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65690
1702965691
军事实力将是维持美国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盟友提供安全保证是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有限的干预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武力是一把钝刀,而且把领导作用等同于单边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那些指出美国军队的驻扎对欧洲、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产生作用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外部威胁——韩国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才得以实现民主。
1702965692
1702965693
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保持军事平衡的战略对美国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试图控制在中东革命中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民众的内部政治斗争可能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缩短。军事实力在互联网、气候变化或金融稳定等跨国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用处。
1702965694
1702965695
如果希望延长美国世纪,美国必须塑造一种国际环境,通过贸易、金融、文化和体制为其他国家创造激励机制,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盟友圈和体制。新类型的盟友圈和多方利益相关的体制将发挥作用。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经指出的,“今天有机会在不使用美国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调整世界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7]美国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以强化与欧亚的贸易以及减少贸易壁垒来深化北美一体化。虽然东亚一直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北美地区的人口和能源形势将更有希望。如果美国想推行一项有效的战略来维持美国世纪的话,即便是在东亚地区,它也需要推出新的经济和生态举措。仅对事件作就事论事的反应是不够的,一个紧缩的时期需要软实力战略。
1702965696
1702965697
1702965698
1702965699
1702965701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结语
1702965702
1702965703
总之,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指的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处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位于全球均势运作和提位全球公共物品的中心。与那些将这个世纪宣布为中国世纪的人相反,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后美国世纪。但此后的美国不会像它在20世纪一样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低于它在20世纪中叶的水平,其他国家的崛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增加所显示的复杂性将使任何的施加影响或组织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分析家们应停止使用有关单极和多极的陈词滥调,他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问题上同时接受这两个概念。他们应该停止争论,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多操点心。因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和多种不同类型的行为混在一起将导致错误的政策结论。
1702965704
1702965705
领导力与主宰不是一回事。为了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多元伙伴的世界里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倾听别人的意见。
1702965706
1702965707
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世纪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美国从来没有完全地控制世界。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即使美国拥有优势资源,它也常常无法获得想要的东西。而那些认为今天信息熵世界远比过去复杂而动荡的人应该记得1956年。
1702965708
1702965709
那一年,美国没能阻止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法国失去了越南,我们的盟友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人们在用乐观心态看过去时都应该小心。借用一个喜剧演员的话来说,“霸权不是像它曾经的那样,而是从来就没有过霸权。”
1702965710
1702965711
现在,随着占有的优势越来越少而面临的世界更为复杂,如果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美国必须作出明智的国内和国际战略选择。美国世纪最起码还能持续数十年,但看上去将与亨利·卢斯第一次阐述它时有很大的不同。
1702965712
1702965713
①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入选世界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师从国际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先后担任《外交事务》杂志主编、《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时代周刊》资深特约编辑。——译者注
1702965714
1702965716
1702965717
[2] Lawrence Freedman,“A subversive on a 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09,p.39.
1702965718
1702965719
[3] Stephen Sestanovich,Maximalist(New York
:Knopf,2014).
1702965720
1702965721
[4] David Ignatius,“Claims of US weakness and retreat of US power are unfounded,“Washington Post,June4,2014.
1702965722
1702965723
[5] Mackubin Thomas Owens,“Obama chooses national decline,“National Review Online,February26,2014;William Kristol,“Superpower once lived here,“Weekly Standard,April7,2014,p.7.
1702965724
1702965725
[6] Fareed Zakaria,“The perils of leaning forward,“The Washington Post,June5,2014.
1702965726
1702965727
[7] Robert Zoellick,“A presidency of missed opportunities,“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10,2014.
1702965728
1702965729
1702965730
1702965731
1702965733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延伸阅读
1702965734
1702965735
关于第一章,我在《总统的领导力与美国时代的缔造》(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中着眼于重要领导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选择。托马斯·帕特森等人的《美国外交关系》(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第二卷中提供了历史时期标准的划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中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我们可以在威廉姆·威廉姆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中看见经典的激进观点。厄内斯特·梅在他的《美国的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展现了美国在20世纪之交那段短暂的正式帝国主义时期,同时,在他的《世界战争与美国孤立:1914-1917》(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1914-1917)中展现了美国是如何选择加入战争的。罗伯特·达莱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详细解释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在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合著的《智者:六个朋友和他们创造的世界》(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中战后时期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关于战后美国秩序起源的本质可以在约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中寻得,对此,在阿米塔夫·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一书中可以见到怀疑性的回应。
1702965736
1702965737
在第二章的霸权与衰落理论方面,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the Great Powers)是一部经典的论著。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中给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有关霸权的论述,同时罗伯特·基欧汉在其代表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中给出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相关解释。可以将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的大循环》(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看作是关于合理性周期的主流努力,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则可以代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述。关于英国霸权的衰落,康瑞利·伯内特的《英国霸权的衰落》(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一书是值得参考的。
1702965738
1702965739
第三章列出来的每一个潜在挑战者都有大量的文献参考。早期关于欧洲乐观的设想可以从马克·伦纳德的《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Why Europe Will Run the21st Century)看到,而目前悲观的描述,可以从詹·齐隆卡的《欧盟注定会衰落吗?》(Is the EU Doomed?)一书中看到。对于日本,早期乐观的分析可以在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中看到,而希拉·史密斯的《日本的新政治和美日联盟》(Japan’s New Politics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则代表了现今的分析观点。关于俄罗斯的分析可以在安德斯·奥斯隆德、谢尔盖·古里埃夫和安德鲁·库钦斯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中找到,安格拉·E.斯腾特则在《伙伴关系的局限性:21世纪的美俄关系》(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供了更为谨慎的讨论。关于印度问题,在安东尼·希斯和罗杰·杰弗里等人的《现代印度的多样性和变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法》(Divers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India
:Economic,Soci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和维贾伊·乔希的“经济复苏、不平衡变革和失业增长”中可以找到。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在他的回忆录《巴西传奇总统回忆录》(The Accidental President of Brazil
:A Memoir)中对于近来巴西的重新崛起有着完整的描述。相关历史在托马斯·斯基德莫尔的《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Brazil
:Five Centuries of Change)中有更完整的叙述。比尔·埃莫特的《竞争对手:中国、印度、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塑造我们下一个十年》(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中是对日本、印度和中国关系的最好描述。
[
上一页 ]
[ :1.702965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