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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在里根政府时期成为日渐重要的目标。虽然中美洲现在失去了优先性，但古巴仍然是重要目标。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信号情报站，过去包括了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的一个海军安全大队机构（Naval Security Group Activity），负责监控古巴的高频军事通信。虽然霍姆斯特德已经被关闭，但位于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第749军事情报营和海军信号情报单位操控的天线仍然以古巴和加勒比地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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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地面站是由美国和英美安全协定（UKUSA）盟国（见第十三章）操控，专门拦截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和其他的民用通信卫星的信号。这些地面站属于“梯队”（ECHELON）项目，该名称来自计算机软件的表现，能够根据关键词选择截获通信内容（尤其是打印材料，例如传真）。该软件，亦称“词典”（dictionaries），能够根据英美安全协定中任何国家适当的情报分析人员指定的关键词，检查被截获的通信流（尤其是打印的传真），并将带有关键词的通信内容自动转发给那些分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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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络所包括的地面站有：位于波多黎各萨巴纳塞卡（卡洛琳，CORALINE）；澳大利亚的艾丽丝泉；弗吉尼亚州的苏格格罗夫（森林线，TIMBERLINE）；华盛顿州亚基马（折叠刀，JACKKNIFE）。除了艾丽丝泉的地面站，其他似乎全都被关闭了。泰国有一个外国卫星站点（柠檬木，LEMONWOOD）。后来加入“梯队”网络的是位于三泽空军基地的卫星拦截设备。以前三泽是“情妇”（LADYLOVE）项目的地面站，该项目拦截通过俄罗斯的几个卫星传输的通信，包括闪电（Molniya）卫星、彩虹（Raduga）卫星、地平线（Gorizont）卫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国家安全局一直在考虑将三泽转变为“梯队”的一个站点，后来确实如此。2007年，三泽装备了新的能力，代号为“植物现实”（BOTANICREALITY），负责拦截来自目标卫星的视频信号。冷战的最后几年中，位于曼威斯希尔的拦截设备截获了俄罗斯“月亮便士”（MOONPENNY）项目下的大量卫星通信。不知道那里的卫星通信拦截设备是否还以俄罗斯卫星为目标，或者是否被重新分派了关注民用通信卫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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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不同的海军单位操控陆基信号情报传感器，指导高频测向（HF/DF）监控海军实施海洋监视和搜救行动。地面站通常使用AN/FRD-10天线阵列，名义上的范围达3000海里。该系统原来被称为“经典靶心”（CLASSIC BULLSEYE），在90年代初经历多年的现代化改进后改称为“经典活动龙骨”（CLASSIC CENTERBOARD）。这个变动使得整个网络重新命名为“瞄准线”（CROSSHAIR），同时将最终控制站的数量从三个（大西洋、太平洋和驻欧海军部队）减少为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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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FRD-10网络停止工作，但许多搜集站点加入了“瞄准线”网络，包括位于土耳其和科威特的移动HF/DF系统。另外，位于德国巴德艾布灵、塞浦路斯、中国台湾和韩国大邱的高频拦截系统也加入到“瞄准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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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领馆截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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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所描述的、占地极广的地基监听站外，由特殊手段搜集局操控的监听站则位于美国使领馆的里面或屋顶。这类监听站使美国能够监听使馆或领馆所在国家的内部军事、政治、警察和经济的通迅。这些监听站被称为特殊手段搜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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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莫斯科的使馆监听站最为著名。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该站拦截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车在莫斯科大街上来往时的无线电话通话，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席尼可莱·波德戈尔内和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拦截所得的通信流被传输了距中央情报局弗吉尼亚兰利总部数英里之外中央情报局所属的一个特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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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些对话只需要进行翻译，因此没必要在传输中将它们改变频率或者加密。自1971年这项代号为“舷侧”（BROADSIDE）使命的有关情况被媒体曝光后，苏联人开始加密他们的车上通话。尽管如此，美国设法拦截和解码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Ⅰ）签订后不久的一次谈话。格列奇科向勃列日涅夫保证，建造中的重型SS-19导弹将适用于较轻型SS-11导弹的发射管，这样根据该条约SS-19导弹是获得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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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常情况下，所获得的情报并不具备深远意义。参与该行动的一名前情报官员称，中央情报局“没有找到需要的内容，比如对斯洛伐克的入侵。其他都是些闲话，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可能还有波德戈尔内的性生活”。而同时，该官员又称，该行动“提供了有关苏联高层领导人个人性格方面的极为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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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置疑的是，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期间，监听站参与了对那些试图取代戈尔巴乔夫政府的人和反对政变的人之间通信的窃听工作。在被美国所监控的通信中，有的来自克格勃主席，也有的来自国防部长，他们都是政变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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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秘密监听站，现在或者一直常设在美国驻北京使馆、驻特拉维夫使馆、驻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驻圣地亚哥使馆、驻特古西加尔巴使馆，驻巴西利亚使馆、驻卡拉奇使馆内。特拉维夫站一直以以色列的军队通迅和国家警察通迅为目标。因此，美国紧密跟踪着警察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美国监听站的存在对于以色列官员而言并不是毫无察觉，因为特拉维夫使馆屋顶上数量密集的天线非常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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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译者），特殊手段搜集局监控警察和军事的通信，同时也监控与政府作战的军事力量的通信。布宜诺斯艾利斯站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危机期间，一直以阿根廷总参谋部的通信为目标，搜集到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快速传输至英国。卡拉奇领馆的窃听行动产生的情报与贩毒、恐怖分子网络和巴基斯坦核计划相关。1996年，内罗毕的特殊手段搜集局小组开始拦截该市五个号码打进和打出的电话和传真信息，据认为这些号码属于基地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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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特殊手段搜集局位于巴西利亚和新德里的两个站点显然是用于监控外国的卫星。特殊手段搜集局站点在监听外国领导人的通信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意大利政府的高层官员。除了外国卫星信号，这些站点还能够拦截移动电话信号、微波和毫米波信号，以及无线网络。表8.1列出的特殊手段搜集局无人远程站点和有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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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170296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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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途径信号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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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信号情报指安装监听装置和计算机植入，其中计算机植入是搜集信息或传输存储在计算机网络上数据的另一种方法。秘密信号情报还特指安装传感器以拦截电子信号，不论通信信号或非通信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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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装置中，最古老的就是传统音频监听装置，能够被放入电话、公寓或办公室。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196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称，“音频监听技术具有潜力，能够提供获取可靠、确凿情报的方法，而这些情报是政府用其他方式不可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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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特殊手段搜集局无人远程站点和有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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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技术搜集中，最著名且最老旧的两个方式就是窃听器和窃听电话。窃听器或音频装置由来自科技处的技术服务办公室的专家们和来自行动处的官员们进行安装，能够将某个房间内的所有对话传输到某个监控点。安装这样的装置的行动极为复杂。据《情报研究》上的某篇文章所述，“安装音频装置必须要执行‘完美犯罪’，它必须是完美的，不光在于你不会被抓住，而且在于从行动开始，到监听任务结束（有时是5年后），你都不留任何痕迹，这样的行动甚至经过深思熟虑；你的目标只要发现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蛛丝马迹，都会警告对手采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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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行动涉及监视地点、获得建筑和地板设计图、判断内部装饰和墙饰的颜色。必须注意房间内人员的活动以及安全巡逻人员的走动情况。一旦获得这些信息并经过分析处理后，就必须考虑判断秘密进入的时间和安装装置所需的材料，以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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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安装音频装置的目标之一是南越总统阮文绍。中央情报局送给阮的礼物是电视机和家具，其中安装了音频装置，使中央情报局能够监控他的个人谈话。中央情报局还试图在南越派驻巴黎和谈的观察人员的办公室和起居室安装类似装置。另一个受到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技术渗透的亚洲盟国是韩国。足以定罪大量证据，都是来自韩国总统府邸内的谈话录音，指控朴东宣贿赂美国国会议员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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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亨特在墨西哥城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对若干个铁幕国家的使馆安装了窃听器或截听电话。他在乌拉圭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对使馆和关键人员的起居室进行了技术渗透。菲利普·阿吉在乌拉圭逗留期间，有七条电话线被监控。包括苏联和古巴的使馆、领馆和商务处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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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或1983年，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所属的一个部门[当时被称为快速反应小组（Quick Reaction Team, QRT），后来被称为技术分析单位（Technical Analysis Unit）]将一个电子监听装置放入了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在巴拿马的一套公寓。通过向公寓的清洁女佣和守卫行贿，快速反应小组的一名成员得以将一个监听装置放入诺列加的会议室。此次行动获得了6段90分钟的录音，但没有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情报信息。快速反应小组还在古巴驻巴拿马的一名外交官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装置，当时趁这名外交官出门之际，特工们溜进他的公寓并装上了微型发射器，再次毫无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