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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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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列出一份相当引人注目的情报搜集目标，主要分为三类，当然有些目标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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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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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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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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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目标分布多个区域，因此，在进行相关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时，可能需要采取非传统的方法，在确定此类情报搜集的情报机构时也同样如此。声名昭著的跨国目标都是国际恐怖分子或犯罪集团、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组织和行动、非法武器买卖或毒品交易。跨国目标也包括诸如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组织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有敌意的非政府组织，至少是潜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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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个别国家正在努力开发核武器，但是，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和利比亚，不但充分利用本土开发能力，而且依赖于强大的国际供应商网络以及外国政府的帮助。这与苏联和中国完全依赖自己的能力开发核武器的做法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同，叙利亚也依靠外国政府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努力，不断积蓄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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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组织，不论是集聚在中东、非洲，还是亚洲，给全世界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伤害和破坏——纽约、华盛顿特区、马德里和伦敦以及非洲和印度尼西亚。此外，诸如此类的恐怖组织，一旦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认定其在某一特定地区已成为国家的严重负担，或他们成为报复的目标时，他们能够重新寻地转移安置。同样，南美洲犯罪集团、亚洲毒品集团以及俄罗斯黑手党，都已将其活动范围向本国以外的境外地区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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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跨国性的目标还包括网络能力开发、环境状况（包括向海洋倾倒有毒废弃物）、无法控制的难民移居、人口增长、通信技术、诸如艾滋病、埃博拉或禽流感等疾病的传播以及国际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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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目标概念，特指世界某一特定地区的发展，可能由于个别政府的某些选择而受到遏止，更可能是因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而造成的。显而易见，中东地区、南亚地区或朝鲜半岛上的某场战争，能够说明此类区域目标的最极端性。区域目标包括边界争端、军备竞赛以及跨国武器和军队调配，这些都增加了战争可能性。因而，美国武器转让政策标准早已将“维护美国的区域稳定利益，尤其是在考虑涉及军事力量能力或引进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加速军备竞赛的设备”的条款重点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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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关心的区域活动不局限于政府活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美国政府情报官员们的极大重视，因为，它潜在影响到国内政治发展变化、诸多国家的外贸活动，从根本上说，影响到了美国经济。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此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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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目标，也就是传统范畴，包括所有国家，其政策可能对美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从最友好的联盟到极端仇视的敌对方，当然，这类情报信息的需求以及获取这些情报信息的方式方法千差万别。中国属于重点国家目标，因为中国对诸多国际问题的影响，比如：国际贸易和金融，武器交易，有助于或有碍于缓解伊朗、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中的潜在作用，网络活动，逐步加紧的太空军事行动，太平洋上的空军和海军活动，与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之间的核合作，加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实施的转型——“具备从保卫领土的持久消耗战，到反击并赢得高科技强敌的短暂边境冲突的能力”。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其他极具重要性的国家目标还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也门和巴基斯坦。受到严重关切的问题包括：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伊朗对恐怖组织的支持、叙利亚政府遵守承诺移交化学武器储备、伊朗和朝鲜外交政策及其内部争端、也门境内恐怖活动，以及美国反恐行动导致也门政府垮台的后果和巴基斯坦政府稳定性及其核武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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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们最为关注的强大国家，而这一关注度近年来毫无疑问地不断提高。对于目前的俄罗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最感兴趣的话题包括：普京的身体健康及其个人行为、其他主要官员们的个性特征及他们的观点看法，俄罗斯民主前景，经济现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俄罗斯核武器安全，俄罗斯武装力量现状，战略武器计划现状，武器销售及技术转让活动，俄罗斯对伊朗，叙利亚、朝鲜、中国以及其他实体的政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以及俄罗斯针对美国的情报搜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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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R.Clapper Jr.）2015年曾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列举出美国情报界极为关注的若干个话题——毫无疑问，这只是太仓一粟。其中，他提到的全球性话题包括：全球网络威胁、未经授权秘密泄露、外国情报机构的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太空和反太空、有组织跨国犯罪、经济状况和国家资源、人类安全。克拉珀还确切指出了中东、北非、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东亚、俄罗斯和欧亚大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欧洲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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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的功效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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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活动的功效与用途，在这里狭义地理解为情报搜集和分析，取决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国家、部门和军方的决策者，以及有助于那些具体执行和实施决策者的政策和决定的人们。就这一点而言，有两个问题：情报以何种方式有助于这些人，哪些属性决定情报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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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情报可以在五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对国家决策者发挥作用：政策制定、计划、处理危机局势（范围从谈判到战争）、预警和监控条约遵守情况。国家政策制定者，在履行其政策制定职责过程中，确定外交、国防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基本主要原则，对重要事项决定特殊行动。洛克菲勒委员会1975年的报告，就情报需求进行了归纳：“情报是为政策制定者们搜集的信息，为他们阐明解释可选择范围，以使他们进行判断。精准的情报未必导致英明的决策选择。但是，如果没有过硬的情报，国家政策的决策与行动绝不可能有效地应对现实情况和体现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充分有效保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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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信息对政策的决策以及指导行动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它对计划决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某些计划决策可能涉及新武器的开发和部署。美国空军某项规定指出：“及时、准确和详尽的情报，是确立需求、制定与启动‘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Research, Development, Test&Evaluation）项目的关键要素，也是保持继续这一周期性努力的关键要素。”海军最新一项指示这样表述：“情报信息是我们了解外国武器和信息技术系统能力对我们构成现有和潜在威胁的关键，因而，是美国系统开发和决策过程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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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曾发生过一起事故，足以说明情报信息在武器开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当时，美国海军监测到苏联一艘最古老级别的核潜艇，以时速超过34英里迅速行进，而且显然还具备提速的动力。这个速度显然已超过中央情报局以前对此级别潜艇的估计速度，致使中央情报局下令对苏联潜艇速度进行重新全面估算。重新修正过的估计速度，刺激了美国海军启动其历史上最大项目——SSN 688级攻击潜艇的制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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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情报信息还使美国避免了不必要的研发和方案部署，由此节省了大笔经费。中央情报局拥有的几个重要的人力情报资源提供的情报信息，包括彼得·波波夫（Peter Popov）、阿道夫·托尔卡切夫（Adolf G.Tolkachev）和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Dmitri Polyakov），为美国政府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中央情报局两名前官员曾经写道，托尔卡切夫“早在苏联军用武器部署使用之前就提供了详细的情报，所以，提前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有关武器系统的信息。这些信息改变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研发方向，因此为美国政府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经费”。不仅如此，美国首个成功的照相侦察卫星系统，代号为“日冕”（CORONA），所获得信息消除了“导弹差距”引起的恐惧，从而使美国政府得以部署低空战略导弹，否则根本不可能完成。随后的系统，代号HEXAGON，在与苏联的军备控制协定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美国在战略武器系统开发支出设定了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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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计划决策涉及战争计划的制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8月）与“沙漠风暴”行动（1991年1月）开始之间的数月，美国搜集了有关伊拉克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电网设施、弹道导弹、空中防御系统、地面武装和空中武装力量等大量情报信息。获得的数据，使这场战争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完全以最新情报信息为基础。同样，美国1999年制定攻击塞尔维亚目标计划时，需要搜集和评估空中防御力量的情报信息。2001年准备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11年5月在巴基斯坦猎杀本·拉登行动时，都付出了巨大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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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报信息支持的其他决策，包括对外援助的终止和恢复、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实施，以及涉及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扩散相关交易的封锁。情报可以让决策者清楚地了解采取此类行动可能取得的效果，包括目标制裁国家的反应等。因此，当年卡特政府决定按照预定计划向沙特阿位伯出售飞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显示，如果美国退出这笔交易，沙特阿拉伯将直接从法国购买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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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力，正是根据所获的相关情报信息。1992年，美国，基于情报显示伊朗“值得可疑的采购模式”，进而先发制人，买进伊朗可能用来启动核武器生产的相关设备。阿根廷终止了与伊朗的部分销售计划，因为，美国政府担心，销售计划中所涉及的设备，可使伊朗具备将天然铀加工转化为初级高浓缩铀的能力。以类似的方法，美国政府成功地游说中国政府终止向伊朗出售一部大型核反应堆的计划，因为，该反应堆销售中还包括提供浓缩燃料，并允许伊朗进行与核燃料循环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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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美国截获伊朗一名高官与北京一名中层官员之间的通信联络显示，伊朗正在谈判某种化学品的“永久性供应”，这种化学品可被用来将自然分解铀转化为高浓缩形式而用于核武器。高层官员通知华盛顿，合同事宜已暂停，正在重新考虑。2000年春天，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位于圣彼得堡的D.V.阿弗勒莫夫研究院（D.V.Efremov Institute）有计划向伊朗提供某种激光设备，以用于铀浓缩技术。美国官员一经意识到了这项拟议中的交易，就立即强烈要求俄罗斯官员取消交易，原因是，用美国某位官员的话说，“毫无疑问，这种一站式方案提供的设备显然是为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在筹备2000年9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高峰会面期间，这一话题再次被提起。俄罗斯官员告知白宫官员，该合同已暂停，正在重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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