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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中国政府积极行动，利用华侨的乡愁，鼓励海外华人回到祖国。但这一政策让很多国家感到恐惧，担心中国共产党会把华侨变成它的第五纵队，于是很多非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镇压措施。[30]在美国，由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发起的对共产主义支持者的调查，与打击中国非法移民的行动双管齐下。因为非法——即所谓的“契纸儿子”（paper son）——移民申请的案例在美国华人中非常普遍，所以联邦调查局、移民与归化局能够有选择性地以遣返回国来威胁左派人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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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左派华侨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前兆。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境内华人、朝韩激进分子的组织联系，让这种危险看起来相当真实。[32]同盟国占领军在1950年6月的红色大清洗中取缔了日本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旗》，其作者和编辑继续在《华侨民报》的资助下出版。[33]然而，日本官方并不能利用移民法来进行遣返回国威胁；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得到了不少日本知名人士的支持，包括作家竹内好、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34]另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日中友好协会（1950年10月1日成立），该协会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基层外交提供了便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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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试图通过对华侨团体的主导权来抑制在日华人中的左翼倾向。1950年3月，国民党派遣一名军事代表到东京，以整顿驻日代表团、东京华侨总会的领导层。[36]1951年春，驻日代表团试图镇压普通华侨中支持大陆的人，威胁将以政治不忠诚为由，撤销他们的登记文件。这种忠诚条款，以及试图干涉当年5月东京华侨总会选举的拙劣举动，激怒了华人社区。当亲大陆的领袖被选举出来后，1951年8月驻日代表团另外成立了一个亲台的东京华侨总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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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当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僵持对峙时，台湾驻日代表团的代表来横滨中华学校视察。代表们对春夏之交东京的那场分裂斗争记忆犹新，当他们看到向1911年辛亥革命烈士致敬的横幅上写有“解放”字样时，不禁火冒三丈。对他们而言，这个词代表着共产主义革命，即将中国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驻日代表团当即开除校长，夺取学校董事会的控制权，并且无视家长和教师协会要求从该社区任命新校长的请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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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1日，驻日代表团专横地任命从东京来的新校长王庆仁及其他20名新教师。当愤怒的家长、教师和毕业生来到学校操场，要求将这些新学校职员赶走时，驻日代表团叫来日本防暴警察，将人群驱散。所谓的“学校事件”就此爆发，导致横滨的华人团体分裂为两派。在整个8月，社区里大多数支持大陆或反对驻日代表团行径的人，召开了数次会议。他们强烈谴责驻日代表团对当地社区民主管理的干涉，谴责学校董事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39]台湾驻横滨机构的报告记载，亲台湾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匪帮”已篡夺学校的控制权，正在推行赤化教育。《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也将“学校事件”说成是一场反共斗争。[40]然而，这场反对运动期间保存下来的书信里却没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老师、学生和家长认为，他们反对新校长，是因为外部权力的干预（介入）。[41]当时在校生的回忆录也表明，他们支持自己的老师，反对他们眼中的外来暴政。总而言之，运动中地方自治的愿望是占主导地位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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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899年围绕大同学校的纷争一样，各派名义上由其领导人的政策决定，但构成各派基础的支持者则根据更具有地方性的考量聚在一起。在反对驻日代表团的运动中，参与者挨家挨户地敲门，宣传地方自决权和集体决策权。活动的参与具有民族包容性：同时用中文和日文发表宣言，并且其中一位领袖是华人居民的日本妻子江川鹰。[43]驻日代表团在当地社区的代表合法性已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另一方面是因为驻日代表团依赖日本的防暴警察，这让人回想起战争期间日本警察对当地社区的压迫。[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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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反对派在自己选出来的校长乌勒吉的主持下，另外举办了一场开学仪式。驻日代表团的回应是召集一支台湾水兵小分队，强制终止了仪式。当乌勒吉和老师们强行冲进教室时，日本的防暴警察过来驱散了他们，并且逮捕了乌勒吉及其他8人。[45]次日被释放时，他们因为反抗国民党和日本警方而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1952年以来的很多回忆录和文章中，此事件为一个全新的横滨中华街社区的诞生提供了戏剧性的叙述。[46]当然，亲国民党派系的人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台湾驻外机构向上级报告说，“匪帮”在朝鲜和日本共产党的指使下，暴力夺取学校的控制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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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观点，但横滨市的大部分华人还是团结在乌勒吉和原来的老师们周围。由于学校被警察下令封锁，反对派的家长们提供了14处私人住宅充当教室。在1953年新校舍在横滨的山手区建成以前，学生们都是这样分散上课的。1952年在原中华学校就读的近830名学生，有近600名转校到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跟原来的老师上课，只有约70名学生继续在被国民党控制的中华学校就读，该校现在被称为横滨中华学院。[48]剩下的160个学生，主要是富裕家庭的孩子，选择了日本学校或美国人在山手开办的教会学校就读。正如当地人所说，“厨子们把孩子送到山手中华学校，大饭店老板们把孩子送去美国学校或日本学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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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驻日代表团的独立斗争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但反对运动发生在一个被地缘政治决定的地方。他们的斗争将他们与大陆的官方机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持续性地获得东京华侨总会等机构的资助。这种依附性导致他们和日本警方的对立关系，后者与台湾当局代表一起调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会，并且施压让他们的子女改上国民党控制的学校。[50]亲大陆派的华人也受到了横滨社会的歧视。当学校的组织者第一次试图在横滨双叶区购买土地时，土地所有者拒绝了他们，因为他听说新学校将在这里进行“赤化”教育。[51]即使在山手的校舍建好以后，台湾驻外机构还是通过其影响力，阻止神奈川县根据日本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批准其办学。1953～1957年，台湾驻外机构多次向神奈川县知事内山岩太郎施压，拖延或阻碍学校的申请手续。直到1957年日本共产党人出面干预，并且知事无法再阻挠相关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申请为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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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华人的这种分裂，将华人与冷战阵营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催生了两套社区机构的产生。“学校事件”发生后的家长会逐渐演变成1953年的横滨华侨妇女会。[53]为与之抗衡，台湾驻外机构在1955年建立了横滨自由华侨妇女会。至于横滨华侨总会，在1953年5月的选举中，亲大陆派本来赢得了控制权，但投票后台湾驻外机构宣布选举无效。[54]三个月后，台湾驻外机构策划了另一场对自己的铁杆支持者有利的选举。亲大陆派遂于1960年7月另建横滨华侨联谊会，以复制横滨华侨总会的功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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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在双方的斗争中选边站，那么任何人都几乎没法继续在华侨社会里待下去，这种情况有可能使所有的集体活动都变成政治斗争。战后不久，华侨青年总会积极组织体育活动，带领社区居民参加横滨市一年一度的港区节。但在“学校事件”发生后，华侨青年总会减少了活动；正如李福泉（1926—2009）所说，因该组织的成员在前期主要是亲共产党人士，所以加入它的人也会逐渐有此倾向。[56]国旗问题尤为敏感，很容易引发争议。[57]由于国旗问题，华人差点没法参加1958年的横滨开港一百周年庆典活动，该活动由横滨商工会议所组织。李福泉当时在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工作，该组织成立于1956年，旨在促进华人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经济合作。中华街发展会收到商工会议所的建议，要他们派舞龙队、舞狮队参加庆典活动。但李福泉发现，要说服两个派系一同参加谈何容易：即使把他们分在不同的舞龙队、舞狮队，双方还是不允许对方挥舞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国旗。正如李福泉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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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是国旗问题。他们有“青天白日”，我们有“五星红旗”，这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这是横滨市民的节日，我们又不是全国性的代表。我们不需要国旗。他们却回答，这是国际性游行，其他国家的人包括韩国人都会有国旗，所以他们也应该有。我告诉他们，作为横滨中华街发展会的成员，我们只想做生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分成中华街A队和中华街B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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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泉的劝说最终奏效，当天的游行也很成功。此外，他的解决方案还指向了一种以经济需求为基础的社区融合与横滨身份认同，而非华侨身份认同。这一套逻辑在随后几十年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当时，这并不是应对更广泛政治分裂的突破口。当《朝日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横滨的亲国民党、亲共产党华人的这种合作后，一个来自亲台湾派的人警告李福泉，他的参与可能会让台湾当局不高兴，导致日后他很难去台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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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同样阻碍了横滨华人的艺术活动和节日庆祝活动。粤剧演出曾是每年关帝节上的活动之一，这一节日是为纪念著名历史人物关羽，春节期间也会举办类似活动。但现在，内部的冲突导致表演团体难以为继，很多公共庆祝活动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走到了尽头。[59]纪念活动和表演，不仅是社区凝聚力的指标，而且有助于界定并维持这个社区。伍荣仲在分析温哥华唐人街时指出，庆祝的功能是“生动的非文字‘剧本’，塑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60]失去它是社区的损失，尤其是对那些不那么有影响力的成员而言，他们失去了一个表达华人身份认同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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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部的冲突严重阻碍了民族团结。学校的孩子们尤其为这种矛盾而苦恼，一方面是民族自豪感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社区分裂的现实。卢杰良当时是亲台湾学校第七届毕业班的学生，他被亲大陆派学生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吓坏了，日本母亲差点把他转到日本人的中学去。[61]江川鹰的儿子吕行雄在“学校事件”后转学到亲大陆的学校，但这个少年心中留下了“一个民族的人却没法好好相处”的巨大创伤。[62]社区里的年长者也四分五裂，即使在他们回国之后仍然如此。吴伯康支持亲大陆派，并且于1955年回到祖国。[63]相反，陈洞庭到1958年退休前一直留在亲台湾的华侨总会里，甚至在1953年2月2日遭到亲共报纸《中华学校新闻》（『中華学校ニュース』）的谴责。[64]1952年，鲍博公最后一次担任华侨总会监督员的任期结束，直到1958年他去世时，人们仍难以确定他究竟站在哪一边。[65]亲大陆派、亲台湾派的冲突严重阻碍了华侨的文化和政治团结，同年横滨中华街爆发的经济危机使情况更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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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经济的崩溃与中华街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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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全境，当1952年5月《旧金山条约》生效，盟军对日本的占领结束后，华侨身份就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负担。在日本恢复政治和经济主权的同时，在日华人也失去了作为同盟国国民的特殊优势。来自日本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贸易中间商地位的丧失，加上对外国公民金融和货币兑换的限制，导致在日华人的经济形势不可阻挡地每况愈下。20世纪50年代，日本企业和个人有能力回购战争刚结束那几年落到华人手里的大部分股票。[66]1949年日本政府出台《外国人财产取得政令》，限制外国人持有日本企业的资产，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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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积极雇佣华人帮他们拓展海外贸易的企业，现在纷纷解雇华人员工。总体而言，此后日本企业不愿意雇佣非日本人，结果是很少有华人进入大学，因为他们清楚接受高等教育并不能改善他们的职业前景。[68]在1970～1974年日立公司就业歧视案件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有了一些改善，在该案中，一个名叫朴钟硕的韩国人控告日立公司在得知他不是日本人后取消了和他签订的劳动合同。[69]在横滨地方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朴钟硕的劳动合同得以恢复，同时法院判定日立公司在雇佣过程中存在歧视行为。[70]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贸易自由化后，日本与中国的接触增多，日本企业才开始雇佣更多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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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和其他外国人也很难从日本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为了应对这些经济障碍，华商自己创办了几家小型贷款银行和信用社。1952年12月，横滨华人创办了名为“信用组合横滨华银”的华人商业银行。[71]超过2.12亿日元的注册资本，使之成为日本最大的华人金融机构，但仍小于日本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72]总体而言，华人企业的资金投入难以与日本企业相提并论，这导致20世纪50年代横滨市的商业更新率、扩张率都较低。这种金融环境给华人在日本的传统行业，即俗称“三把刀”的理发师、裁缝、厨师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华人理发店没有资金升级业务，跟不上日本企业的脚步，而裁缝则面临香港进口服装的有力竞争。[73]资本雄厚的日本企业向华人餐饮业者发起挑战，他们建起更大的餐馆，并且挖走了华人厨师。[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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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带来了政治分裂，也带来了经济危机。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经济萧条期间，经济危机更加严重。[75]失业和贫困成为严重的问题，那些年华人团体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供经济救助。[76]正如过去的危机中那样，横滨华人转投餐饮业以求生存，事实证明这是中华街经济中最有活力的行业。在这方面，横滨中华街对餐饮业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日本其他华人社区。根据1959年4月的调查，在横滨市工作的华人中，有40.9%从事餐饮业，而在神户这一数据是17.8%，神户华人职业分布更均匀，包括出口业（17.9%）和零售业（19.5%）。[77]这项调查指出，在中华街的黑市关闭后，“如果再关闭中餐馆，那这里根本不会有什么繁荣”。[78]不过对这些餐馆来说，战后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一些日本分析家称，战后中餐馆扩张到了日本内地，并且永久地改变日本人的饮食习惯。[79]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几百万日本士兵和定居者从中国大陆回国，这些人早已习惯了中国饮食，这也是战后日本中餐馆消费额不断增长的原因。[80]另外，历史学家乔治·绍尔特（George Solt）认为，战后日本从美国进口大量面粉以缓解饥馑，导致更多日本人以中式拉面取代传统的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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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卖也是日本不断壮大的大众媒体促进中式食品消费的一个典范。这种面点最早是在20世纪初由鲍棠的博雅亭引进的，但日资企业崎阳轩从1928年开始售卖烧卖，为它在战后的流行埋下了伏笔。20世纪20年代，野并茂吉（1888—1965）社长试图寻找一种横滨名物，以吸引经过横滨火车站的乘客购买便当。然而，横滨到东京的行程很短一直是个难题。他在中华街找到了答案，从那里聘请了广东厨师吴遇孙（1888—？）来做烧卖，以此作为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卖得不温不火，直到战争结束之后。1950年，茂吉萌生了让身穿红色制服的女孩在横滨站的月台卖烧卖的想法。小说家狮子文六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名为《喧闹》（『やっさもっさ』）的故事后，所谓的“烧卖女郎”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这篇小说以战后复兴中的横滨为背景，描写了一个烧卖女郎和一个坐火车经过横滨站的棒球选手之间的爱情故事。当时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1953年涩谷导演的电影《烧卖女郎》上映，让影院的观众们也爱上了烧卖女郎。[81]不久之后，烧卖开始出现在日本各地的菜单和商店货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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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料理的日益普及，中华街的餐饮业为该区的华人和日本人提供了经济活力。1962年的一项上门调查发现，华人和日本人比邻而居：这一地区总共有95户华人家庭和108户日本家庭，以及204家华人企业和312家日本人企业。[82]华商占主导地位的是中餐馆（61∶3）、酒吧和歌舞厅（81∶22）。日本人经营的业务主要是食品（65∶8）和贸易公司（70∶16）。[83]这些模式揭示了双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蔬菜、肉类、禽类批发商提供各类食材，供中餐馆使用。[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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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的市政规划强化了这一经济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市政府官员和本地企业主达成共识，认为可将中华街发展成为连接山下公园的景点——包括海洋塔、“冰川丸”蒸汽船——与元町、伊势佐木町地区的购物娱乐区之间的重要节点，尽管是辅助性的。[85]横滨市和横滨商工会议所认为，通过拓宽街道、恢复特色景点、宣传著名餐馆等方式，可以使中华街恢复活力。[86]1955年，一群来自中华街和附近元町的华商与日本商人，在中华街入口处立起一座色彩斑斓的中式牌坊，上书“中华街”三个大字。[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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