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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其他方面，横滨中华街社区没什么变化。战后横滨市的华人人口回升，但没有超过战前的规模。1960年12月，有5546名华人居住于神奈川县，以中华街以及附近的中区为主（3418人）。长期居民及其后裔占其中大部分：1962年7月的调查显示，63.8%的人出生在日本，89%的人是永久居民。另外，大多数人是广东人（55.1%），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台湾地区（10.4%）。台湾人不久前被取消了日本国籍，占在日华人人口一半以上，但他们在中华街定居的不多。[2]另外，华人在中华街的居民中并不占多数；它仍是杂居社区，在这里居住或经商的日本人占到了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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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定居和民族融合，是促进华人从社会、经济层面融入广阔的横滨社区的重要因素。这种从19世纪开始的融合过程，渐渐赋予横滨华人以横滨人的自我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横滨华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同横滨人身份，也更被认同为这座城市的居民（市民）。这种发展的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对《市民与文化》的贡献。这本杂志创刊于1979年，旨在向当地读者介绍横滨的社会和文化；该杂志刊登了关于华人定居史的文章，以及出生于横滨的黄成武的中华料理菜谱。这些文章和读者来信，显示出横滨社会对横滨华人的接受程度。[4]这类出版物也说明了美食对于这种共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1976年的《横滨的味道》一书用了第三章的全部篇幅介绍中餐馆，接着是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美国的餐厅，最后才是日本餐馆。[5]在这几十年里，由于这种多元文化美食的流行，横滨华人与横滨市和神奈川县的官员一起，将中华街的餐馆作为市内的首要观光景点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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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地方主义产生于一个将民族国家普遍化视为个人终极身份认同的时代。1945年后伴随着去殖民地化的浪潮，民族身份认同兴起并重塑了国际秩序。[6]在输掉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失去了多民族帝国地位，转而以单一民族决定国家认同。血统主义国籍法继续界定着正式的公民身份，日本人源自同一祖先的观念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无论在大众观念中还是在政府政策层面，日本人都自视为单一民族。[7]这种对日本民族的定义，同时得到了左派、右派两方的支持，这既是自由派和左派对多民族帝国的否定，也是保守派对日本文化的独特表述。[8]不仅如此，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日本人热衷于创作和阅读讨论日本民族特点（日本人论）的通俗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了民族和文化的统一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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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剥夺前殖民地臣民的日本公民身份，日本政府的政策贯彻了这种对单一民族性的理解。1947年5月，日本的《外国人登记法》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人定义为外籍居民。[10]但此举并非基于对民族差异的片面理解。在日本的统治下，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独立运动推动者利用种族及民族主义话语来抵制殖民同化。随着日本帝国的覆灭，这些地区的领导人也接受了这种民族观念。1946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台湾人在民族上属于中国人，在海外居住的台湾人都是中国国民。那些不愿恢复中国国籍的人，必须在当年12月底之前向当地外交机构提出申请。[11]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大规模的军人复员和平民遣返，则将民族身份认同和领土边界联系在一起。在战争结束后那几年，近700万日本人从前殖民地回到日本，另有150万人返回朝鲜半岛。[12]战时受日本各支部队、政府机关雇佣，在矿山和码头工作的32000余名中国劳工也几乎全部回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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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日本的华人居民而言，这种历史性转变意味着他们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的延续，即他们是在种族层面被标记出来但又被社会接受的外国人。在这方面，他们并不孤单。在战后日本，来自前殖民地朝鲜半岛的人的数量超过了华人。根据登记记录，1946年在日朝鲜人的数量是647006人。[14]“在日”这个词曾经意味着暂时住在日本；但它的含义渐渐地转变为在日本永久定居，并且与在朝鲜半岛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都有明显区别。[15]他们被日本归类为外国人，将面临与华人19世纪末以来所经历的民族排斥与地方包容相同的模式，并且形成相似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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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研究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30年里，横滨中华街社区如何调和他们的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他们首先得面对日本的单一民族意识形态，并且在中国出现两岸分离的情况时，共同努力维持横滨的华人爱国主义。当两岸的政治干预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时，横滨华人社区分裂为亲大陆派与亲台湾派。这标志着横滨的华侨意识达到了高潮，在中华街的街道上，这个社区再现了祖国的政治分裂。然而，随后的几年里，横滨人的身份认同正是从这些条件中逐渐凸显出来。对横滨华人来说，社区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损害了民族团结原则；与此同时，经济上的紧迫性进一步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并且使他们作为真正的“市民”或“居民”的身份归属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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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身份认同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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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战时中国的傀儡政府宣布投降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恢复了在日华人的代表权和管辖权；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现在已经是同盟国国民，享受其身份所赋予的所有裨益。此外，同盟国占领军并不干涉中华街的生活；在日本的观察者看来，这一地区恢复了事实上的治外法权状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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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华民国的代表和同盟国占领军找到了鲍启康和其他曾与汪伪政府合作的华人，但诸如中华会馆这些民间团体的成员并没有受到影响。尽管曾公开支持战争，但战争结束后，这些横滨华人社区的领袖东山再起，其影响力未有减损。1945年9月，在原中华会馆的旧址上成立了临时的横滨华侨总会。其选举以民主方式进行，以市民大会的形式召开；华人齐聚新建的关帝庙聆听演讲，然后一一投票。[17]鲍博公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任期从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陈洞庭在1950年6月当选为主席，任职至1952年3月。其地位的合法性似乎并没有因为与日本当局的合作而受损。考虑到他们共同的战时经历，当地社区很可能理解两人在战争期间做出令人不快的行为是迫不得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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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代表中华民国的驻日代表团正式成立横滨华侨总会，将其作为遍布世界的华侨协会网络中的一个官方节点。[18]在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正式确立“外交关系”之前，横滨华侨总会的注册证可以暂时代替护照的功能。[19]作为同盟国国民，华侨享有不少经济利益，包括物资的优先配给、免费乘坐火车等。根据1947年2月28日《经济新闻》上的文章，横滨华侨总会的注册制度还具备纪律惩戒功能，因为总会可以通过拒发物资配给券来惩罚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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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优势使1945～1952年成了日本华侨经济的“黄金时代”，一个华侨企业和中日合资企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设于东京、神户、大阪的华侨贸易公司利用中国同盟国的地位，以及自己与中国各地的联系，迅速发展壮大。由于占领军限制日本人与外国人来往，很多华侨也受雇于日本企业，从事对外贸易。[20]资本在华侨手中积累，再加上糖、其他食物、纸张配给的优先权，华侨经营的糖果店、餐馆、报社和杂志社在日本各地蓬勃发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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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横滨华侨没有恢复大规模的进出口业务，因为同盟国占领军已经占用了该市的大部分港口设施。但在那些美军征用地附近，横滨华侨通过白市及黑市贸易获利颇丰。他们将很多商品从占领军士兵个人手中买下并直接转手给华人，或从中国海峡两岸运来商品。关于横滨华商神秘采购能力的传说广为流传，他们可以供应一些其他地方无法想象的稀缺产品，比如大量的青霉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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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身份认同在强制登记与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获得了新的具体含义。但这也产生了一种共识，即对华人和日本人而言，民族、领土和政治统一都是相互关联的条件。然而，这种共识却被中国的内战所打乱，这场内战将中国分裂为两个部分，海峡两岸都试图代表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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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冷战与横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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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输掉了中国的内战，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冷战盟友包括日本在内，仍然视台湾当局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当局的代理人继续控制着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区，尽管他们的影响力日益受到大陆支持者的挑战。海峡两岸的关系，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所有海外华人社区中表现出来的。对美国反共州、温哥华、巴拿马的唐人街研究显示，冷战刚开始时，国民党在这些地区有压倒性优势，经常公开打压支持大陆的华人团体。[23]相比之下，日本境内的亲大陆团体在当地获得了大量支持。这些团体持续性的影响力，既是日本太平洋战争的遗产，也与横滨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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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两个敌对派系通过出版和教育，宣传各自的华人身份认同观念，类似20世纪初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1948年，日本有两份华侨办的报纸，发行量各达50万份，还至少有25种活跃的华侨杂志。规模最大的几种报刊背后有商业投资，以日文出版，面向日本读者。这些报刊的名字往往很笼统，如《国际新闻》或《政治经济新闻》之类，不怎么透露发行人的国籍。[24]但到1949年以后，与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有明显联系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类报刊通常在报刊名字中加入“华侨”一词，试图以此影响读者对于华人身份认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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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由华侨民主促进会创办的《华侨民报》，是一份亲共产党的报纸。作为机关刊物，该报在国共内战临近尾声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事业。[25]该报和其他亲共报刊试图通过攻击其他华侨办报纸的商业化取向，来维护自己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26]为台湾当局服务的报刊，例如1956年创办的《华侨》，同样积极动员其读者，确立华侨作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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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鲍博公、吴伯康的努力，在台湾驻日代表团的主持下，1946年9月建起了一座新的横滨中华学校。学校规定全部采用国语授课，并且使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选定的教科书，这在横滨是史无前例的。教科书的内容包括旨在培养中国认同的爱国主义课程，以及拥护台湾当局领导人的文章。[27]当时这所学校的小学、初中和夜校部总共招收了1000多人，占神奈川县华人人口的20%。[28]因此，这所学校在社区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而冷战在亚洲的展开，引发了一场争夺学校控制权的全面斗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与美军及韩国军队作战。在日本的华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忠诚度，成为驻日代表团、同盟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横滨中华学校从东京聘请的华人教师中，大多数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并且组织关于新中国的读书会。这种对新中国的态度也影响到了学校的校长们，其中两名校长辞职回国，去建设新中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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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中国政府积极行动，利用华侨的乡愁，鼓励海外华人回到祖国。但这一政策让很多国家感到恐惧，担心中国共产党会把华侨变成它的第五纵队，于是很多非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镇压措施。[30]在美国，由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发起的对共产主义支持者的调查，与打击中国非法移民的行动双管齐下。因为非法——即所谓的“契纸儿子”（paper son）——移民申请的案例在美国华人中非常普遍，所以联邦调查局、移民与归化局能够有选择性地以遣返回国来威胁左派人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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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左派华侨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前兆。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境内华人、朝韩激进分子的组织联系，让这种危险看起来相当真实。[32]同盟国占领军在1950年6月的红色大清洗中取缔了日本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旗》，其作者和编辑继续在《华侨民报》的资助下出版。[33]然而，日本官方并不能利用移民法来进行遣返回国威胁；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得到了不少日本知名人士的支持，包括作家竹内好、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34]另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日中友好协会（1950年10月1日成立），该协会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基层外交提供了便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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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试图通过对华侨团体的主导权来抑制在日华人中的左翼倾向。1950年3月，国民党派遣一名军事代表到东京，以整顿驻日代表团、东京华侨总会的领导层。[36]1951年春，驻日代表团试图镇压普通华侨中支持大陆的人，威胁将以政治不忠诚为由，撤销他们的登记文件。这种忠诚条款，以及试图干涉当年5月东京华侨总会选举的拙劣举动，激怒了华人社区。当亲大陆的领袖被选举出来后，1951年8月驻日代表团另外成立了一个亲台的东京华侨总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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