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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 DOLLAR”多次重复回收坠落在太平洋的苏联试验弹头。按照国际协议，苏联方面必须说明相关试验可能影响的地区。在美国水下探测系统（如声呐监听系统）的帮助下，美国雷达跟踪了这些弹头，准确判断其影响的地区。在试验完成后，民用钻井船被派遣至太平洋试验地区回收不能自毁的火箭前锥体。电脑系统配合美国卫星引导船只进入预定位置，同时用声呐和磁力计监视目标。空军外国技术部的科研人员分析这些回收的火箭前锥体的设计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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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BRIGHT STAR”行动期间，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第513军事情报小组人员能够监测评估苏联和其他国家遗留在索马里的通讯设备。相关人员检测并修复了81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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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并没有降低对获取苏制、俄制武器系统的重视程度。除了提供关于当前俄罗斯武器系统创新方面的情报外，相关行动还能够防止未来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苏制、俄制武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军事装备的基础，而且俄罗斯不断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例如，1990年，苏联出口了多种高科技战斗机（苏-7、苏-24、米格-21、米格-23、米格-29、米-17、米-24）。1998年，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空军的大部分战机都是苏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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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美国从伊拉克贾立巴（Jalibah）空军基地回收了Fulcrum-A型米格-29的机头部分。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分析员从该部件中拆解了“前卫-I”型雷达和Fulcrum的搜索追踪系统（一套热追踪设备），两个部件都非常值得研究。1991年4月，陆军从德国获取了T-55和T-72型坦克，多种信号通讯设备、小型战场武器、自动步枪和迫击炮，这些都是东德军队遗留的武器。1992年末，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参与了一项从苏联前加盟共和国购买先进技术的项目。1992年，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获取了一架Flogger型米格-23战斗机，这架战斗机最初由俄罗斯出售给一家芬兰公司，后经这家芬兰公司出售给一名美国公民。但是这架飞机被美国酒精烟草火器管理局扣押，理由是购买者非法携带飞机上的23毫米机炮入境。目前，这架飞机在该中心的外国物资仓库中保存了五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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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美国与摩尔多瓦共和国签署了购买21架米格-29核打击战斗机的协议，协议标的包括：1架Fulcrum-B型教练机、6架Fulcrum-A型、14架改进型Fulcrum-C。此份协议的目的是阻止这些装备出售给伊朗，但是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极为成功的情报成果”，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成功获取米格-29战斗机。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将米格-29称为“当今世界最具威胁的战斗机”。这批飞机被拆解后运往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位于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总部，交由相关专家“研究这批飞机的战斗性能和不足”。据称，其核引线系统以及核防护部分都是分析人员研究的重点，因为美国方面获得的其他型号飞机都不能用来运输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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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防部通过实施代号为“Bail”的项目，购买了数架苏-27喷气发动机用于测试和情报目的。当时，中国在台湾海峡部署了数百架苏-27战斗机。除了战斗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都装备了苏制坦克和地对空导弹。苏制地空导弹在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古巴以及朝鲜的装备中占有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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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也对外出口其最先进的地空导弹系统，S-300 PMU型（美国称其为S-10 GRUMBLE）和S-300V（SA-12A/B GLADIATOR/GIANT）。不出预料，美国成功获取了这两种系统。在代号为“柳树沙”（Willow Sand）的项目中，美国还通过东欧国家政府获取了31套飞毛腿B导弹和4辆MAZ543型运输竖立发射车。这些导弹都已经用于试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是国防部情报局导弹与太空情报中心的情报获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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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防部外国物资获取和分析项目正在寻求“获得所有可能在未来冲突中使用俄罗斯和中国飞机”。该项目计划掌握全世界的地空导弹，以研发规避技术；掌握所有新型雷达，以便改进隐身技术；掌握所有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以便提高对饱和攻击的承受程度。在此项工作中，私营国防供应商承担了大部分任务。获取目标是两套俄制武器系统：VA-111型火箭鱼雷（Shkval torpedo）和3M80白蛉（Moskit）反舰导弹（北约代号为SS-N-22 SUNBYRN）。美国方面大概已经获得了SA-15B型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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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十三章 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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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技术和人力情报方面有大量投入，美国仍然需要将通过与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的联络与合作获取情报作为其情报体系的重要部分。正如时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5年所说，“美国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源单方面地搜集所有需要的情报信息。我们必须借助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各类多样的情报共享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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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够通过与外国情报安全机构方方面面的合作关系中获益。如果合作伙伴的地理空间位置条件适合实施针对目标的多种技术收集行动，那么美国就能够增强国外监控突发重大事件的能力。美国方面经常会支持建立情报搜集站点，以换取所收集共享的信息。在当地缺少外交代表的情况下，合作的情报机构能够代替美国经营间谍。合作伙伴还能够提供额外的人力或设备，用于搜集或保存情报。另外，合作伙伴的分析人员提供的说明和分析能够增强对外国发展情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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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也会伴随着风险。合作机构可能被对手渗透，从而使对手掌握美国的搜集活动和成果。20世纪70年代，国家侦察局将“CANYON COMINT”号卫星所获得的情报提供给了英国，交换条件是英方提供能够处理海量截获材料的解码器。杰弗里·普赖姆（Geoffrey Prime）是参与解码工作的人员之一，同时也是克格勃招募的间谍。1999年，澳大利亚国防部情报机构的图像解码员吉恩·菲利普·维斯皮莱尔（Jean Philippe Wispelaere）被指控企图将美国卫星图像出售给外国政府。2012年，加拿大海军特瑞尼特情报中心的杰弗里·德莱尔（Jeffrey Delisle）上尉（曾在渥太华加拿大国防情报总部工作）被披露自2007年起向俄罗斯情报部门提供美国的绝密情报数据。国家安全局一份情报文件报告称，情报数据显示，伊朗人可能与土耳其国家情报机构信号情报总监存在联系，而该机构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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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联络关系可能导致合作方了解存在针对其本身的技术，正如国家安全局期刊登载的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对美英合作协议中的）第三方“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情报目标”。合作方也会向美国方面提供曲解的事实，试图以此影响决策使其更加符合本国利益。另外，美国设置于某国的情报搜集设施，那么所在国可能会有动机借此敲诈利益或寻求报复，例如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军售问题上发生矛盾而关闭美国导弹监控设备。最后，合作国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合作，但是同时也会将美国行动数据提供给美国的目标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内务情报总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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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合作安排以非常正式的形式存在已久，涉及最为敏感的情报收集形式。其他的则是范围较小，反映出美国与该国的共同利益还较为有限，或者只是关注某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或目标。另外，交换安排可能涉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情报部门。某些安排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和某国的反情报机构合作，而其他的安排可能是与国家安全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合作，或者是服务性情报部门与其外国对应机构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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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会在实质上延伸至美国感兴趣的所有情报学科和应用：通信情报、人力情报、地理空间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太空侦察、公开来源情报、反恐行动、反毒品行动、分析与数据交换。另外，美国与外国的情报合作的总量可能会进一步推进合作关系的深化，也是美国与该国整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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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情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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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美国在制作目标区域卫星图像以及分析地理空间情报方面的能力是其重要资源——侦察卫星群——的成果体现。近年来，在该领域的能力持续强化。合作联盟国家能够获得美国卫星图像成品，例如英国可以获得“CORONA”图像，而以色列获准使用KH-11卫星图像。近年来，加拿大、以色列、日本、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等美国盟友也开始运行电子光学或雷达探测图像侦察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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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空间飞行器不在目标区域时，这些合作国家的卫星能够提供补充，从而缩短覆盖重要目标的时间间隔。这些新增的能力可以增加外国采取防范、欺骗措施的难度，并压缩中止军事调动的预警时间。日本、以色列和其他盟友是否已经向美国提供卫星侦察图像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基础是临时性安排，还是已经达成图像共享安排协议等情况一般不对外公开。不过，考虑到美国曾经向这些国家提供过卫星图像情报，在这些国家的侦察卫星拍摄到与共同利益相关的目标时，美国方面也很有可能能够获得相关情报，例如通过日本获得有关朝鲜和中国的卫星影像，通过以色列获得有关伊朗和叙利亚的卫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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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卫星影像能力的国家也可以提供图像解读支持，帮助分析解译美国卫星拍摄的大量图像数据，提供本国能够掌握的专业信息。因此，尽管在所谓的“五只眼”联盟（除了加拿大和美国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中只有加拿大和美国拥有卫星侦察能力，但是五国的地理空间情报机构都是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合作方。所有的五国——地理空间情报联盟体系成员——每个季度都能参加关于地理空间情报的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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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原来归属澳大利亚国防情报局的图像情报职能被划归至新成立的澳大利亚图像情报局（AIO）。该局拥有分析数字图像的能力——这些图像是由美国电子光学图像卫星传回的。2000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该局与其他军事单位整合后组建了国防图像和地理空间情报局（D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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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澳大利亚国防图像和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合作关系体现在前者在后者的总部设有办公室。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宣称，“我们在地形测量、航空和航海信息等方面存在合作需求。由于太平洋地区海域广阔，因此这种部门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在上述领域与澳大利亚方面合作紧密，通过此种合作能够利用海量的卫星侦察数据掌握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最优质地形测量结果。”当年，美国和澳大利亚还签署了加强部门间合作以及增加卫星和航空侦察情报交换的协议。美国驻堪培拉使馆发出的一份电报称该协议的签署，旨在“使两国在地理空间情报方面的合作达到与信号情报合作相同的水平。”澳大利亚也可以通过运行自己的影像卫星的方式参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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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在加拿大的合作部门是加拿大地理空间情报总局（DGI），该部门能够从事地图测绘、影响解析和气象学三方面的工作。2006年，加拿大军事联合影响中心（CFJIC，将整合为地理空间情报总局的一部分）帮助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解析有关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的影像资料。2006年，有两名加拿大联络官常驻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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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夏期间，加拿大地理空间情报总局与英美两国的地理空间情报单位共同参与了阿富汗“RAMPANT LION2”行动，为加拿大部队和联军部队提供实时的地理空间情报支持。2010年1月海地地震后，应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要求，加拿大军事测绘机构（Forces Mapping and Charting Establishment）绘制了海地地区的测绘地图。具体的合作还包括美加两国地理空间情报机构互相派驻联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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