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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和国防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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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情报身份的旅游人员往往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在美国研制出卫星监控苏联境内和其他无法进入的地区之前,旅游者所发挥的情报搜集作用比当今时代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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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驻欧洲空军部队曾实施过一个利用旅游者搜集情报的项目,名称为“CREEK GRAP”。根据美国驻欧洲空军所制定的项目制度记载,“和平时期,美国空军部队和空军司令部的非军事人员、其他美国籍雇员、承包商在履行正常业务或者纯属偶然的机会中,能够有机会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在战时和非战时,美国空军驻欧洲部队人员必须有能力把握任何预料之外的情报搜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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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旅游者以外,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属于潜在的情报提供人员中的一类,这些人经常与外国朋友、亲戚以及住在外国军机降落、起飞地点附近的人保持联系。美国驻欧洲空军的制度还规定了拍摄飞机的程序,必须是包括以下内容的照片才是有价值的:(1)驾驶座舱内部;(2)武器控制系统、操作台;(3)座椅;(4)武器装备;(5)电子系统(导航系统、雷达、黑匣子等等);(6)推进系统(进气口、可变几何结构、燃料供给系统零件、油箱);(7)文件和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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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的军方旅游者曾经在非洲负责搜集政治情报,以及有关维护美国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安全所需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对美国军事人员的威胁、一般安全威胁以及机场和港口的情况。如果某国发生政变,“这些途径需要提供有关该国周边五个邻国的大量数据,其中两个国家可以考虑作为美军部队的集结待命区域。美国军队一般会非常重视有关机场的情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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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资源处(National Resources Division)负责访谈商人、游客和专业人员,筛选条件是上述人员在境外期间接触过敏感人员或到过敏感地点(例如伊朗和中国)。该部门所关注的信息包括外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和政治态度、特定地区的军事活动,或外国科技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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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访谈受邀前往中国会见中国方面核工业科技人员或访问核设施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包括乔治·基沃斯(George Keyworth,在1981年就任里根总统的科技顾问前夕受邀访华)、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Agnew,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在1989年访华)、丹尼·斯蒂尔曼(Danny Stillman,1990年至1999年先后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信息部负责人身份以及私人身份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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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利文(Sullivan)曾九次访华,前往中国多处核设施参观考察,参观时配备了录像摄像设备。在访问中国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时,苏利文和助手拍摄了大量核设施照片,相关设施此前因为受云层遮挡而未能被侦察卫星拍摄。苏利文参观过上海核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核设施,上述机构从事中子发生器和中子发生源的研究。苏利文等人还拜访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当于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利弗莫尔和桑迪亚核设施)的领导。除此之外,苏利文还参观了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该所从事核试验监控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并负责罗布泊的核武器测试。苏利文参观和访谈所得资料均提供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其中包括2000名在核武器研究设施工作的中国科技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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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和200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了大约30名在美国国内居住但在伊拉克国内有亲戚的伊拉克人。这些伊拉克人同意返回伊拉克搜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相关情报。其中之一是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的萨乌桑·哈达德(Sawsan Al-haddad)医生。2012年5月,她受命前往伊拉克与其兄弟萨阿德·陶菲克(Saad Tawfiq)会面,此人在巴格达居住,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此人能够获得伊拉克核武器项目的关键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萨乌桑·哈达德了解一系列问题,培训她掌握了密写技术。哈达德医生的兄弟告诉她,虽然萨达姆计划在制裁终止后重启核武器项目,但是当时还没有已经启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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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官和特种部队都通过旅游者搜集情报。2009年,彼得雷乌斯将军(后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曾利用雇佣军、外国商人、学者和其他人员收集有关武装分子或恐怖分子情报和位置。另据报道称,2005年前后,美国特种部队曾“利用商务运输通道穿越伊拉克东部边境潜入伊朗境内,雇佣间谍使用收购水果等掩护名义穿越边境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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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人员的交友和日常活动,经过情报分析员问讯和分析后,也能够产生情报价值。国防部人力情报人员负责实施的“外国军事情报搜集行动”(FORMICS),就是对“有条件接触潜在外国情报的国防部工作人员进行公开的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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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十二章 公开资源、现场挖掘搜索和外国军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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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和人力的情报搜集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有关外国政府和国内外组织的重要情报。公开渠道、检获的文件和视频以及外国军需物资都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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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源获取是指利用合法方式获得口头、文字或电子形式的资料。除了由人力渠道或通过互联网获得的文件和视频之外,在已被美军或盟军占领的外国政府或恐怖组织区域和设施内,也能够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外国军备采购,包括武器系统或相关零件,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人员窃取、叛逃者携带或者秘密购买(由美国政府或者受政府委托的私人机构购买)。分析这些物资能够判断对手能力并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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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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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源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不同类型间或有一定的交叉重叠。第一类是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第二类是互联网,包括在线出版物、博客、讨论组、公众传媒(民众用收集拍摄照片并上传)、Youtube网站和社交媒体网站(如脸书、推特和聊天网站)等多种来源。在对2014年6月马航17航班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事件、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叛乱、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的监控过程中,这些信息来源被证明能够发挥作用。国家情报公开资源中心一名负责人认为,Youtube网站能够提供“一些独一无二且准确可靠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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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1995年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政治视角敏锐性且亲临事件发生现场的观察者通过分析评估,能够提供独到见解以及有关政治活动组织计划和实施的情况;而从互联网对热点事件相关报道中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该报告还提出,“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都是不具备情报价值的无聊对话”,互联网上信息的准确性是存疑的,需要加以验证。因此,互联网的另一个用途是通过提醒可能存在的重要方面,并且允许我们更加准确地调整搜集方向,帮助我们找到更加可靠的美国情报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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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公开的政府数据,可以阅读印刷版本或在线查阅,相关形式有政府报告、预算、听证、电话簿、媒体发布会、网站和演说。除此之外,还有专业的学术出版物(期刊、会议、论文集、学术论文、学术演讲和学位论文)、商务数据(商业图像、金融和行业分析,以及简氏、律商联讯、法克提瓦、DIALOG系统、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等数据库)。还有所谓的灰色文献,即1995年由美国跨部门灰色文献工作组定义的“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国内外公开资料,但不适合通过正常渠道或系统加以出版、传播、书目管理或通过书商、签约代理商出售”的文献资料。灰色文献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报告、预印本、专利、工作底稿、商务文件、未发表作品、论文以及时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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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告认为,利用公开资源能够搜集以下情报:(1)提供突发危机和地区不稳定事件的初期信息;(2)详细研究主要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领导人以及恐怖分子和犯罪人员;(3)研究地理、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安全影响;(4)国内外政策调整的动向;(5)有关军事力量组织、装备和部署的情况;(6)分析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7)信息战应用战略;(8)调查犯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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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时任当时的中央情报小组主任的罗斯科·希林科特(Roscoe Hillenkoeter)写道,“80%的情报都是来自外国图书、杂志、广播等普通的渠道,以及熟知国外事务人员提供的一般信息”。中央情报局专门负责搜索本·拉登的团队负责人认为,“公开资源情报在全部需要掌握的信息中占90%”,原国家情报副总监认可这一观点,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前高级成员则认为这一比例应达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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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会收集外国科技出版物和军需物资、有关外国武器系统的出版物、训练条例手册、军事组织规划文件、地图以及城市规划。1992年的一项外国科技信息参考和摘要数据库收录了1000万条记录,其中有600万条是非保密的。到1992年末,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参与了8000多个商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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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可以通过阅读印刷版本或者在线浏览报纸、杂志、商业期刊、学术期刊和政府出版物等渠道,获得有关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的数据。通过已公开的资料能够获得关于拖垮欧洲政党的内部矛盾、法国或俄罗斯的军事发展、日本国防和贸易政策、激光和计算机技术先进发展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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