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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报信息支持的其他决策，包括对外援助的终止和恢复、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实施，以及涉及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扩散相关交易的封锁。情报可以让决策者清楚地了解采取此类行动可能取得的效果，包括目标制裁国家的反应等。因此，当年卡特政府决定按照预定计划向沙特阿位伯出售飞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显示，如果美国退出这笔交易，沙特阿拉伯将直接从法国购买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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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力，正是根据所获的相关情报信息。1992年，美国，基于情报显示伊朗“值得可疑的采购模式”，进而先发制人，买进伊朗可能用来启动核武器生产的相关设备。阿根廷终止了与伊朗的部分销售计划，因为，美国政府担心，销售计划中所涉及的设备，可使伊朗具备将天然铀加工转化为初级高浓缩铀的能力。以类似的方法，美国政府成功地游说中国政府终止向伊朗出售一部大型核反应堆的计划，因为，该反应堆销售中还包括提供浓缩燃料，并允许伊朗进行与核燃料循环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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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美国截获伊朗一名高官与北京一名中层官员之间的通信联络显示，伊朗正在谈判某种化学品的“永久性供应”，这种化学品可被用来将自然分解铀转化为高浓缩形式而用于核武器。高层官员通知华盛顿，合同事宜已暂停，正在重新考虑。2000年春天，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位于圣彼得堡的D.V.阿弗勒莫夫研究院（D.V.Efremov Institute）有计划向伊朗提供某种激光设备，以用于铀浓缩技术。美国官员一经意识到了这项拟议中的交易，就立即强烈要求俄罗斯官员取消交易，原因是，用美国某位官员的话说，“毫无疑问，这种一站式方案提供的设备显然是为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在筹备2000年9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高峰会面期间，这一话题再次被提起。俄罗斯官员告知白宫官员，该合同已暂停，正在重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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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在处理解决各类冲突过程中大有作为，最突出的就是处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随着总统决策第35号指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 35）的发布，即“情报需求”，克林顿政府明确指明情报“支持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行动以及行动计划与演习活动，即美国情报界的绝对优先的头等大事。不论作战计划制定得如何面面俱到，完美无缺，作战部队仍然需要有关敌方军队调配和行动方面的情报，需要有关对敌方设施和部队实施空中和其他打击效果的情报。因此，尽管“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前数月，已进行铺天盖地的密集情报搜集活动，在战争冲突期间，美国政府仍然需要开展高强度的情报搜集活动。同样，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作战行动需要广泛充分的情报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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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在解决非军事冲突事件同样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任何或多或少可以受到利益冲突的国家，如军备控制谈判、贸易谈判或国际会议。情报可以预示美国政府在谈判中能够将对方逼到什么程度以及美方在什么程度上调整自己的立场。1969年，美国截获了日本的通信联络，内容涉及华盛顿特区与东京之间关于日本恢复对冲绳的控制权的谈判。美国在与苏联谈判过程中依赖通信情报，致使达成美苏间第一个“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trategic Limitation Treaty）。2003年，联合国就伊拉克问题进行辩论期间，美国也借助了通信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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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还能够对任何即将发生的，针对美国或其盟国的敌对或不利的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提出预警。及时有效的预警，以保证作好充分准备、考虑应对策略和实施方案、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或军事行动，以达到阻止某行动或否认某行动的目的。1980年，根据人力情报信息，吉米·卡特总统警告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入侵波兰将引起严重后果。1991年3月，通信情报显示，伊拉克意图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叛乱武装。据此，美国政府警告伊拉克，美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2010年，美国破获并阻止也门密谋摧毁飞往美国境内的两架飞机，情报作用都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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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对评估其他国家是否严格遵守各项国际义务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举例来说，美国政府希望了解俄罗斯或中国是否遵守目前已生效的军备控制条约。情报在监控违反核武器协议和限制核扩散与试验行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993年，据报道美国政府对某国政府公然违背许诺，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巡航导弹一事极为关注。2014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进行新一轮地面发射巡航导弹试验，足以得出结论，莫斯科“违背其中程核力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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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必须解决相关的重要问题，且具备高质量和及时的属性，才能最大限度充分发挥作用。除非针对某一事件的情报评估，整理调整所有相关信息，否则，完整情报的质量可能受到影响。正如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ber）教授所论述的，“秘密情报是其他方式公开情报的延续。只要有些政府隐瞒其部分活动，其他政府，如果他们希望在完整和正确的信息基础之上制定其政策，就一定要设法揭开这些秘密。这无可避免地要采取多种不同手段和方法。然而，方式方法虽多种多样，结果却必须一致。因为，一定要这一结果符合我们可能称之为‘公开’情报的定义。也就是说，情报源于对公开或至少是现有资源的理性研究。事实上，情报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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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赖于所有相关情报信息外，评估过程必须客观。正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73年向国会阐述的，“任何关心国家政策的人，一定津津乐道于深信情报报告，而不是遵循国家政策。”同时，情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及时送达决策者，以便他们果断决策——或是在某国政府针对某一特定事务采取外交或军事行动前发出警告，以免行动不可挽回，或是下令破坏或阻止诸如此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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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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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40年前，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情报界，论其间谍技术、活动范围、超乎寻常的覆盖领域，以及诸多各类组织机构，可谓世界独一无二。”美国的情报活动，包括使用侦察卫星、飞机、船舶、地面站、安装传感器、计算机网络开发和海底监控/跟踪，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公开和秘密的人力资源从事情报信息搜集。它还包括获取和挖掘公开资源、外交材料，以及录像和文件资料。另外，美国情报界的工作人员，处理和分析运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和特殊开发的五花八门专业技术所获得的大量数据，去粗取精，分解提炼信息精华。国家情报计划（National Intelligence Program）和军事情报计划（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2016年的预算支出，预计分别达到539亿美元和179亿美元，用以资助超过10万名工作人员的美国情报界开展各项情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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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官方正式包括17个机构：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军方所属五个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美国禁毒署情报部门、能源部情报部门、财政部情报部门和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所有情报机构可分为下列4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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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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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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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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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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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五类情报机构——联合司令部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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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二章 国家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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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官方所属的17个机构中，4个属于国家级情报搜集和分析机构：中央情报局（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国家安全局（NSA,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国家侦察局（NRO,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从整体上说，这4家机构理论上的预算占据2013年度预算需求中的410亿美元（此为公开的最近年度预算请求）。另外两个未列入官方17个情报机构名单的国家级机构是特殊手段搜集局（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联合行动部门，其预算分别来自这两家机构）和国家水下侦察局（National Underwater Reconnaissance Office）。总体看，这些机构实际上拥有国家情报计划的全部预算，以及5万多名美国情报界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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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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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促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的建立，这是美国第一个核心的中央情报机构，其职能包括：间谍活动、秘密行动（从宣传活动到破坏行动）、反情报行动和情报分析。战略情报局标志着美国情报活动的一次革命，不仅仅是因为情报的诸多职能与功效完全由单一国家机构执行完成，还因为情报范围的广度更加宽泛以及由专家学者完成最后的完整情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鲁门（Harry D.Truman）总统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1945年10月1日正式停止办公。其秘密情报和反情报部门移交给美国陆军部，成立战略服务局，而其研究与分析部门并入美国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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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下令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同一时间，杜鲁门总统授权进行战后美国对外情报机构和需求方面的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成立美国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uthority）及其行动部门中央情报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最初，中央情报组负责协调、综合军方情报部门和联邦调查局（FBI,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搜集来的情报信息，之后不久，就被赋予了秘密情报搜集职能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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