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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伊朗的一条情报渠道，获得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该电脑保存了一枚核弹头的主要研究数据，包括引爆核弹的球形雷管数据。相关文件也反映了在核弹头中设计重型球形核燃料装置的方法，以确保该弹头在投射至目标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另外，这些文件显示，该核弹头是设定在目标区域上空2000英尺的高度爆炸，这是核武器爆炸的理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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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电脑中保存的文件中还包括一份复杂的设计图纸，反映了一件深入至地下130英尺的探杆，并配有能够用于测试地下压力和温度的传感器。该设备用于地下核试验的数据测量。一支测控团队被安排在6英里外的监测点。相关资料还包括了用于制造四氟化铀（又称“绿盐”）的小型化装置设计方案和2003年2月的最新数据。四氟化铀是铀气化过程中的中间产品。但是这些文件中缺少建设指令和付款票据等证据，而只有这些证据才能证明核武器项目已经超越了前期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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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称，2010年4月，伊朗发生的动乱“推动了该国官员倒向西方或向西方泄露情报，并且产生了一波关于伊朗核武器项目的情报高潮。”当年10月，伊朗官方对外宣称，一些能够接触该国核设施的个人向西方情报机构提供了秘密情报，以换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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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中央情报局利用在叙利亚军方研发生化武器项目的一名线人，搜集有关叙利亚方面使用病原体武器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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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在南亚地区的情报活动主要针对印度、阿富汗和“基地”组织。在印度，曾有6人在1977年因受美国方面指使从事间谍行动而被起诉。这些人不仅有条件从印度主战飞机的设计和生产中心获取有关情报，还能够获得苏制枪械、导弹和雷达的设计图。根据一名印度政府前高级官员的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一名印度高级公务人员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印度核武器项目的情报。印度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一名前官员称，“我们知道美国人在印度安插了线人。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线人不仅能够掌握印度核武器试验的计划，还能够阻挠印度核武器研发进程。”2006年，一名在微软集团工作的印度前情报官被捕，随后一名美国驻印度使馆的高级官员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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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有机会布置一条能够直接联系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渠道，当时此人身处也门。该渠道同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联邦调查局曾认定本·拉登当时有资助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的意图。《华盛顿邮报》曾报道称，该渠道提供的情报曾成功化解了一次恐怖袭击风险，当时恐怖分子密谋袭击共济会（Masonic）在洛杉矶的一次聚会。这名线人后在波斯尼亚（Bosnia）被“基地”组织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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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的数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了一个由15名阿富汗人组成的小组，在阿富汗长期跟踪本·拉登，获取了不同类型的情报。曾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小组查明了本·拉登出现在某处建筑中，该情报后经卫星图像和通信监听加以印证。“9·11事件”发生后，这些阿富汗籍线人使用卫星电话向美国政府方面报告了多个藏匿塔利班武装分子和军火物资据点建筑物的精确位置，这些据点分布于坎大哈市的西区，后美方根据这些情报于2001年10月5日对相关建筑实施了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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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几天后，一个代号为“JAWBREAKER”的中央情报局情报小组被派往阿富汗，与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协同工作，负责为即将前往阿富汗的美国战斗部队提供情报。该小组掌握的信息来源包括与北约方面共同招募的塔利班士兵，也有在北约控制区招募的平民，这些人在塔利班方面有朋友或亲戚关系，而且他们愿意冒险穿越敌人防线传递情报。2001年9月27日至10月26日期间，这些情报渠道产生了400余条情报信息，为美军战斗机空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大提高了供给精确度，并使空袭对目标周边的附带损害程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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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曾有报道称，“基地”组织仍对这种渗透破坏行为无动于衷。但是在一年半以后，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官员开始着手从恐怖组织内部招募发展更高级的间谍。中央情报局一名前官员曾提及“我们对基地组织的渗透。”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曾向记者透露，判定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风险的方法就是“渗透到恐怖组织内部去，掌握恐怖分子是否意图实施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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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中，渗透到恐怖组织内部的方法是招募在关塔那摩关押的犯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关塔那摩设有一处秘密设施，代号为“PENNY LANE”，用以安置已经同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但尚未“重返”基地组织的线人。在这些线人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代号为“PLEDGE”的账户获得报酬，帮助中央情报局掌握了数名基地组织高级成员的行踪，并利用捕食者无人机空袭予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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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指示已经从事线人工作一年时间的巴基斯坦籍医生沙基尔·阿夫里迪（Shakeel Afridi），带人在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接种疫苗，重点关注该城市中可能藏匿本·拉登及其家族成员的居民区的乙肝病毒和15岁至45岁之间的妇女，通过分析DNA特征排查对比分析本·拉登及其家族成员的踪迹。阿夫里迪医生的一名助手设法混进了居民区，但是没能获得与本·拉登家族基因进行对比所需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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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地区，中国是最重要的人力情报目标。至少有一项对中国某研究院的渗透工作发展了一条渠道，能够获取中国与多个国家存在核方面往来的相关情报。20世纪80年代，该渠道能够获取一批涉及敏感问题的情报，包括：中国向阿根廷和南非派遣核专家；中国技术人员援建巴基斯坦核武器开发项目；中国科技人员代表团在巴基斯坦的卡胡塔（Kahuta，巴基斯坦科技人员在该地从事铀浓缩工作）的一处离心机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1982年年底或1983年年初，位于瓦赫（Wah）一处保密设施的巴基斯坦科技人员向中国科学家展示了一份核武器设计方案，并征求改进此方案的建议以及核弹头的引爆技术（该技术与中国第四次核试验所使用的技术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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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一名自称是导弹专家的男性走进台湾安全局，并提供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份20页的文件是1988年提交给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备忘录。该部负责导弹设计生产，并负责实施中国未来导弹力量发展的五年计划，该计划中就中国和美国的武器特征进行了对比。台湾方面将相关情报连同这名主动投靠者一并移送至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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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主动投靠者频繁返回中国大陆，最终带回了超过700份文件，共计13000页。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翻译小组飞往台湾，着手翻译相关资料。同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测谎专家对这名主动投靠者进行了测试，通过测试结果判断此人主动愿意为外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的行为是否存在欺诈。该名专家在测试后返回美国，帮助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研判此次行动是否为中国情报机构的谋略设计。最终，虽然研判认为该主动投靠者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但是美国方面仍倾向于认为此人是双面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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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台湾核项目的情报，出自长期为美国从事间谍工作的张宪义上校（原台湾核能研究所副主任）。张宪义在1987年任候补军官时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并变节。张宪义所提供的情报反映台湾当局曾秘密建设能够用于提炼钚的秘密设施。建设该设施的行为违背了台湾对美国做出的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承诺。美国方面施压台湾当局，要求终止该秘密设施的建设工作，并关闭了台湾最大的民用核反应堆（美国方面认为该反应堆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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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寻求从恐怖组织、贩毒集团和武器扩散网络等组织中发展线人，以应对相关领域跨国问题。乌尔斯·廷纳（Urs Tinner）就是此种类型的线人。廷纳的父亲自己拥有或参股多家瑞士的精密机械公司。廷纳本人自20世纪70年代起向巴基斯坦和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Q.Khan）提供零配件。2000年，廷纳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后又说服他的父亲和兄弟共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廷纳一家人得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伊朗和利比亚核武器项目的秘密情报，以换取总额可能近1000万美元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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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廷纳前往马来西亚的精密仪器工程公司（SCOPE）工作，该公司由阿卜杜勒·卡迪尔·汗下属公司的名义创建，表面上从事生产用于石油工业的高科技零件。廷纳事实上发现该公司生产了离心机零件，并且运至一艘名为“中华号”的货船上，准备运往利比亚。廷纳将相关情报提供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而其他国家拦截了这艘货轮，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利比亚终止了核武项目，并向美国提供了有关本国核装置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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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军方情报机构的公开和控制（如秘密渠道）的情报资源，能够提供各类多种情报。1993年财务年度，军方情报来源反映过波黑塞族针对波黑穆斯林的集体屠杀和暴行、德国新纳粹团体的兴起、阿尔及利亚前线伊斯兰教救世军（Algerian Front Islamique de Salvation）、巴拿马国家警察（Panama National Police）策划诸多针对美国利益和公民的暴力行动、俄罗斯主导的能源项目、古巴生化战项目发展情况、朝鲜采购高级地道掘进机以及俄罗斯支持阿富汗军事政变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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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者和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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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者和流亡者也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冷战期间，美国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叛逃者项目，由中央情报局的跨部门叛逃者委员会（Interagency Defector Committee）直接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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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者能够解决通过技术搜集手段所获得的信息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瑕疵。在一个案例中，苏联一名叛逃者被要求“分析一张美国方面用摄影机偶然拍摄的照片，该照片中的一处重要位置被云团遮挡。专家们花费大量时间，试图分析出到底是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设施。美国空军一名军官称，‘维克多仅简单看了一眼，就肯定地判断我们分析认为存在严重威胁的地方事实上无关痛痒，同时指出了此前分析的滑稽之处，也给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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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包括一名尼加拉瓜叛逃者罗杰·米拉达·本格西亚（Roger Miranda Bengoechea）。本格西亚是高级军官，也是尼加拉瓜所有军事顾问的主要联络人，因此有条件获得有关古巴在这个国家的情报信息。在变节之前一周，本格西亚走遍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所有的军事基地，并且出于医疗原因频繁前往墨西哥，因此可能在变节前就已经向中央情报局传递了情报。根据尼加拉瓜国防部门的调查，米拉达复制了空军作战计划以及其他关于马那拉地区炮兵部队和其他设施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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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叛逃者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情报，不过有相当一部分是伪造的。一位伊拉克籍高级科学家，阿卜杜拉·阿卜杜尔·阿巴斯·哈木扎（Khidhir Abdul Abas Hamza）1994年离开伊拉克，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伊拉克核项目的重要情报。哈木扎是来自巴格达方面变节的最高级别的科学家，能够利用直接的岗位条件提供有关外国供应方、伊拉克核科学家的待遇、伊拉克在铀浓缩等方面的相关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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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会一份报告，伊拉克主要反对派伊拉克国民大会在1994年10月“移交了一连串来自伊拉克军队和共和国卫队低职级主动叛逃者，这些人能够提供有趣的情报”。1995年夏季，萨达姆的两个女婿叛逃至约旦，并受到美国官员的讯问。其中一名叛逃者是侯赛因·凯穆尔·哈桑中将（Hussein Kamel Hassan），负责工业部和军事工业化项目，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项目。另一名叛逃者是萨达姆·凯穆尔·哈桑中校，负责总统安保事务（不出意料的是，在被遣返回伊拉克后，两名叛逃者都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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