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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人们就期望候选人参加初选并在初选中确立领先优势，即使大多数代表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参加初选的（大多通过各州政党党团会议）。从1952年到1964年，总统初选的场数增长幅度不大（在15场到19场之间变动）。但是，获得最多初选票的候选人每次都会获得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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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的1968年提名事后看来是巩固初选之重要性的关键事件。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放弃连任，从而为提名提供了一次公开竞争机会。主要的候选人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来自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在肯尼迪参选之前，麦卡锡就赢得了早期的初选。肯尼迪赢得了关键的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但是就在获胜的当晚被人暗杀。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未参加初选，只能获得“另选他人”（write-in）的选票。当时的主要议题是越南战争，麦卡锡和肯尼迪反对这场战争，汉弗莱则代表着约翰逊政府的一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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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热闹的一场。汉弗莱是政党领导人选定的，但是未经初选的检验。刚刚浮现的热门人选肯尼迪已经身亡。反战活跃分子孤注一掷。汉弗莱获得提名后，代表大会所在城市芝加哥发生了若干起骚乱。代表大会后的改革委员会聚焦于确保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程序，以更好地代表所有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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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鼓励着其他更多的州采取总统初选制度。采纳初选制的州数目在1976年时为25个左右，在1980年代达到35个左右，到了1990年代有将近40个，世纪之交已经超过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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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末，提名机制已经在总统初选制度中确立下来。从 1972年到2004年，每个党的领先者都得到提名。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已经选出的候选人的批准机构。此外，各州开始让初选“前期吃重”（front-loading），即将初选制度在日程上前移。于是，提名竞选更早地得以展开，领先者从最初阶段的初选中便脱颖而出，全面的大选造势较过去提前了几个月。不难理解，这些变化增加了竞选总统的成本，并且提出了竞选筹款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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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选竞选与电视这样的可视媒介被证明是完美搭配。”[1]通讯手段的急剧发展对提名过程具有深刻的影响。恰如赛马，竞选也会吸引人们兴致勃勃地去关注。竞选在公开场合举行，赌注可观，并设有终点线——选举日。但是，电视、网络和其他的通讯方式也以大幅攀升的金钱代价和组织化努力而被纳入个人竞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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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总统候选人提名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1）选择众所期待的国之栋梁；（2）国会党团会议背书；（3）全国政党代表大会；（4）由初选制度作为补充的全国代表大会；（5）确立领先者的初选制度；以及（6）决定最终选择的初选制度。这些阶段演变反映出把公众纳入其中的意图，主要是回应普遍的民主化进程，例如政党的出现、选举权的扩大、各州选举人制度的改革以及大众媒体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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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制 政党：赢得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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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针对“党争危害”提出警告，并强调控制其影响的必要性。麦迪逊将宗派（faction）定义为“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2]。他相信开国元勋们已经发现了规制宗派的方案：跨越“更多种类的宗派和利益”的代议制政府。简言之，即缔造共和制度，拓展其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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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麦迪逊通过对控制之必要性的类似承认，证明了分权和制衡的合理性。“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3]因此，恰是开国元勋们才使得宗派控制整个政府体系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不管这里的宗派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利益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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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宪法方案中并未禁止宗派或者政党。麦迪逊阐明，消除共同情感冲动或利益冲动产生的原因，这是错误的或者不可能的。自由社会的繁荣系于民众组织起来维护共同利益的权利。因此，这是一个政党何时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是否发展的问题。表3.1显示了出现过的主要政党，以赢得总统选举为存在标志。如表所示，从1856年至今，竞争主要发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一路走来，小党也是重要要素，但是1856年后，从未有过小党获得持续的全国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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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如何发展的？它给总统带来了哪些不同之处？要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指出麦迪逊及其同仁设计了有效的控制机制意义重大。联邦主义、权力分立、选举分离、制衡原则、两院制、不同的任职期限以及选举人团等决定着政党如何发挥功能。这种设计并不限制政党或宗派的出现，但是它创造了使这些政党各安其职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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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角逐总统大位的主要政党，17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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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汇编自Harold W.Stanley and Richard G.Niemi，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3rd ed.（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9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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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宪政结构将政党塑造为松散的、以选举为基础的、基本上无意识形态的、利益驱动的组织，党员身份基于自我认同。更有纲领性和意识形态导向的第三政党都好景不长。的确，共和党倾向于更为保守，不大可能推动政府来解决问题，并代表商业利益。民主党则倾向于更为自由，更有可能支持政府发挥较大功能，并代表劳工的利益。但是，这两顶“帐篷”都很大，并存在重大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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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都说，银行被抢劫恰是因为它是有钱的地方。同样地，政党得以组织正因为那里存在着选举。并且，根据宪法的意图和允许，选举无处不在。对总统而言，最为重要的是那些争夺总统职位以及竞争众议院与参议院席位的选举。从多个方面而言，这些都是州选举，受制于那个层面的规范。相应地，政党需要适应州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着它们如何组织、如何遴选候选人、如何实施选举以及如何募集和支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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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限长短影响着政党的组织和运转。如果总统、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拥有共同的四年任期，可以想象，政党就可以协调竞选信息，并提出治理的领导战略。然而，总统选举之时，众议员两年之后便会重选；只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将任职六年，除非总统获得连任，否则这部分参议员的任期将比总统多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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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们通过错开选举来强化分权。与议会制体系截然不同，美国政党组织起来是为了赢得三大机构，即众议院、参议院以及总统的选举。每个党都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设立竞选委员会，来募集资金并协调选举活动。总统候选人也有自己的竞选委员会，全国性的政党委员会努力使这些委员会和谐共进。政党结构的这种内部分立是由三种类型的全国选举（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的种种区别所塑造的。每种选举的竞选各不相同，这体现在募款、议程、利害关系（不同的任期）、适用法规、候选人类型以及与各州和地方政党的关系等方面。所有这些组织之间的协调问题竟是通过无人负责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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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国性的选举错开所带来的一个清晰且完全是宪法性的影响是，允许两个政党都取得胜利。例如，1996年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轻而易举地获得连任，共和党人则继续把持着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种政党分裂（split-party）的结果使宣布授权变得困难起来。看来，选民们经常采纳棒球选手约吉·贝拉的建议：“行经三岔路口，请一往直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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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2所显示，在两个政党和三种选举之间，共有六种分裂的可能。自1856年现存两党制成型以来，所有六种情形都曾经在现实中出现过。在19世纪的下半叶，政党分裂的结果非常普遍，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将近50%的时间里。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一党主政白宫，一党占据国会多数的情况比较罕见。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党分裂的政府又成为普遍形式。这段时期，11位总统中的8位曾经面对着国会一院或者两院中的反对党多数。引人注目的是，在1981至1993年的整整12年中，不同政党分别控制着总统职位和国会，并且，这种情况占据了从1969至2009年期间75%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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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党而言，选举错开和任期分割的影响甚为广泛。在总统选举中被击败的政党可能掌控众议院和/或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在推行一个项目时，必须寻求跨党支持。面对反对党控制国会这种情形的总统还发现，针对反对党的太多妥协会导致来自本党支持的流失。有时，你即使赢了选举，甚至也不能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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