是因为他们也在社会层面融入了横滨。与被贪欲或政治投机主义驱使的典型战时合作者不同的是，横滨华人并没有期望从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1937年日本社会对他们的敌对行为爆发之后，华人在这座城市中的经济基础已经崩塌，唯一能基本维持的是餐饮业。他们的社区领袖向日本政府发出经济方面的呼吁，希望在和平恢复前，改善他们的困境。此外，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占领区经常可见唯利是图的侵略者或边缘化的精英，而横滨华人领袖却与他们不同。[121]实际上他们和战前领导社区组织的是同一批人——第二代在日华人陈洞庭、鲍博公和吴伯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济拮据，节俭度日，参与地方防卫事务，在这些方面与当地其他居民没有什么区别。
1702961490
1702961491
因此，“合作主义”是一种调和横滨依恋、中国依恋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他们为了继续以横滨华人的身份生活下去的手段。然而，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没有能力彻底打破“中日亲善”的核心话语，更没有能力拒绝日本的战时意识形态。此外，作为一个横滨人活着，与他们作为模范性、代表性华人的地位不符。华人领袖使用的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话语，显示出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当盟军在战争最后阶段以轰炸摧毁横滨时，他们最终为自己的地方依恋付出了代价。
1702961492
1702961493
“合作主义”对横滨华人的战后主体性产生了复杂影响，这可以被归纳为两个相反的方面。一方面，日本战时话语中对文化差异的接受和尊重，加强了华人身份认同的长期一致性。和在战时一样，战争结束后，华人欢迎以多元的方式接受他们的民族差异。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他们被日本社会排挤的表现，而是将其视为与一个压迫性国家机构保持距离的方式，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抹杀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的文化来归化他们。日本法律将归化程序弄得很烦琐，而且心理障碍也会阻止他们成为日本人。另一方面，与日本邻居的共同行动打开了地方融合的一扇门。华人在接受横滨为故乡时，并没有遇到类似的心理障碍。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顾国家的要求，表现出这种地方性，同时也为横滨华人普遍接受横滨人身份做出了贡献。至于流散民族主义是如何与这种乡土文化、地方融合同步发展起来的，则是战后的故事。
1702961494
1702961495
[1] Itagaki，“Japan to Assist，Not Oppress，China，” p.164.
1702961496
1702961497
[2]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148.
1702961498
1702961499
[3] 『横滨市史Ⅱ』、九三八頁。
1702961500
1702961501
[4]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p.85-91.
1702961502
1702961503
[5] 内務省「新政権と在留華僑」、二八頁。
1702961504
1702961505
[6]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238.南京还建立过另一个傀儡政权，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1702961506
1702961507
[7] Brook，Collaboration；Margherita Zanasi，“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ollaboration.”
1702961508
1702961509
[8] 『百年校史』、七八～九〇頁；中華会館·横浜開港資料館『横浜華僑の記憶』。
1702961510
1702961511
[9] 『横浜市史Ⅱ』、第二巻、九四三～九四九頁。
[
上一页 ]
[ :1.7029614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