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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叶，人们曾担心当前信息革命中的计算机和通信把生活带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所描述的年代，由于中央计划和监控，权力集中在控制一切的金字塔顶端。的确，廉价的计算和数据存储使政府更容易施行监控。像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威权政府会使用这些技术来控制自己的公民，价格便宜的计算和大数据还让私营公司有能力去尝试引导自己客户的喜好，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可以通过对信息交换的捕捉来制造网络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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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计算能力成本的下降，电脑的体积也从曾装满一个房间缩小到能装入你口袋大小的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设备，其分散效果已远远超出了集中效应。甚至仅与数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信息权力正被更广泛地散布出去。世界各地快闪族的示威对政府试图关停互联网、短信和电视的接入发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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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不再是政府的唯一拥有。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到企业公司，到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再到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将被更广泛地分散出去，非官方的社会网络将削弱传统的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互联网时代的速度意味着所有政府对其议程的控制都将更少。政治领导人在对事件做出必要的回应之前享有的自由度将更少，同时不仅要与其他国家政府，而且要与民间社会进行沟通——看看奥巴马政府试图调整其对阿拉伯事件反应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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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因为减少了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障碍，信息革命可以减弱大国的实力，增强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不过，“过度学习”埃及和其他革命的经验教训将是一个错误。政治和权力比这类技术决定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在经受了2009年来自推特的最初的尴尬后，伊朗政府能够压制2010年的绿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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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的某些方面有助于弱小者，但某些方面则帮助了强者。强弱仍然很重要。尽管黑客和政府都可以制造信息并利用互联网，出于多种目的部署数以万计训练有素的人力，运用巨大的计算能力来破解代码或侵入其他组织的庞大的政府将占有优势。即使现在传播已有的信息很便宜，但收集和产生新的信息往往需要大量投资。在许多有竞争的情况下，新信息是最重要的。情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网络安全是另一个例子。有报道说致使伊朗核离心机停工的蠕虫病毒是某些政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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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正在强化21世纪的权力扩散，更大的能力和互联性也造成了更大的漏洞。各国政府和大国依然占有较大的资源，但表演舞台由于有了因信息而得力的个体参与者——包括跨国公司、恐怖分子、乌合之众、罪犯或个人，则更为拥挤了。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信息革命在本世纪对权力的影响。明显的一点是国际体系复杂性的增长使得政府的控制更加困难。将当代世界政治看作一个“信息熵时代”或“实力的终结”过于简单化了，但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控制将变得更加困难。正如莫伊塞斯·奈姆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真空将连带产生“可怕的简化者”——蛊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将进一步深化瘫痪，而不会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18]或正如戴维·布鲁克斯⑤所说的那样，“政治领袖们不会站在历史的最前沿，真正的实力是在群体之中”。[19]这可能不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结束，但它确实意味着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下，主持世界将变得更加困难。除了因为有更多的演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的——国际政治议程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传统的安全和经济的问题仍然重要，而且跨国问题的数量有所增加，其中许多是不适合于传统的硬实力手段的。例如，军事实力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或互联网的管理帮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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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着，这意味着美国将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实现其众多的国际目标。例如，国际金融稳定对美国人的富足至关重要，但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确保它的实现。全球气候变化将影响到生活质量，但美国人不可能单独管好这个问题。在一个边界对从毒品到传染病到恐怖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多漏洞的世界里，各国必须使用软实力来发展互利，建立体制来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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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仍将是国际体系中最强的国家，而对最强国家为组织生产全球公共物品提供领导的需求依然强劲。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某些部分，美国的领导能够给出大部分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美国的海军对维持海洋法律是至关重要的，抑或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信心来自于由美联储充当最后层面的放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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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跨国问题上，尽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国的领导地位是重要的，但成功仍需要他人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成为一个积极的加法游戏。如果美国世纪仍继续下去，认为美国的权力将压倒其他国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涉及他人的达到共同目标的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为他人提供协助可以使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世界里，网络和交流已成为相关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世纪将在美国置身于实力平衡的核心地位和产生公共物品的领导地位的意义上继续下去，但这将与它在20世纪后半叶的做法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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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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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信息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人们常常说信息很多，或者信息较少，但却很难说清楚信息到底有多少。直到1948年，香农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才解决了对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信息熵这个词是C.E.香农从热力学中借用过来的。热力学中的热熵是表示分子状态混乱程度的物理量，香农用信息熵的概念来描述信源的不确定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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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巴鲁克计划：由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代表佰纳德·巴鲁克于1946年提出的一项计划，亦称原子能管制计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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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来的。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至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至24个月翻一倍以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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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纽约时报》著名且非常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代表作《社会动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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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 a full description,see Joseph 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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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all Ferguson,“Networks and hierarchies,“The American Interest,Jun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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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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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ndall Schweller,‘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Global Governance17,2011,p.286.See also Charles Kupchan,No-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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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Global Trends2030
:Alternative Worlds(Washington,DC,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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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2012(Washington,DC
:IMF,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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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im O’Neill and Alessio Terzi,“Changing trade patterns,unchanging European and global governance,“Brussels,Bruegel Working Paper,February201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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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ee Peter Zeihan,The Accidental Superpow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Pre-eminence and the Coming Global Disorder(New York
:Hachett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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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nathan Kirshner,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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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ichael Mandelbaum,The Case for Goliath(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5),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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